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MAGADETH
今天看群聊,看到館長問,「自小受過批判性思考教育和辯論實踐的美國人民,為什麼都會被(Trump)愚弄?」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覺得,底層互害(銹帶窮鬼們試圖驅逐無證移民)雖然是中了真正拿了大頭的人的奸計,可是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個囚徒困境(但它不是自然發生的,下面會說到)——因爲你不去害其他的底層,就可能短期内死得(或者活得)更慘。而長期就更別説了,可能根本熬不到什麽長期。
![長期下來我們都死了] 這是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Keynes)的一句名言有上過經濟學的人應該都有聽過這句話](/media/b08bbf82ed91175f46cd.webp)
我一下子可以想到好幾個例子。但讓我先從美國自己説起。
杜波依斯(W.E.B. Du Bois)在《黑人重建》裏講過「白人性的心理工資」(psychological wage of whiteness)。他的論點是,南方窮白人在物質利益上其實跟黑人勞工更接近,跨種族的勞工聯合本來對雙方都更好,可是資本方給窮白人一個「心理工資」,例如,種族地位帶來的相對優越感與制度性特權(比如能進某些工會、某些崗位保留給白人,等等)。
這個側支付(side payment)小到不足以真正改善他們的物質處境,卻大到足以讓「跟黑人合作」變成個體理性上的劣勢選擇。剝削並不需要讓被剝削者相信剝削是正義的;它只需要讓不同的被剝削者相信,彼此合作的成本高於彼此競爭的成本。
從博弈論的角度看,這裡最值得注意的甚至不是「他們被騙了」。操縱最成功也是最要命的形式,恰恰是把錯誤的政治認知嵌入正確的個體理性中。只要支付結構沒有改變,即使一個人已經意識到自己正在被利用,他仍然可能不得不做出那個對自己而言最理性的選擇。
這幾乎就是我看到的「拿了大頭的人的奸計」的最早期、最經典的學術表述了。一個本可以是協調賽局(coordination game,大家都清楚合作優於互害)的局面,被人為地重新定價成了囚徒困境。

説起「囚徒困境」來,很多被通俗使用這個名稱的局面,嚴格說起來根本不是Prisoners' Dilemma。它們更多情況下是協調賽局(Coordination Game)或者保證賽局(Assurance Game/Stag Hunt)。兩者的形式差異看起來很小,但政治含義非常大。
真正的囚徒困境(尤其是單次而非重複博弈),有一個很硬的特徵——背叛是優勢策略(Dominant Strategy),即不管對方做什麼,你背叛都比合作好,所以就算雙方完全信任、完全溝通,理性個體依然應該背叛。
但Stag Hunt不是這樣。合作-合作是其最優均衡,背叛-背叛只是另一個(較差的)均衡。問題也不在於誘因結構,而在於信任與協調的缺失。因此,一般來説,只要能建立可信的承諾機制(溝通、聲譽、保險),局面自己就自動會滑向合作,不需要改變任何一分錢的支付。
真囚徒困境則不同。它的自然起源固然並不罕見(搭便車、演化欺騙、安全困境都是,但是這裏就不展開了),但這些自然起源的囚徒困境通常是局部的、不穩定的、有制度性出路的。真正罕見、也真正可疑的,是一個囚徒困境在有明顯可行解的情況下卻能長期穩定存在。
這就相當於你被一個醫生治療,結果總是有斷腿不癒或者小病不斷。這種「反常的穩定性」,才是囚徒困境被有人刻意製造/維護的訊號。
日常中更常見的,幾乎都是本質上可解的Stag Hunt/協調賽局。問題在於,掌握制度性資源的一方可以通過添加側支付或懲罰,直接改變參與者的支付排序(payoff ranking)。原本雖然有風險、但仍然可以通過協調實現的合作選擇,就被重新定價成了個體理性上的劣勢選擇,甚至進一步變成背叛的優勢策略。
換句話說,一個本來需要解決的是「如何協調」的問題,可以被人為改造成真正的囚徒困境。

