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領導内行的外行
在當下的討論中,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即將陪審團制度視為司法現代性的某種標誌,並進而暗示或者明確認為像東大這樣的大陸法系國家,其司法問題的一個關鍵缺口,正是缺乏這一制度。
這種看法在我看來,算是抓錯了問題。
東大司法當下面臨的更為迫切的問題,並不在於是否引入陪審團,或者是不是改大陸法為普通法。法律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亦即某種意義上的“法在王下”還是“王在法下”——一日沒有被澄清、糾正和律條化的規定下來之前,單一制度工具的引入,無論其象徵意義多強,都難以對司法運作產生決定性影響。
何況,更重要的是,將陪審團與司法質量直接掛鉤,本身就缺乏比較法上的支持。以德国、日本或法國為代表的多數大陸法系國家,並未採納英美式陪審團制度(公民參與多採用混合審判庭/mixed tribunal或參審制/lay assessors形式),但其司法體系在穩定性與可靠性上,並不必然遜於美国、英国或澳大利亚。這至少提示我們,陪審團或許是一種重要制度安排,但遠非判斷司法優劣的核心標準。
必須先說出來,我無心也無力對東大的司改提出意見。我也不是想吹捧或者踩陪審團乃至整個普通法。
我真正感興趣的,甚至不是陪審團本身,而是它所引入的一種更一般性的制度現象:司法結果的不確定性。陪審團只是這種不確定性的一個重要來源,並非唯一來源。
任何制度,只要使判決結果的分布變得更難預測,都可能改變訴訟參與者的策略,進而重塑整個司法系統的成本結構。
本文便嘗試沿著這條線索討論:司法中的不確定性,是如何一步步演化為一個租值中心(rent center)的。
普通法系司法成本的根本驅動
美国民事诉讼成本之高已被广泛认识为司法系统的一个突出问题,在法律专业人士中形成了共识,国际上的司法改革讨论中经常以美国作为反面案例。
其中原因已經被無數篇文章討論過了。其表面原因(律師費昂貴、證據開示繁瑣、陪審團審理複雜)往往掩蓋了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比如發現程序(Discovery)強度、律師費自行承擔規則(American rule)、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s)或者相對低門檻的集體訴訟(Class Action)等等。其中每一個都可以寫出一篇文章來。
如果把司法行爲(司法成本的產生)也理解為一種特殊的經濟行爲,或者至少是一種依賴於某種經濟邏輯的行爲,那麽我們就可以看見,不確定性本身如何演化為一個租值中心,吸引投機行為,進而寄生於整個法律系統,造成系統性浪費的。
換句話說,和人類社會絕大多數問題一樣,這是一個制度設計與人性激勵的問題。
第一部分:兩種司法模式與預期的確定性
大陸法系:專家之間的對話
典型的大陸法系(以德國為代表,法國、以及當代中國民事訴訟亦有所體現)以法官主導的職權進行為基本特徵。
在這種制度下,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主要在專業法官與專業法律人之間進行;訴訟程序相對收斂,強調效率和成本控制;結果的可預測性相對較高——當事人和律師可以根據法條、既有判例、以及法官的慣例,相對準確地預測案件結果。當然,(相對的)高效和高預測度都不是沒有負面的單刃劍。這個自然不用多説。
這種法系下,策略是趨於直線型的。大家都投入必要資源,走最優路徑。當然,大陸法系並非鐵板一塊。法國、意大利的民事訴訟平均時間可達數年;部分國家的法官自由裁量空間在勞動法、家庭法等領域同樣很大。本文以德國為主要比較對象,因其專業法官系統相對完善、結果可預測性相對較高。
普通法系:引入外行決策者的風險
以美國為代表的普通法系在許多案件中引入了陪審團這一決策機構。其特點是,由12名普通公民組成的陪審團負責事實認定(有時還涉及法律適用);陪審團成員通常不具備法律專業知識,其決策往往基於常識、直覺和價值判斷;同一案件,即使事實和法律完全相同,不同陪審團的結果可能相差懸殊(賠償從零到數百萬美元)。結果的不確定性於是大幅增加。
如果用統計學的語言來描述,上述差異並不主要體現在判決結果的平均值(Mean)上,其主要體現是判決結果分布的寬度(Variance)。換句話說,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之間真正值得比較的,不一定是哪一方平均更公正,而是哪一方更容易使相同案件產生高度分散的結果。正是這種分布的擴張,而不是某一個具體判決是否正確,成為後續各種制度成本的起點。

