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Pork Soda

一、禁忌研究中的一個難題
群聊時看見大家討論沙漠教的飲食禁忌,有個有趣的發現。
當問及猶太教或伊斯蘭教為何禁止食用豬肉時,人們一般很快就會給出兩種截然相反卻又都比較自洽的理論。
第一種理論認為,豬曾經具有神聖或近乎圖騰的地位,禁食豬肉保留了某種敬畏之心。人們不會食用自己所敬仰之物。比如印度教徒不能食用牛肉。第二種理論則相反。豬後來被視為不潔、不祥或危險之物,禁食豬肉表達的是厭惡而非敬重。
在缺乏確鑿歷史證據的情況下,這兩種解釋在內部邏輯上都比較自洽。禁食豬肉這一事實本身並不能反駁任何一種理論,因為禁食豬肉與這兩種理論都相符。
這是一個奇特的現象。兩種表面上截然相反的動機理論(敬畏與厭惡)都毫無矛盾地指向了相同的行為結果。
我想探討的問題,並非哪一種理論正確(都不正確
)。我更感興趣,為什麼禁忌結構如此必然地引發這類詮釋上的對峙?其他人類行為領域會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二、趨向與迴避
我最初的直覺,是將「不進食」理解為更廣泛的規避(avoidance)行為之一。規避行為具有一項值得注意的性質:相同的外部結果,往往可以由彼此截然相反的心理狀態所產生。人們可能因敬畏而遠離某物,也可能因厭惡而遠離某物;可能因珍惜而保存它,也可能因恐懼而避免接觸它。不同的評價方向在行為層面卻共同坍縮為同一件事情,「不做」。
人們迴避某個物體,是因為它是神聖的,因此不可觸碰;人們迴避某個物體,是因為它是被污染的,因此令人厭惡;人們迴避某個物體,是因為它是珍貴的,因此需要保存;或者因為它令人憎惡,因此需要避而遠之。截然不同的評價立場,比如敬畏、厭惡、節儉、恐懼,最終都導向同一個可觀察的結果:不消費。
與趨向行為形成對比,愛慕、敬畏、犧牲、保護這些行為都具有明顯的方向性。它們指向特定對象時的明確性是迴避行為缺乏的。

如果一個社群為某種動物建造神殿、舉行儀式處理它,或在所有其他牲畜之前餵養牠,那麼合理的動機範圍就會大大縮小;趨向行為本身就蘊含著意圖的證據。
相較之下,迴避行為在動機方面是對稱的。同樣的負空間可以由相反的力量來塑造。從這個角度來看,豬肉禁忌揭示了人類解釋中普遍存在的動機不對稱性。由於不作為比作為更不確定,禁令比其積極的對應物更容易容納相互排斥但同樣自洽的理論。
當然,這裡其實隱含著一個尚未檢驗的假設。造成詮釋開放性的,究竟是規避(avoidance)本身,還是規避行為通常所呈現出的另一種結構特徵呢?如果兩者其實可以分離,那麼「趨向/規避」或許只是某種表面現象,并不是真正具有解釋力的變數。
三、一個壓力測試
我還試想了兩類反例。行為的方向——趨向(approach)vs.背離(avoidance)——本身並非真正起解釋作用的核心因素。
低解析度的趨向行為(Low-resolution approach),同樣具有高度的未決定性(underdetermined)。 試想那些位於「趨向」極點、卻幾乎不具備任何積極內容的行為:沉默、包容、許可、忍耐,等等。
當面對一項主張時,當事人的「沉默」可以代表贊同、蔑視、恐懼、順從或單純的冷漠——五種互不相容的內在狀態,全都坍縮成同一個可觀察到的「非事件(non-event)」。包容則更具啟示性,因為它通常被定義為「對原本可能採取的積極回應進行壓抑」;在結構上,它不過是穿著趨向語法的背離行為。如果單憑「方向性」就能解釋未決定性,那麼這些案例理應能夠免疫背離行為所帶來的模糊性。然而,它們並沒有。
高解析度的背離行為(High-resolution avoidance),則往往是被高度確定的(well determined)。 反過來說,試想那些帶有濃重儀式機制(dense ritual apparatus)的繁複禁忌:精心分級的淨化程序、依接觸程度精確調校的懲罰、按等級劃分的污染階層,以及針對「誰可以在何種條件下靠近該物件」所訂定之差異化規則。
在形式上,這依然屬於「背離」,但這是以細微顆粒(大量的細節)呈現的背離。衆所周知,細微的顆粒大幅縮窄了可相容的動機空間。
一個精心分級的污染分類學,指向的是「潔淨與危險」的理論架構,不是「神聖禁忌」的架構;因為基於敬畏的禁忌,通常會附帶一套不同的敘事機制(關於越界與神罰的故事),而非一套關於可控污染及其補救措施的技術性機制。背離行為一旦累積了足夠的程序細節,它就不再像是一個空白訊號。它開始變成一個可被清晰閱讀的訊號。
