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龐大固埃若有德
《時には母のない子のように》
今天和朋友聊起Carmen Maki,除了她和Blues Creation的合作,我最喜歡的還是她甫出道的這首歌。
關於這首歌,還有一樁少年時的糗事/趣事。
當時聼這首歌,因爲不懂日語,我根本不知道歌名啥意思。當然,現在也不咋懂日語;不過現在無非是舉手之勞,就可以上網查證。當時,卻得雷急火急的騎著自行車去新華書店翻日漢字典,才勉强把名字中那幾個日本漢字串懂了。
但是同時卻犯了一個致命錯誤。現在我知道了,「時には」是「有時」的意思,可是當時的我給無師自矇地理解成了「時間/じかん」。於是原標題「有時像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被我理解為「時間像沒有母親的孩子」。
時間,being motherless。
沒有源頭、沒有依歸,被拋擲而流逝。這幾乎是一句可以獨立成立的斷片式哲學命題了。何等蒼涼,何等抽象。我不禁對寫下如此絕妙題目的人肅然起敬、五體投地、佩胡佩胡......可原來卻是一場誤會。
類似的誤會後來還發生了不少。
工作後,有次應酬,別人給介紹一位政府工作的姐姐認識。我一聽人家的名字,她叫「官驚局」——哎,這個名字好啊!我跟大姐真心地套近乎。後來她接著發名片,結果人家叫「關金菊」。
來加拿大後,認得一個叫於鴻雁的姑娘。「鴻雁於飛,肅肅其羽」——“令尊是不是熟讀《詩經》?”
“啊,別逗了,我爸是個文盲。”
這樣的情況,不勝枚舉。

後來我讀了Usurla Le Guin翻譯的《道德經》,大惑不解之餘也有點欣慰:原來這種誤讀不是我一個人才有啊!原來把這些誤讀攢在一起竟可以出書啊!
Le Guin那個版本,當然,是刻意為之的「不懂裝懂」。她自己在導言裡也坦承不通古漢語,是靠着大量既有英譯本,尤其是Paul Carus那個逐字對照本,拼湊、感受出來的版本,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被公開承認、甚至被方法化的「望文生義」。
這就和我的Carmen Maki例子有點微妙的區別。
我的誤讀是不自覺的、被語言能力局限逼出來的偶然;Le Guin的「重寫」則是自覺選擇的、帶著詩人身份的授權。她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只是選擇不被字面意義綁架,去追求她認為的「精神對應」,而不是「文獻對應」(詩人耍流氓啊!)。
不過話說回來,這個區別可能沒有表面看起來那麼穩固。因為所有理解本質上都是某種「受限之下的重構」。差別只在於,我作為普通讀者的「限制」是被動的、恥於承認的,而譯者的「限制」被合法化、甚至被架構成一種方法論姿態。
Le Guin不通古漢語卻譯出《道德經》,某種意義上跟我不通日語語法卻讀出「時間像沒有母親的孩子」,兩者背後可能是同一種認知機制在起作用。語言能力的缺口,反而給了意義生產更大的自由度,因為我無知而不受原文語法結構的規訓,只能訴諸更直觀、更意象化的整體把握。
當然,這說法本身有風險。如果推到極端,就會滑向「誤讀即創造,無知即優勢」這種可疑的浪漫化敘事。這顯然站不住腳。多數誤讀只是誤讀,不會產生任何有意思的東西。Le Guin的版本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她畢竟是個訓練有素的詩人,有能力把偶然的縫隙轉化成語言上站得住的東西。
我的即興誤譯多半只是趣聞,頂多是個人記憶裡的小火花,稱不上「創造」。所以精確地說,語言能力的缺口是「必要」條件(提供了偏離字面的空間),但遠不是「充分」條件。沒有那份把偏離重新組織成有意義形式的能力,缺口就只是缺口,什麼也生產不出來。

類似的還有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來世」例子。
他在《譯者的任務》(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1923年作為波特萊爾《巴黎風光》德譯本前言)裡,用的關鍵詞其實是Überleben(存活、繼續生存)和Fortleben(繼續活下去),并不是Nachleben(這個詞在他其他的作品中出現過)。但在藝術史脈絡裡,尤其容易讓人聯想到瓦堡(Aby Warburg)所討論的圖像母題跨時代的「餘生」或「後續生命」。
問題是,Harry Zohn的通行英譯把Überleben/Fortleben都譯成了afterlife。要知道,這個英文詞本身帶著比原德文更強的宗教意味:不是單純「繼續活下去」,而很容易讓人想到「死後的生命」「來世」。中文的「來生」「來世」又在相當程度上是經由這個英語語義場而獲得現代讀者熟悉的宗教意味。
一次翻譯上的語義偏移,反過來給Be本雅明的思想增加了一層原文中沒有那麼突出的彼岸性。這其實很本雅明。
順便説一句,本雅明的核心主張(我也强烈支持)是,翻譯不是原作的複製或服務,而應該是原作生命的延續。即原作通過翻譯進入一個新的「存活」階段,這個階段甚至可能比原作誕生時的意圖走得更遠。
他有一句常被引用(但幾乎不可能被恰當譯出)的說法,大意是:一部作品的可譯性(Übersetzbarkeit)本身就內在於原作,不是後來添加的屬性——換句話說,原作「召喚」了它未來的翻譯,翻譯是原作潛能的兌現,而非外在的模仿。非常神道是吧?也很給勁。
所以本雅明認為好的翻譯不該追求「意義的傳遞」(不該讓譯文讀起來像是原文的替代品),而應該讓譯文的語言本身因為承受了原文的壓力而產生變形、鬆動。他有一個很漂亮的意象:譯語應該像彩色玻璃那樣承受、透過原文的光,而不是把原文完整搬運成一個看似透明的替代品。這就跟我上面討論的「誤譯的生產性」有微妙但重要的關係了。
本雅明談的不是因無知而誤讀。他認爲翻譯本身是一種必然的、結構性的變形過程。哪怕是精通兩種語言的譯者,翻譯這個行為本身也會讓語言彼此「傷害」、彼此重塑。
這是他更接近神學的地方:翻譯被賦予了某種彌賽亞式的任務——所有語言分別把握了「純語言」(reine Sprache)的一個殘缺碎片,翻譯的終極使命是讓這些碎片彼此指認、趨近那個從未存在過的整全語言。
有趣的是,本雅明說翻譯必然改變原作;可是他自己的翻譯理論進入英語世界時,也必然要經過翻譯。於是,英語譯本中的afterlife,又反過來改變了英語讀者所理解的本雅明。翻譯理論本身,也逃不出它所描述的翻譯命運。我不知道你們想到了什麽,我的眼前反正出現了那個修屋頂把自己給封死了的泥瓦工。