經濟學家Frank Knight曾區分Risk(可計算風險)與Uncertainty(不可計算的不確定性)。前者可以通過保險、統計等方式定價;後者則因缺乏穩定概率而更容易改變市場參與者的策略。司法活動中的陪審團因素,更接近後者。律師並不知道陪審團將如何理解某一份證據,也無法像計算骰子機率一樣計算其裁決,因此不得不投入更多資源來管理這種未知。
典型例證:Sunstein等人的實驗研究(2002年,哈佛)發現,在阿拉巴馬州完全相同的法庭,對BMW的兩件一模一樣案件,一個陪審團判賠400萬美元,另一個判零賠償。600個模擬陪審團的實驗顯示,陪審員在道德判斷上高度一致,卻在金錢數字上極度分散。

本文以下仍以陪審團制度為主要分析對象,儘管我想分析的要超出了這個範疇。原因無非是,它將司法中的不確定性以最典型、最可觀察的方式呈現出來。
第二部分:不確定性驅動的對冲成本
從「溝通成本」到「對冲成本」
初看起來,高成本的原因似乎是律師需要將複雜的法律概念「翻譯」給普通陪審團聽,因此需要投入更多資源做視覺化、故事化、專家證人解釋。但這只是表象。這些都是必要的溝通成本;花大錢的地方,也就是更深層的驅動力產生之處,是爲了對冲不確定性本身的風險。
如果借用Coase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框架來理解司法成本,那麼律師費、證據蒐集、程序攻防等,都可以視為不同類型的交易成本。本文希望特別指出其中一項較少被單獨討論的成本——對沖成本(Hedging Cost)。它不直接增加案件勝率,但是通過支付它,判決結果的不確定性可能降低。
在大陸法系中,律師能相對準確預測結果,因此策略清晰。但在普通法系中,面對陪審團帶來的寬幅不確定性,律師必須採取類似金融對冲的策略。
他們擴大證據開示範圍,通過蒐集更多信息,以應對陪審團可能關注的各種角度;聘請多個專家證人,以預防對方專家證人的多種可能攻擊;進行多輪程序動議和戰術,以其通過程序優勢來約束陪審團的隨意性;同時主張多個相互備選的訴因,以便在某一訴因失敗時,還有其他選項;甚至投入龐大資源做「陪審團研究」,通過模擬審判、焦點小組等方式,預測陪審團的反應。(在此推薦美劇Bull)
美國甚至因此形成了專門的Trial Consulting產業,通過心理學、統計學和焦點團體研究陪審團行為,協助律師調整敘事策略與證據呈現方式。這些產業本身並非問題,但它們的存在反而說明司法不確定性已經具有足夠高的市場價值,以致值得形成專業化分工。

以上所有這些行為,包括擴大證據開示、聘請更多專家證人、反覆提出程序動議、模擬陪審團測試、甚至進行陪審員背景分析,本質上都不是為了提高案件的平均勝率。它們的唯一直接目的就是縮小結果分布的寬度。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種典型的「對沖投入」(Hedging Investment)。當事人願意付出額外成本,以降低尾部風險對自身造成的衝擊。
當然,不確定性問題主要集中在「尾部風險」(極端案件的超高賠償),一個人去抗訴自己的停車罰單,就算結果不可預測,估計也不會投入多少資源去“保值”。正因如此,對冲的動機主要來自對最壞情景的防禦,並非對平均結果的不信任。
實證支撐:高-低協議的存在
Prescott、Spier與Yoon(2014)對「高低協議」(High-low Agreement)的研究,為對冲邏輯提供了直接的實證支撐。