杜波依斯講的「心理工資」,放在博弈論中來看,就是這種操作。
資方往payoff matrix裏加了一筆錢,把「跨種族團結」從風險主導(risk-dominant)但仍是可達成的均衡,變成連理論上都不該選的劣勢選擇。所以,當我們發現某種囚徒困境時,第一個反應應該是沿著支付的源頭去查一查,它是不是其實是被製造出來的?
因爲很多所謂的囚徒困境,製造者的手法不是憑空發明一個困境;他們只需要挑選一個本可以靠信任解決的協調問題,注入額外支付/懲罰,就可以偽裝/轉化成一個結構上真正無解的困境。
這裏我們就可以補充前面的括號内容了。不只是「底層互害恰好呈現為囚徒困境」,而且這個囚徒困境往往是被設計出來的,不是自然生成的副產品。
MAGA對移民的敵意,結構上幾乎杜波依斯講的是同一套邏輯的當代版本。移民身份的分層(公民/合法居民/無證)本身就製造了一個可以被利用的斷層線,讓資方能用工資套利,同時讓本地勞工把憤怒導向水平方向而非垂直方向。
東大的對應物我覺得更明顯。戶籍制度(農民工/城市戶籍之間的分層)本身就是國家親手劃出的制度性斷層,它把本可以形成共同利益訴求的勞工人口切成不同的法律身份等級,然後讓城市戶籍勞工對「外地人」、「農民工」產生資源排他的情緒。
當然,西大的移民制度和東大的戶籍制度並不是同一套制度,它們的法律目的、歷史形成和具體運作方式都有很大差異。但如果把分析層次從制度名稱降低到博弈結構,就會發現二者存在相當明顯的機制同構。都是通過制度性身份分層,把原本可能形成共同利益的勞動者切割開來,使他們彼此競爭(越來越)有限的工作、福利和公共資源,從而把本來可能「向上鬥爭」的分配矛盾,轉化成「向旁鬥爭」的身份競爭。

經典囚徒困境要靠「未來的陰影」(shadow of the future, Robert Axelrod語)才可能靠重複賽局、聲譽機制走向合作。Axelrod講得很清楚,只要貼現因子夠高,Tit-for-tat 之類的策略能穩住合作。
但在現實中,操縱協調賽局使其蛻化為囚徒困境者,往往不需要直接告訴你「合作沒有價值」。他只需要讓你相信,你「熬不到」合作產生回報的那一天。
一個人如果相信「我現在不搶這個工作,明天就可能活不下去」,那麼即使他知道「如果所有人都不互相壓價,十年後我們都會更好」,後一個收益在他的實際決策中也幾乎等於不存在。
煽動恐懼也不只是簡單的情緒操縱。操縱者們是在利用恐懼壓縮人的有效決策地平線(effective decision horizon),目的是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結構:
越不穩定的處境,越迫使人採取短期策略;越多的人採取短期互害,彼此的信任與組織能力就越弱;信任與組織能力越弱,處境就越不穩定。最後,「我們根本等不到合作收益」本身就成為阻止合作發生的理由。
移民/外地人敘事的作用,除了轉移物質矛盾之外,還可以在協調賽局中製造一個極具情緒黏著力的聚焦點(focal point)。讓每個人都開始預期「別人會背叛」,於是自己也不得不先行背叛。
這一點在Stag Hunt中尤其重要。合作均衡之所以可能失敗,不一定是因為合作本身的收益變低,也可能只是因為每個人都相信其他人不會合作。當這種預期成為共同預期,原本可以通過溝通、組織和可信承諾實現的合作均衡,就會被鎖死。
因此,身份政治敘事真正厲害的地方未必只是「告訴你誰是敵人」,而是替你洗腦了一個關於他人策略的預期——(讓)你相信其他人會排斥移民、會搶你的工作、會首先保護自己的利益;於是,即使你原本願意合作,也會因為害怕成為唯一一個合作的人而退出。如果這種局面進一步被制度性的側支付和懲罰固定下來,它就不再只是協調失敗,而可能真的跨過支付排序的門檻,變成真正的囚徒困境。
這大概是為什麼單純的「戳破謊言、告訴大家其實是資本/體制的錯」這種啟蒙式介入效果有限。因為就算認知上被說服了,只要貼現率和聚焦點沒變,個體理性計算仍然指向互害。
人為製造的囚徒困境當然不是無解,但解法往往不在於教育囚徒如何更聰明地背叛。
找到那個操縱者,那個正在替他們定價的人。搞清楚,誰在提供側支付?誰在施加懲罰?誰在縮短他們的決策地平線?又是誰在告訴他們,「如果你不先傷害旁邊的人,旁邊的人就一定會先傷害你」?
總之——
——把那個製造者扳倒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