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納稅黨人

文章配图

得悉AfD將要奪取德國Saxony-Anhalt邦邦權時,我正在讀布萊希特的詩。

説起布萊希特,人們引用最多的要不就是,「那一年,天空不下雨,只下鐵」,或者就是,「當我擡頭,它已不知去向」。後一首被用於一部電影,The Lives of Others/《竊聽風暴》。很多人可能就是第一次從中知道布萊希特。

我讀的不是這些。我讀的是一首《哦德國,蒼白的母親》。原詩的英文版如下:

文章配图

沒有太好的翻譯版,所以我找AI整了一個:

文章配图

翻譯成中文,可能感覺不出什麽特別的地方;但是英文Pale和德文bleiche其實是有點特殊含義的。

《啟示錄》6:8這麽寫的:ein bleiches Pferd, und der darauf saß ... Tod,翻譯成英文就是,a pale horse, and the one sitting on it... Death。「一匹蒼白的馬,坐在上面的那個...…死亡」。

當然,更遠的賀拉斯的《頌歌》1.4裡那句「Pallida Mors aequo pulsat pede pauperum tabernas / regumque turris」(蒼白的死神,以同樣的腳步敲擊窮人的茅舍與帝王的高塔),可能是《聖經》措辭的來源。

那麽布萊希特爲什麽要用Pale/Bleiche這個詞來形容祖國母親呢?我當然不會說,因爲他明確地「引用了《啟示錄》的pale horse或者賀拉斯的《頌歌》」云云——這個最多是我的尋思。

不過他所使用的 “pale/bleiche”,本身就處於一個已經被基督教文化深度染色的象徵場中,因此 “pale mother/bleiche Mutter” 很容易與疾病、死亡或末日形成共振。

布萊希特本人毫無疑問對宗教意象非常熟悉,他的作品也經常故意挪用、反轉基督教語彙。加上接下來寫的內容又恰好充滿了被殺死的兒子、血、犯罪和德國受到玷污這樣murderess式的形象,最終Mutter還成為「Gespött oder eine Furcht」(嘲笑或恐懼)的對象,所以我這種尋思並不算是牽強附會吧。

「祖國母親」不是真正的母親,据小楊說,這個母親其實是榮格原型中的「大母親」。

榮格其實對他本人提出的「大母親」(Great Mother),論述相對零散。真正把「滋養/吞噬」這組二元性系統化、並且明確用「Elementary Character」與「Transformative Character」兩極來分析的,是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的《大母神》(Die Große Mutter,1955)。

不過不管怎麽講,「大母親」不是單純的慈母。它本身就是一個兩極原型。正面來看,它是母腹、土地、家園、庇護、滋養、出生、歸屬;再看負面,它也是吞噬、埋葬、黑暗、束縛、退化、死亡。也就是說,Mother gives life precisely because Mother also contains death。

這很好理解。在人類早期的神話中,毀滅從來不是一件道德敗壞的事件,它總是一種和創造伴生的神跡。所以,甚至可以說,母親作為「大地」時,生與死本來就是同一個循環的兩面:生出你的,也最終把你收回去。

但是當祖國/母國熟練運用這個意象,要求甚至强徵它的人民去從事「保衛」它的戰爭時,這是一種僭主式的自稱。蒼白的「大母親」“索回”它“贈與”的生命。——但是它什麽生命也沒有贈與過。

客觀的說,母國的確“給”了一些真實的東西,比如語言、身份、基礎設施、社會化的歸屬感,等等。但把這些「較小的給予」偷換成了「生命本身的給予」,從而僭取了對等的、絕對的索取權?把一個本屬社會契約層次的東西(公民身份、國家提供的保護與福利),鎖相到生物學層次的絕對義務(母親賦予生命→子女以死報償)?

這個鎖相之所以能得逞,恰恰是因為「大母親」原型本身就自帶了那種前邏輯的、不容置疑的絕對性——它不需要論證,它訴諸的是比理性更古老的臍帶記憶。

換句話說,母國的僭越,是它借用了一個真實存在但層級遠遠更低的給予,去兌換一個只有生物學母親才(勉强)有資格索取的絕對回報。如果它真是母親,本应该保护孩子的母亲,反过来即將吞噬自己的孩子。

布萊希特在1933年流亡途中寫下這首詩,當時納粹黨(NSDAP)剛剛通過民主選舉一步步登頂。而今二戰後首次極右翼政黨在一邦選舉中成為最大黨,雖然組閣談判如何收場仍待觀察,危害如何尚且不必過於悲觀。可恰恰在這個時間點讀布萊希特,確實有種歷史迴響的荒謬感。

但是,既然「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我們野正是爲了同樣的原因讀詩,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