龐德(Ezra Pound)的情況則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而且比一般印象中更複雜的,「誤譯」。
首先,他手上根本沒有中文原文。他用的是東方學者芬諾羅薩(Ernest Fenollosa)留下的筆記,這些筆記本身已經是經過日本學者口述、逐字注音、附帶漢字字形分析的二手材料。
龐德在《華夏集》(Cathay, 1915)裡對李白等人詩作的處理,經常被漢學家指出有明顯的誤讀。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這些誤讀並不只是把一個詞翻錯了,而是會在跨語言、跨文字、跨文化的層層轉換中,產生新的意象。
比如《長干行》中「十六君遠行,瞿塘灩澦堆」這一段。對中文讀者而言,「瞿塘」「灩澦堆」首先是具體的地名,並且帶有三峽水路險要的文化背景。
龐德(跟着Fenollosa筆記裡的日語漢字讀音轉寫)把這兩個地名處理成了"You went into far Ku-to-Yen, by the river of swirling eddies"——「Ku-to-Yen」其實是「瞿塘」(Qutang)經過日語讀音扭曲後的音譯殘片,再加上「灩澦堆」的「灩」字而成。同時,這個名稱帶有「堆」(暗礁堆)字義、直接標示地理凶險的部分,翻譯後完全消失,被抽象化成了"the river of swirling eddies"這個泛泛的意象修飾。具體地名的「所指」被架空了,變成一個聽起來神秘、異國情調的專有名詞。
詩末「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龐德處理成,"If you are coming down through the narrows of the river Kiang, Please let me know beforehand",可謂有點時差了。
不過這可能是因為前面提到"the river Kiang"。「江」本是通名(河、江的意思,泛指長江),卻被當成專有名詞「Kiang/長江」處理,好像那是一條叫做Kiang的河,而不是「這條大江」。從東漢王充《論衡·書虛》就已經拿「江」去指稱丹徒江、錢塘江、吳淞江這幾條不同的水道,到了唐代,「江」作為泛稱大河的通名用法早已穩固。在這首詩中,由於巧合(比如三巴和瞿塘等暗示了是長江),「Kiang/江」確實就是長江,不過其中曲折變遷,就不是龐德那三磅(Pun intended!)大腦可以理解的了。

但龐德案例真正有意思之處,如艾略特那句「我們這個時代中文詩的發明者」評語所雲,是他把這些「誤譯」轉化成了一種方法論自覺——他在〈作為手段的漢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據芬諾羅薩遺稿整理)裡,刻意(且在漢學上站不住腳地)主張漢字是「表意的」、直接呈現動作與意象,而非拼音文字那樣的抽象符號。
這個理論當然本身是錯的。漢字絕大多數是形聲字,不是他想像的純粹象形。但這個「美麗的誤解」恰恰催生了意象派(Imagism)詩學最核心的原則。它們反對抽象陳述、追求「直接處理事物」的意象呈現。換句話說,龐德不是像我的日語歌那樣被動地誤讀,他是主動地、意識形態地選擇相信一個對他的詩學工程更有用的誤讀,然後以此為槓桿撬動了整個英語現代詩的走向。
誰知道呢?雖然我畢生都在說中文,不過可能他才是石破天?

這樣看的話,我和Le Guin、本雅明、龐德四者之間其實構成了一個譜系,可以按「誤讀的自覺程度」排列。
我的日語誤讀是完全被動、無意識的;Le Guin是有意識地選擇詩意優先於字面精確;本雅明理論化了翻譯本質上必然的變形,把誤讀/變形提升為翻譯的本體論條件;龐德則是最極端的一端——把一個他大概率知道站不住腳的語言學主張,工具化為詩學革命的槓桿。
這四者在對誤讀的知情程度,以及誤讀被容許轉化為方法的社會/文化資本的程度上每況愈......上。
我的誤讀只能停留在私人記憶裡,因為我既沒有詩人的權威、也沒有選擇把它理論化的動機或場域。因此同樣結構的認知事件,現在也只有我一個人能追認之為「創造」。
這種因「誤讀」而來的創造隨著技能(本身就是一種語言,或者說黑話)的增多而增多。我讀詩,於是有「時間是沒有母親的孩子」;我讀武俠,因此有官驚局;我讀《詩經》,因此有「鴻雁於飛」。
在那幾秒鐘的震撼裡,我就是我自己的龐德——即使世界後來遞給我一本權威字典,把這個美麗的泡沫刺破了。
現在我學西班牙語,於是下面這個段子對我而言,也是值得一聲狂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