一些零碎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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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對人身攻擊比較脫敏,既不願意去對他人動用這招,對於他人的攻擊一般也不大會跳腳。所以即便被廣義地概括進入對巧克力不耐受群體,我也不覺得有啥——反而覺得這個梗比較有趣。

不過,話說回來,也許這只是因為它沒有觸及我的痛點。而且,當然,我不能就這麼簡單地推己及人,覺得人身攻擊(比如被暗指為狗)對他人也失效。

由此想到那句常被掛在嘴邊的「道德只能律己,不能律人」。這話聽來高大上,實則經不起現實的敲打。如果道德真的對他人毫無約束力,它便退化為一種個人潔癖或審美偏好。一項行為準則之所以能被稱為「道德」而非「習慣」,恰恰在於它天然帶有某種公共性。在「我選擇這樣做」的背後,始終隱含著「你也應當如此」的隱蔽預設。

但反過來,我也反感直綫式地要求別人同樣站在我的道德立場上。我覺得這個同樣,而且可能更加,站不住。以我的善觀念逼迫你,既沒有共同前提,也不過是把私人判斷冒充成公共權力。

那麼,問題就來了(我永遠覺得到處都是問題)。如果道德確實需要對他人產生某種約束,又不能由任何一個人直接把自己的道德判斷變成對別人的強制,我們究竟要如何完成這個轉換?

我所想到的可行路徑是迂迴的。雙方共同訴諸一條被默認高於各方的準則,由它自上而下地產生約束。

如同一國議會或者使用羅伯特議事規則的其他群體,與會者並不彼此約束,他們通過事先議定的規則與主持人約束對方。我們共同承認了一個第三者:它不屬於你,也不屬於我,但我們都同意讓它在必要時約束我們。

這一步,其實就是從道德走向法律,從私人判斷走向公共規則。

羅伯特議事規則(第11版) – JF Books | 季風書園羅伯特議事規則(第11版) – JF Books | 季風書園

這個思路的弱點當然也很明顯。規則自己不會執行。規則還是需要主持人,主持人則需要也會產生權力。因此,道德的約束力如果要真正作用於他人,必然要借力;任何社會中,它首先和主要借的是公權。在現代語境下,公權可以理解為公眾通過共同規則與程序,協同讓渡部分權益而形成的權力體。

無論是不是被樂意接受,公權成為了私人道德與他人行為之間的一座橋。既然是一座橋,那麽道德就既可以向政權求助,也可以主動為它輸送助力。

檢舉和告發便是最古老的輸送管道。一個人把自己對另一個人的判斷交給公共權力,請求後者替自己完成原本無法完成的行爲。這其實也是一種負面撬動其他人生活乃至生命的杠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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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的銅匭、後來各種制度化的告密,以及東德斯塔西的線人網,都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國家投放了大量資源,使個人得以把自己的觀察、懷疑乃至敵意轉化為國家可以處理的案件。

但這種杠桿並不廉價。斯塔西要把相當比例的公民變成線人,背後需要巨額的財政、人力與行政能力;古代告密也同樣需要官府受理、調查、形成卷宗並作出處置。

杠桿的供應成本,決定了誰能握有杠桿,也決定了杠桿能被使用到什麼程度。因此,握有這種能力的人始終是少數,檢舉也通常不會成為較正常社會的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我還記得小時候聽相聲,就聽說過「一張郵票,八分錢;一封信,查半年」這種說法。現在看來,八分錢簡直廉價得不可思議;不過,當年的八分錢其實也是一個成本門檻。你必須先付出這八分錢,才有可能啟動後面那一整套機制。

網絡時代真正改變的,是另一根杠桿。那就是民意,尤其是某一時刻聚集起來的民意熱點。

撬動民意的難度,與信息傳播成本負相關。好消息也是壞消息,這個成本如今已經趨近於零。過去,一個人的指控要想傳到足夠多的人耳中,需要報紙、電台、熟人網絡、某種組織或者甚至運氣;今天,只需要一個帖子、一段視頻,甚至一句截圖中的話。和運氣。

就是說,並不是「傳播免費了,所以所有事情都能獲得同樣的力量」。恰恰相反,當傳播幾乎免費之後,稀缺的東西便從傳播轉移到了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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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會閱讀所有舉報,也沒有人會關心所有道德爭議。只有命中某些敏感點的議題,才可能在巨量信息中脫穎而出;只有獲得足夠注意力的事件,才會讓機構感到自己「必須表態」,或者感到這個事件具有足夠的利用價值,值得藉機表態。

網絡時代出現了一種新的串聯。輿論本身通常並不直接懲罰當事人。它更常做的是製造一種壓力,使某個機構不得不動用自己的權力。民意成了撬動公權的杠桿。個人並沒有直接獲得公共權力,卻可以用極低的成本,把公共權力的注意力吸引到某個人身上,甚至在一定條件下促使它採取行動。

