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馬孔多的虎力大仙

0. 語言對它自己的創新
前天喜大普奔的發現,電視劇《百年孤獨》(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後半部上綫了!Yeah!
然而我在「solitude」(孤獨)這個詞上停了下來。腦海中浮現出一個隨意的想法:如果有一個類似YouTube的網站,讓人們上傳自己獨處的影片,那麼它很可能會被命名為Solitube。
這個名字顯然是solitude和YouTube的混成詞(portmanteau);即使是從未見過這個詞的人,也能幾乎立刻重構出它的由來與含義。接著我嘗試尋找對應的中文譯名,脑海中浮現的第一個候選詞是“獨頻”(dú pín,大致意為「獨處(者)的頻道」)。
令我感到驚奇/好奇的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獨頻”和Solitube都是新詞,但它們「新」的方式卻全然不同。
嚴格來說,「Solitube」是之前不存在的新詞——唯一先前存在的形式是字母。它是通過將兩個現有的詞語拆分,然後將碎片重新組合成一個先前不存在的形式而產生的。相較之下,“獨頻”則完全由漢語言中已有的漢字構成。它與其說是發明,不如說是中文既有組合空間中一個先前未被佔據、如今首次被造訪的點。感謝我的尋思,漢語第一次探索了這個空間。
這種細微的不對稱性引發了一個問題:漢語和英語在創造新詞(或者其他造物)時是否遵循不同的結構路徑?如果是,原因何在?
1. 基於成本的初步解釋
只要你開始觀察,就會發現這種非對稱性絕非偶然。
大量的英文新詞(neologism)都是通過混成(blending)、截切(clipping)或重新組合詞部分來構成的:例如brunch(breakfast + lunch,早午餐)、webinar(web + seminar,網路研討會)、netizen(internet + citizen,網民)。還有一些例子,比如,smog、Brexit、motel、sitcom、podcast,我就不一一展開了。
這些形式的共同點在於,它們此前並不作為一個整體存在;一個既有的單詞被切斷並重新縫合成一個新的單位。。
相反地,中文的新詞,例如 內卷、躺平、社恐、吃瓜,幾乎從不涉及造出一個新字。它們是在重新組合既有的語素(morphemes)。如果說英文新詞傾向於「熔合」(fusion),那麼中文新詞則傾向於「重組」(recombination)。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將其歸因於習慣,即每種語言所形成的一種文體偏好。但如果連續問幾個“爲什麽”後,我們可能輕而易舉的發現,原因其實並非習慣,而(永遠!)是成本。

中文並非無法造出全新的字:武則天的「曌」,或是通過麵食「𰻝𰻝麵」進入大眾視野的複雜的讓人頭暈「𰻝」字,都表明造字機制依然存在。
但在現代資訊環境中,一個新字如果要真正進入流通,字型庫(type foundries)、輸入法引擎、Unicode標準、出版流程以及讀者都必須共同配合。這種協調成本遠高於直接重組那些早已跨越所有門檻的既有漢字。
與此同時,英文只需要剪裁並重新拼接兩個既有單詞,相比之下幾乎毫無成本。
需說明的是,本文所謂的「成本」是借用經濟學中「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涵蓋認知處理、社會協調、技術基礎設施及語法操作等多個維度的總和。不同語言中起主導作用的成本組合未必相同,本文所聚焦的是它們最終交織出的「總體摩擦力」(overall friction)。
照此理解,英文並不一定比中文更有”創造力“。它只是提供了一種成本更低的造詞模式——熔合;漢語則提供了一種不同的在它的系統内最便宜的途徑,將現有的語素重新組合到未佔用的位置。
2. 「成本說」的可能局限
到目前為止,成本模型已足以解釋漢語何以偏好重組而非造字,我似乎也該放筆收篇了。協調疊加成本的非對稱性不僅真實存在,而且非常壓頭,以至於人們壓根就很少會去自找麻煩(除了武后)。不過,一旦引入第三種語言進行比較,這種解釋的作用就顯得有限了。