這兩類反例都指向了同一個方向:決定行為詮釋開放性的,並不是行為的方向向量(趨向或背離該事物);其他因素,比如行為本身所攜帶的結構量,才是至關重要的。
四、行為解析度
因此可以將論點修訂如下。未決定性(underdetermination)所追蹤的是行為的「解析度(resolution)」,不是其「方向性」。
所謂行為解析度,是指一項行為本身所包含的可區分結構,包括程序、例外、角色分工、等級制度、時間序列以及伴隨的敘事機制等等。一項行為所包含的可區分結構越多,它所攜帶的證據能力(evidential power)便越高;反之,若行為僅剩下「做」或「不做」的二元形式,其對於動機的辨識能力便極為有限。
它不是不能成為證據,但是它所提供的是一種極低解析度的證據,因此往往不足以區分彼此競爭的動機理論。
因為一個比特(one-bit)的輸出,根本無法區分出可能產生該比特的眾多潛在原因。相反地,一個具有差異性的行為(按程度分級、嵌於特定序列中,並伴隨其自身的解釋機制)則攜帶了多個比特。因此每一個額外的比特,都會進一步縮窄與該行為相符的動機空間。每增加一層可區分的制度結構,例如程序、例外、角色差異、懲罰等級、補救措施或神話敘事,都會排除掉一部分原本仍然相容的動機假說。
「不吃豬肉」單獨來看,作為一個非此即彼的簡單事實,它幾乎是一個純粹的二元對立。它是一個將敬畏、厭惡、經濟考量與恐懼一併坍縮於其中的對焦點;超越這個對焦點之後,坍縮發生,沒有任何進一步的信息得以存留。
但是,“不吃豬肉,並伴有一套十三級的禮儀不潔等級,以及與接觸程度相對應的淨化儀式”就不同了,這就不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概念。它是一個豐富的結構;豐富的結構在詮釋上往往是相對被高度確定的(well-determined)。
我發現這種重新表述,將原本的「背離/趨向(avoidance/approach)」區分處理為一種在實務上常見的特例。因爲原本區分雖然可能解釋了部分現象,但是沒法將其當作起支配作用的法則。
背離行為(avoidance behaviors)往往屬於低頻寬,因為「拒絕」通常是精細化程度最低的路徑——僅僅「不做某事」,遠比「圍繞著不做某事來構建一套完整的機制」要容易得多;相對地,趨向行為(approach behaviors)光是要被執行,通常就得需要更多的基建(如一座神殿、一套禮儀儀式、一套榮譽分配制度,等等)。這些基建在運作的同時,也順帶無可避免的編碼了其背後的動機。
當然,這只是一種統計上的傾向,並非概念上的必然。這也是為何前述的兩個反例能夠成立:解析度與行為方向是可以被剝離的,當兩者發生分歧時,決定權在於解析度。
五、共時與歷時的未決定性
到目前為止,本文討論的都是單一歷史時刻內的未決定性。然而,豬肉禁忌還包含另一種完全不同來源的詮釋困難,因此必須把兩種未決定性明確區分開來。
關於避食豬肉的「神聖殘留(sacred residue)」理論,主要源自羅伯森·史密斯(Robertson Smith)與弗雷澤(Frazer)所提倡的圖騰假說。

在他們的論述中,某種動物曾在某個祭祀或圖騰信仰中擁有神聖地位,而隨著宗教體系的迭代更替,舊有的神聖物件被後繼的體系重新編碼為「不潔」。照此說法,「神聖性」與「污染性」並非針對同一個共時事實(synchronic fact)互相競爭的兩種解釋;它們是一個單一歷史軌跡中前後相繼的兩個階段。今天的「不潔」,不過是昨天的「神聖」所凝結成的化石痕跡。這是一個關於語義隨時間演變的歷時性主張(diachronic claim)。
相較之下,後世人類學中最著名的「污染」理論則屬於真正的共時性競爭對手(synchronic rivals)。這包括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結構主義論述,其將豬視為分類學上的異常(既非完全偶蹄,亦非完全反芻,因而在整體秩序綱領中顯得「放錯了位置」);以及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的生態唯物主義論述,其將養豬視為在經濟上不契合近東遊牧條件的行為。這些理論完全不假設早期曾存在一個「神聖階段」;它們是在同一個歷史時刻,各自基於獨立的理由,直接爭奪對同一項禁令的解釋權。