事情到了這一步,公權就不再只是「被民眾徵用」了。機構本身也可能主動利用民意,為自己的行動提供正當性,或者利用一場現成的道德風暴處理原本就想處理的人和事。

原本單向的「輿論→公權」開始形成一個循環。個人製造輿論,輿論迫使機構表態,機構的處置又反過來為輿論提供新的正當性。

文章開始提到的「狗」問題,就是這種機制的一個樣本。北理工一位教師因課程言論遭到圍攻,課程停開,最終被解聘。據説現在追查範圍又從言論蔓延到學歷、論文乃至親屬。

其中許多具體指控尚待核實,我在這裡並不想判斷案件本身的是非,只感興趣其中所呈現的機制。一個原本局部的言論爭議,如何在輿論動員之下獲得更大的注意力,再由注意力轉化為機構必須回應的壓力,最後使追查範圍沿著新的支點不斷擴張。

我們知道這樣一個模式,因爲我們看過了太多類似的故事。當一個議題已經獲得足夠注意力,最有效的做法往往不是停留在原本的爭議上,而是繼續尋找更強的道德支點。性別對立之外,還可以尋找學術特權、裙帶關係、階層不平等,乃至家庭與私人生活中的其他問題。相信互聯網,它會一路尋找到更能撬動注意力的標籤。

這些支點並沒有一個中央機構負責瞄準。恰恰相反,正因為成本由整個注意力市場分攤,沒有人需要為每一次錯誤的瞄準單獨付帳,也就沒有人真正對整個方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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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和傳統的告密制度有一個重要差別。傳統制度即使存在告密者,也至少可能設置某種對虛假控告的制度性風險,例如誣告反坐之類的原則。你把一個人推入司法程序,自己也並非完全不需要承擔後果。網絡參與者則往往幾乎不承擔錯誤的代價。一個帖子可能在幾分鐘內傳遍數萬人。發帖者即使最後被證明錯了,也未必需要承擔與他所造成的損失相匹配的成本。甚至,很多時候根本就不知道誰是始作俑者。

傳統極權或專制體制下,舉報的瓶頸在於「供給側的成本」。國家需要投入龐大的財政與行政資源去養育線人、審查卷宗。而在網絡時代,舉報的供給成本已被壓至極限,真正的瓶頸轉向了「需求側的注意力」。

總而言之,網絡讓杠桿的價格發生了雪崩。接下來,當一根原本昂貴的杠桿突然變得廉價,當一根足以改變他人命運的杠桿變得隨手可得,它就不再只屬於少數人。更多的人可以嘗試使用它;更多的衝突可以被送上杠桿;更多的私人判斷可以被轉化成公共事件。當使用者不必為錯誤付出相應成本時,理性結果反而可能不是更加謹慎,而是“放到網上去試試”。

到了這一步,道德本身的位置也變了。當力量不再主要取決於準則的內容,取而代之的是取決於它能否命中注意力,準則便容易退化為標籤,成為杠桿的潤滑劑。標籤原本是為了讓複雜的道德判斷更容易被理解;最後卻可能變成一種讓複雜事實甚至無需被理解,就可以啟動懲罰的工具。

這正是整件事情最反諷的地方。

我們最初之所以把道德交給公共權力,是因為不希望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判斷去懲罰別人;我們需要一個高於各方的規則,以及一個被共同授權的執行者,來結束私人之間互相施加約束的狀態。

可是,當輿論成為一根極其廉價的杠桿,而公權又可以被輿論低成本半推半就地選擇性調用時,原本為了讓道德不至於無力而借來的力量,反過來又可能把道德變成最廉價的武器。

衆所周知,廉價的武器,使人人都可能成為別人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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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在《利維坦》第十三章指出,即使最弱者也足以殺死最強者,憑的是暗中謀劃,或者與人結盟。霍布斯設計主權者,正是要讓人們交出彼此判斷、懲罰與報復的權力,換取一種不必時刻提防他人的生活。

所以,利維坦並沒有終結暴力。它壟斷暴力,并且不輕易授權給私人,從而避免了私人之間可以任意把自己的判斷轉換成對他人的強制。

如今利維坦仍然存在,但某些人卻可以通過輿論,以極低的成本調用它。因此它不再只是所有人的共同約束,也開始成為某些人攻擊另一些人的工具。考慮到東大的具體情況,我其實應該說,它更加成為某些人攻擊另一些人的工具。

當然,這並不是完整的自然狀態。脆弱性仍然分佈不均:只有那些公開足跡較多、依附於厭惡風險之機構、或者本身缺乏足夠反制能力的人,才更容易成為被撬動的對象。因此,它與霍布斯意義上的自然狀態並不相同。

我寧願把它稱為一種局部而有選擇的自然狀態。利維坦沒有消失,公共權力也沒有瓦解;恰恰相反,正是那位本應終結自然狀態的主權者仍然存在,卻使私人可以通過注意力與輿論,低成本地調用它的一部分力量。

然後,最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們並沒有回到前利維坦世界,但是在這個利維坦世界裡,人們重新獲得了一部分通過把利維坦用起來,讓所有人與所有人互相爲敵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