眾所周知,德語以其既不偏好英文式的混成、也不偏好中文式的語素重組,而是偏好開放式的複合(open-ended compounding)而聞名於世。
在德語中,建立一個新概念通常既不是通過裁切詞形,也不是通過重組最小語素,而是根據日常語法將完整的既有單詞連串在一起。例如,Fernweh(「遠方-痛苦」,渴望遠方)、Kummerspeck(「悲傷-培根」,因情緒化飲食而增加的體重)、Weltschmerz(「世界-痛苦」,悲世之感)。再例如,Schadenfreude、Zeitgeist、Fingerfertigkeit。
這些都不是英文意義上的熔合(沒有任何部分被切斷),也不是中文意義上的語素重組,因為德語複合詞通常是連接完整的獨立單詞,不是中文那樣可用的最小意義單位。
所以,三種語言使用了三種預設策略。英文傾向於切割與熔合,德語傾向於累積與組裝,中文傾向於凝練與命名。我可以想象,其他語言必然還有其他的方式。如果希望比較不同語言之間爲啥偏好不同的低成本操作,僅靠成本已經不足夠,因為不同語言中的「低成本」本身,就是由語言結構所塑造的。
再比如,日語似乎提供了一個介於三者之間、甚至更能檢驗上述假說的案例。與英、德、中三種語言相比,日語最大的特殊性,是它同時保留了多套可以並行運作的造詞系統。源自漢語的漢語詞(漢語・かんご)大量通過漢字語素重新組合來形成新概念,例如「情報」「経済」「文化」等,與漢語的語素重組路徑相當接近;源自英語等外來語的片假名詞彙,則發展出一套高度規則化的「截切複合」(clipping compound),例如「リモコン」(リモート+コントロール)、「パソコン」(パーソナル+コンピュータ)。
它們雖借鑑了外來詞,卻按照日語特有節律(如常見的2+2音拍截斷)進行剪裁與熔合。至於正式行政或法律語域,則又經常使用層層串聯的長複合詞,其風格反而更接近德語。因此,日語與其說證明了一種新的構詞模式,不如說展示了:同一種語言可以根據不同詞彙來源、書寫系統與語域,切換不同的低成本創新操作。
如果上述推論成立,那麼語言所提供的這種「最低成本創新操作」,其實可以理解為一種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它不是任何人設計出來的,卻會在無數個體的日常造詞中自然累積出穩定的創新偏好。人為制定術語、標準化命名或語言規劃,則屬於另一種適度自覺秩序的構建。
兩者如何互動,以及後者在何種條件下能夠改善而非扭曲前者,我將另文討論。目前我們且暫時聚焦英德中這三種吧。
再細分的話,純粹的協調成本解釋也很難說明英文與德語之間的差異,因為這兩種操作在絕對意義上都很廉價。兩者都不需要新字符、新的 Unicode 編碼或新字型。如果單憑成本起作用,英文和德語應該會趨向於同一策略——但它們並沒有。它們之間的差異不(僅僅)在於操作的“價格”。可用於操作的語法材料的不同,塑造了每種語言在類型學上的事實(typological fact)。
英文是一門高度分析語(analytic language)。其屈折詞法已經侵蝕到詞類邊界變得模糊的程度(名詞轉化為動詞,例如 to email,完全不需要詞法上的改變),單詞常態性地作為自由、自足且有明確邊界的單位存在,可以被隨意拾取、截短並重新熔合,幾乎沒有語法殘留需要清理。熔合之所以廉價,正是因為英文單詞與其語法語境之間的綁定相當鬆散,幾乎沒有什麼力量能阻礙熔合的進行。
德語雖然同屬日耳曼語族,但保留了遠比英文豐富的屈折與格標記機制。德語單詞在語法上更具「黏性」,從而能被更緊密地整合到變格與一致性中。這使得在詞形中間進行截切的成本相對高昂(因為你會切斷活生生的語法標記);但將完整單詞進行“串聯”卻很廉價,因為德語自身的語法早已授權,讓長複合詞的構成分類為一種日常、多產的規則。因此,複合詞在德語中不是什麽特殊的創造性行為,它就是語法組合複雜含義的預設方式。這就是為什麼德語新詞看起來像「加法」而非「外科手術」。因為語法從未阻止你直接附加上下一個完整單詞,那麽自然的趨勢就是你加我加大家加。