這兩種理論多樣性極易被混為一談,但實則不應如此。共時未決定性(Synchronic underdetermination)是關於「行為與頻寬」的主張;在單一時刻,一個低頻寬的行為可以同時契合多種並存的動機。歷時未決定性(Diachronic underdetermination)則是關於「語義漂移」的主張;一個符號的意義可以隨時間發生翻轉,以至於「神聖」與「不潔」根本不是競爭關係,它們反而可能是同一個底層物件在歷經宗教歷史斷裂後、前後相繼的兩種讀法。
要完整說明豬肉禁忌在詮釋上的困難,必須同時掌握這兩條線索;但它們所要求的證據類型完全不同。前者依賴單一文化橫截面內的結構與民族誌細節,後者則依賴比較歷史學以及對早期祭祀地層的重構。
六、邁向一般原則
將這兩條線索結合在一起,就能為最初的直覺提供一個更精確的版本。圍繞著一項禁令所產生的詮釋多樣性(interpretive plurality),至少源於兩個獨立的來源,而這兩者在禁忌(taboo)現象中恰好格外頻繁地同時出現。
低行為頻寬(Low behavioral bandwidth): 這與「背離/規避」行為有著不成比例(但非必然如此)的關聯,因為「拒絕」是需要最少細節闡發(elaboration)的行為預設狀態;
跨越歷史斷裂的語義漂移(Semantic drift across historical rupture): 在此過程中,一個物件的評價性負載(evaluative charge)發生了翻轉,但其在儀式中的核心地位卻持續存在;因此,「因神聖而被禁」與「因不潔而被禁」,描述的是同一個生命歷程在不同時間點上的呈現,並非真正互相競爭的假說。
當這兩個可能來源同時存在時(正如豬肉禁忌案例中那樣),所產生的詮釋領域看起來就是某種最大程度的未決定。不僅共時的顯性行為無法區分當下的各種動機,而且現有的理論本身,也是取材自某個語義歷史中的不同時刻。該行為過低的解析度,根本無法幫助我們去重構這段歷史。
這帶給我們更廣泛的方法論啟示。當一整套行為被提出來作為某種心理學或文化主張的證據時,第一個診斷性的問題不該是「這是哪一種行為」——是趨向還是背離?是積極還是消極?我們先得問,「該行為蘊含了多少結構?」
一個單一且缺乏差異化的節制/禁絕行為,作為動機的證據幾乎毫無價值;相反地,一個經過分級、在程序上精細發展、且鑲嵌於敘事脈絡中的禁絕模式,則具備相當高的證據價值。行為的方向(趨向或背離),絕非其證據價值的良好指標;行為內部的解析度才是。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說的「訊號」始終是相對於外部解釋者而言。對共同體内部成員,一項禁忌往往伴隨明確的宗教教育、神話與制度,因此其動機不但不模糊,反而天經地義般的清晰。真正面臨訊號不足的,是站在外面試圖僅依賴可觀察行為來反推心理狀態或文化機制的研究者們。
第七章 和豬肉無關的
以上內容本身並不能解決豬肉問題,也不應該解決,更沒想過要解決。因爲這些都不是我的目的。
我想提供的是一種診斷方法。在將關於一項禁令的兩種對立理論視為「真正的競爭對手」之前,人們應當先追問,這項禁令在實際執行中,究竟是一個微弱的訊號(thin signal)還是一個强有力的訊號(thick signal)?以及,現有的理論究竟是真正的共時性競爭對手,還是同一個歷時序列在不同歷史時空下的位移解讀?
大多數的禁忌最終都會被證明,它們本身的結構,遠比那些為了解釋它們而建構出來的理論更為稀薄;因此解釋這些禁忌的嘗試成爲了摘櫻桃式的信仰展示。
同樣的診斷方式,其實適用於遠比禁忌更廣泛的規範現象。例如法律上的禁止、公共禮儀、倫理規範乃至政治象徵,都可能呈現相同的結構。一項法律若只是簡單地宣告「禁止」,它本身並不足以說明立法者究竟出於效率、道德、宗教、公共安全還是政治認同;然而,如果法律同時規定適用範圍、例外條件、程序保障、不同等級的處罰以及立法理由,其可供推論的制度訊息便迅速增加。禁止本身無法真正提高證據能力,我們還需要圍繞禁止所建構出的制度解析度。
這與豬無關,也與神聖性無關。關於行為本身的殘酷真相之一是,一個未經制度化、缺乏程序細節與敘事支撐的行為,本身幾乎無法承載足以區分競爭理論的證據。
「人們做了什麼」這樣的問題總會被失去興趣;「這項行為究竟累積了多少可供解讀的結構」這樣的問題才具有長遠的意義。
在許多情況下,決定一項行為證據價值的,全部藏在它所能(或者不能)提供的細節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