高低協議是原被告在陪審團宣判前私下簽訂的合約,約定賠償金額的上下限——目的正是對冲陪審團裁決的不確定性。研究發現:案件結果的波動性越高,當事人越傾向簽訂此類協議,以額外的談判成本換取確定性。這一行為模式直接揭示,訴訟當事人確實把不確定性當作一種需要主動管理的金融風險。
對冲成本的自我強化
像軍備競賽必然導致雙方(或者多方)都無法置身事外一樣,一旦一方開始大規模投入對冲資源,對方也必須艱難跟進。這就直接導致了訴訟成本呈指數級增長。
即使雙方都知道「按理性預測應該和解」,但因為陪審團因素帶來的不確定性,雙方都需要投入更多資源來防禦最壞情景。結果就是整個系統的成本被不必要地放大。
我們知道,這是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現象。越是理性的參與者,越容易落入彀中。
需要再次說明的是,下文所說的「對沖成本」,並非陪審團制度所獨有,而是任何能夠顯著提高司法結果離散程度的制度,都可能產生的共同現象。
第三部分:套利生態的形成
大公司的「風險預算」成為誘餌
一旦司法不確定性具有了可套利的價值,市場便會自然開始對其進行定價。此時,法律便不再只是解決爭議的制度,也逐漸成為一種可以投資、保險、甚至金融化的風險資產。
美國許多大公司(特別是醫藥、汽車、煙草、食品等高訴訟風險行業)會在年度預算中設立訴訟和解預備金。這筆金額往往是公開的(在年報中披露),成為了一個眾所周知的秘密。“這家公司已經預留了X百萬美元用於應對可能的訴訟和解”。這意味著,即使案件勝率只有20%,但若成功就能分得一部分,對投機者已足夠誘人。
Contingency Fee制度與訴訟融資的效果
美國的Contingency Fee/提成費制度(委託人不必預付或只付少量基礎費用,等到官司勝訴或執行拿到錢後,再按照約定比例分給律師。通常33%)與日益活躍的訴訟融資公司也形成了一個複雜的生態。需要注意的是,提成費制度本身的效果在學術界有爭議。
Helland & Tabarrok(2003)的研究發現,按小時計費的律師反而更容易接受低品質案件並拖延和解;提成費律師因為直接承擔敗訴風險,實際上扮演了「守門人」角色。我們可以把後者看作一種帶資入場,交鈅匙收款的建築公司;對於甲方自然是美妙了,但是由此產生更多可能本來不需要的建築,也不是不可能。即便不考慮可能產生的貪腐,資源的浪費也是很明顯的了。
同時,還存在第三方訴訟融資公司,直接資助原告的訴訟成本,贏了就分一杯羹,承擔的是分散化的投資組合風險。Burch & Bhatt(2023)的研究指出,訴訟融資有時能抑制大公司對弱小原告的「資源霸凌」策略;但其邊際效應是,使原本因資金不足而不會提起的案件得以進行,其中包括部分具有套利動機的訴訟。
所以,準確地說,「提成費 + 第三方訴訟融資」的組合效應,助長了針對風險進行搏一搏的偏好。
勒索邏輯與和解動機
在這個生態中,還出現了一類機會主義者的營利模式,即所謂的Ambulance Chaser。通過找到一個損害(或製造出一個),拼湊一個「看起來可能贏」的故事,利用陪審團的不確定性,製造大量文書戰術,最終施加壓力迫使被告和解。

被告評估繼續訴訟的成本時會發現,即使最終會贏,但在訴訟過程中已經投入了數百萬美元律師費、管理層時間損失、聲譽損害。寧可支付一筆和解金,也不願繼續對抗。
被告選擇和解當然有多種原因,不一定都是被「勒索」所致。需要區分「基於理性成本計算的和解」(正常現象)與「因訴訟不確定性使抗辯成本高於案件本身期望損失而被迫和解」(寄生性現象)。後者才是本文的論點核心。
系統的寄生性與反饋回路
這個過程導致訴訟的性質從「爭議解決」變成了某種形式的「保險詐騙」。整個系統成本暴增,但大部分流向浪費,並非有效解決實質爭議。
這導致垃圾訴訟佔用法院資源之後,惡果明顯。即使案件最後被駁回,被告已付出數百萬美元律師費;保險公司於是因此提高保費;通過保費,成本最終傳導給消費者(醫療費用、產品價格更高),等等。
一個惡性循環於是形成。不確定性高 → 套利者增加 → 垃圾訴訟數量增加 → 系統成本更高 → 大公司更傾向和解(即使案件無根據)→ 進一步鼓勵更多套利者進場 → 不確定性進一步被強化。
第四部分:社會成本與底層傳導
醫療領域的防禦性醫療
醫療過失訴訟的威脅迫使醫生進行防禦性醫療。患者的最佳利益并不是這樣行爲的目的所在,醫院/醫生是為了在訴訟中保護自己。
哈佛公共衛生學院(Mello et al., 2010)估計,醫療過失責任的全年總成本為556億美元(2008年幣值),其中防禦性醫療佔456億美元(約82%)。相比之下,實際賠償和解金額僅57億美元——即「預防性浪費」約是實際賠償的八倍!防禦性醫療佔了美國醫療總支出約2.4%。
列舉一些數據。超過75%的醫師(高風險科別幾乎達100%)在職涯中會遭遇醫療過失索賠;80–90%的醫師表示曾因訴訟恐懼而進行防禦性醫療;即使被駁回的索賠(「濫訟」),平均仍需17,130美元的訴訟防禦成本;而醫師平均有11%的職業生涯處於未解決索賠狀態。
需要説明一下,防禦性醫療本身就難以精確測量,各方估計差距極大(456億至2,000億美元以上)。但即使是最保守估計也已相當可觀,且傳導邏輯清晰:訴訟威脅 → 醫師行為改變 → 過度檢查 → 系統成本上升。
製藥和產品開發的成本
製藥公司必須投入龐大資源應對未來的產品責任訴訟。新藥開發成本倍增,某些可能有社會益處的產品因為訴訟風險而不上市。最終成本還是由患者和保險公司承擔。
但是保險公司也不是做慈善的。產品責任成本的上升將會直接體現在產品價格上。於是那些從未參與訴訟的普通消費者,為整個生態的低效率默默買單。
更有甚者,買單完了覺得不服氣,於是就不默默了。