中文則處於第三個類型學節點。作為高度典型的分析語(analytic language),中文缺乏屈折變化,其語義構建極度依賴語素(morpheme)的縱深複合。由於現代漢語的語素大多呈現單音節、高語義飽和度且單位明確的特點,可用的最廉價操作既不是切割單詞(內部沒有形態學上的縫隙可切),也不是無節制的長詞串聯,而是直接在語素層面進行緊湊的組合與凝練。它是挑選了兩個語素,讓它們的並置產生新的複合語義,正如這門由單音節、語義高度飽和的基塊所構成的語言一貫的做法。
總結一下。從類型學角度來看,英文是詞界侵蝕的分析語,因此其低成本操作是詞以下的熔合;德語是語法中內建多產複合機制的綜合語,因此其低成本操作是詞以上的串聯;中文是以語素為基本語義單位的孤立語,因此其低成本操作是語素層面的重組。
這解釋了為什麼低成本操作的底綫因語言而異。協調成本解釋了為什麼中文避免造新字;類型學則解釋了為什麼英文、德語和中文在造詞時,各自會預設為不同類型的低成本操作。這兩種解釋處於不同的層次,彼此強化也偶爾競爭。
3. 一些反例和對反例的反
一個如此清晰的論點必然會招致反例,我在搜索資料過程中就已經找到了一些。列出其中最強烈的反例,展開自我批評。

從小波那裡得知,中文並非完全沒有截切現象。「奧運」(縮寫自「奧林匹克運動會」)和「科幻」(縮寫自「科學幻想」)表面上看就像是截短,比重組的故事更接近英文模式。
但仔細觀察這倆被截切的對象,它們都是是既有多字複合詞的縮寫,這些複合詞本身早已由可分離的語素構成。這種操作和brunch熔合breakfast與lunch那樣將兩個獨立單詞熔成新詞不同;這是挑選已存在的語素子集並捨棄其餘部分。所以我認爲這是重組的近親,和英文式的混成詞構詞法還是有區別。在這些例子中,沒有任何東西是在語素中間被切斷的。
英文也並非完全沒有類似的語素化操作。例如「-gate」(門)字尾家族(Watergate → Irangate → Deflategate)的演變:一個原本屬於專有名詞的一部分,被重新分析(reanalysis)並類推詞綴化(affixation)為一個可多產使用的後綴。這種從單個事件提取組件並轉化為通用構詞模組的過程,在結構上確實與中文的語素提取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被看做是和中文模式真實存在的結構平行綫。這表明英文并不是「無法」進行語素式的重組,但是它僅在狹窄的、借用的語域(主要是新聞界的醜聞命名)中這樣做;相比之下,在中文裡,這是日常新詞創生近乎預設的模式。
中文之所以偏好語素重組,並不僅因其缺乏屈折。更重要的是,它的語法長期建立在語素組合而非詞形變化之上。語法本身幾乎不提供可供截取的屈折材料,因此最自然的創造方式就是重新排列語素。改變詞性或者創生新字則需要非常强大的自覺乃至是刻意。
這兩個反例都沒有推翻類型學的解釋——但是,我們可以更謹慎的說,這三種模式描述的是主導傾向,並非排他性的能力。每種語言可能都保留了對這三種操作(熔合、複合、重組)的某些存取管道,因為造詞這一底層認知行為大概是普世的。
類型學所形塑的,可能不是「哪些操作可用」。當說話者當下需要一個新詞時,哪種操作最先、最廉價且最頻繁,甚至最凑巧地浮現,那個方式就會被使用。
4. 從構詞到認知習慣
如果類型學解釋哪怕只是粗略成立,那麼我們真正比較的就不是不同語言社群的原生創造力,只是他們的創造力在何種結構層面上發揮得最為“廉價”。
英文的創造力聚攏在詞法內部——切入詞形;德語的創造力聚攏在全詞串聯層面——組裝;中文的創造力聚攏在語素重組與語義凝練層面——命名。
這並不要求某種語言的說話者天生無法使用其他語言的策略;中文說話者當然可以構建德語式的複合詞,而且每當行政或技術語域需要時確實會這樣做(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其本身就是一個更接近德語模式的長串聯複合詞)。
沒有理由假設人類不同種族/國人間存在統計意義上的不同(創造)能力,但是預設的可達性(default accessibility)則可能真存在可計量的差異。即,關於哪條通往新詞的路徑會最先、以最少刻意努力的方式浮現在說話者的脑海中,不同母語者的確可能有不同的偏好。
前面提到的日語(也許還有其他主要語言)正是檢驗這一點最有趣的自然實驗。同一位日語母語者在命名時,面對不同語域會自然切換不同的構詞策略,例如科技產品傾向採用片假名縮略、正式制度傾向採用漢語詞重組,而流行文化又偏向英文式混成。
這種差異很難被歸因於「民族思維」或「文化性格」。它的存在反而更支持本文的另一種解釋:真正改變的,無關創造能力,是當下被激活的構詞啟發式(constructional heuristic)。也就是說,人並沒有什麽本質性的變化(差異),只是他在不同情境下調用了不同的語言操作介面。
人類並不是每次命名時都像語言學家一樣枚舉所有可能方案,再挑選最佳答案。更多時候,一個名字是在數秒甚至數百毫秒內自然浮現的。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所有可行方案。第一個(反復)浮現的方案才值得審視。
坦白說,將這一發現直接推廣至廣義的「文化創新差異」,無疑具有巨大的誘惑力——甚至令人想要下一個輕率的斷言:中、英、德或者日語母語者在面對一般性問題時,也會展現出不同的創新路徑選擇,”以下容許我用這個理論解釋一千個問題......“。但我必須克制這種將語言結構過度推演為總體思維模式的衝動。
語言并沒有限制了「能思考什麼」。它限制的是在時間壓力下會自動採取哪種造詞策略——這是一種「創新啟發式機制」(innovation heuristic),絕非「創新天花板」。
如果起作用的是「預設可達性」而非所謂的「原始能力」,該解釋可以預測可觀察的現象。當一個全新的指稱對象幾乎同時進入多個語言社群時(例如新技術、新平台或新社會現象),在任何官方或委員會批准的術語確立之前,各社群中自發、自下而上湧現的造詞,應會偏向每種語言預測的預設模式。
英文造詞偏向混成與截短;德語造詞偏向長型的臨時複合詞;中文造詞偏向緊湊的二至四字語素重組,即使這三個社群的說話者原則上都同樣具備使用其他策略的能力。
新應用、迷因或社會現象在品牌名稱或官方翻譯定型前,會自發流傳出非正式、群眾集思的名稱。追蹤哪種結構形式在每種語言早期、無管制的命名競爭中勝出,將直接檢驗這種啟發式機制是真實存在的,還是一段聽起來合理卻無法驗證的故事。

5. 結構的隱形河床
以上論述並非支持「語言決定了一種文化能創造什麼」這一強硬論斷,我也不想在此過度解讀。
更站得住腳的論點似乎更為具體,它包含兩部分:首先,協調成本解釋了為什麼在一種語言中,某些低成本的操作(語素重組)比高成本的操作(字符創造)更受青睞。一個構詞方式如果每次都比其他方式更容易完成,它便會在無數次日常命名中累積微弱優勢。單次差異或許微不足道,但長期而言便足以塑造一種語言共同體的典型風格。這與演化生物學中的局部適應並無本質不同。其他策略并非不可能,因為其中一條路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略微便宜一點,“貪便宜”終於在長期取得了優勢。
回到最初的那個隨想。當我在腦海中閃過Solitube或「獨頻」時,我以為自己完成了一次自由而偶然的靈感迸發。但事實上,我們的創造力早已被語言的結構暗中接管(允悲)。
語言從不暴力禁錮我們能思考什麼,但它像地形一樣,悄無聲息地鋪設了認知流向的「最小阻力路徑」(path of least resistance)。英文的切削熔合、德語的連串組裝、漢語的語素凝練,或者日語的統統”大大的好“,都不是思維的天花板。它們各自成爲自己系統內最便宜、最順手的工具箱。當新事物如暴雨般降臨,個體在時間壓力下的命名直覺,不過是順著這些隱形的河床奔流而下。
創造力從未被語言綁架,它只是永遠在選擇最輕盈的縫隙穿過。我們所能做的,或許就是在下一次新詞於嘴角浮現的瞬間,停頓一秒——看看究竟是我們發明了語言,還是語言借由我們的嘴,完成了它對自己的創新。順便説一句,不久後,我的www.solitube.com上綫了,我會看見你在哪兒發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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