換句話說,司法成本並不會停留在法院之內。它會通過保險費率、產品價格、醫療支出與企業風險準備金等機制,甚至通過不法手段逐步傳導到整個社會。
最終,即使從未打過官司的普通消費者,也會以更高的價格共同承擔制度成本。
第五部分:主要反駁觀點與回應
再次强調。
本文並非否認陪審團制度的民主正當性。普通法支持者長期主張,陪審團的重要價值在於使共同體的道德判斷得以進入司法,而非完全交由專業法律共同體壟斷。這種制度安排本身便意味著更大的結果離散度。因此,本文討論的並不是陪審團是否「值得存在」;我感興趣的是這種制度價值伴隨著真實且可觀察的經濟成本。
因此,本文並不主張降低不確定性必然優於維持陪審團制度。制度設計始終是在效率、合法性、民主參與與程序信任之間尋找平衡。不確定性的成本是真實存在的,但它是否值得支付,終究是一個價值判斷,而非單純的技術問題。
反駁一:陪審員其實能做出合理判決
Vidmar(2009)對醫療過失訴訟的回顧研究指出:醫師約贏得四分之三的陪審團審判案件;陪審員對賠償金額的判斷與傷害嚴重度正相關;最大額賠償通常最後以遠低於判決的金額和解。Eisenberg 等人(2002)的研究也發現,在控制案件特性後,陪審團與法官的懲罰性賠償整體比率差異有限。
我們必須區分「平均表現合理」與「尾部風險驅動行為」。如前所述,即使陪審員在大多數案件上做出合理判決,訴訟各方必須為最壞情景做準備,這本身就產生了對冲成本。
不確定性的問題不在於平均值,而在於分布的寬度(Variance)。Hersch & Viscusi(2004)的研究也發現,1億美元以上的懲罰性賠償有95%來自陪審團,而陪審團審理只佔68%的案件——這種不對稱本身就是尾部風險的證據。

反駁二:提成費制度實際上減少濫訟
Helland & Tabarrok(2003)的研究利用各州差異進行差異中差異分析,發現按小時計費的律師更容易接受低品質案件並拖延和解;提成費律師因為直接承擔敗訴風險,反而是更好的「守門人」。此外,Rand公司研究(Danzon, 1980)和美國衛生部報告(1973)均發現提成費安排不鼓勵律師接受勝算極低的案件。
前文提到了,問題不在提成費本身,而在「提成費 + 第三方訴訟融資」的組合效應。第三方融資公司改變了風險承擔的結構,使其能夠承擔分散化的組合風險,從而降低個別案件的進入門檻。這才是套利生態的真正驅動力。
反駁三:訴訟融資未必增加濫訟
Burch & Bhatt(2023)的模型分析指出,訴訟融資有時能抑制被告的「霸凌策略」,甚至可能減少案件走向審判的概率(因為提高了預期判決金額,促使被告傾向和解)。
訴訟融資的效果當然是雙重的。本文的論點集中在制度的邊際效應——融資使原本因資金不足而不會訴訟的案件得以進行,其中包括部分具有套利動機的案件。
這是一個「有利有弊」的制度,不宜過度簡化。
反駁四:大陸法系並非理想模型
法國、意大利的民事訴訟平均時間可達5–10年;大陸法系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間在某些領域同樣很大;部分國家存在司法不透明問題。
直接聚焦「法官審判 vs 陪審團審判」的比較,比「大陸法系 vs 普通法系」更精準。更何況,我一點也不認爲,所謂的大陸法系有内置的優越性。
不確定性的根源在於外行決策者的引入,與法律體系的整體設計反而關聯不大。
BTW,我有很多在東大的業内朋友,深知大陸法系(或者有東大特色的大陸法系)下的不同類型和不同表現的不確定性。因此,本文真正討論的並不是陪審團,而是司法不確定性的制度成本;陪審團只是目前最容易觀察到這種成本的一種制度載體。
第六部分:制度性浪費的根源
如果本文的分析成立,那麼本文真正提出的命題其實是:司法中的不確定性,本身就是一種可以被市場定價、可以吸引套利者、並進一步重塑制度激勵的經濟資源。陪審團只是最典型的例證,絕不是唯一的來源。
美國普通法系訴訟成本之高,不僅源於陪審團帶來的溝通成本,更根本上源於陪審團帶來的不確定性本身演化為一個租值中心。
這個中心吸引了投機者,激勵了低成本的勒索式訴訟,進而導致整個系統的成本螺旋上升——但這些成本大部分都是浪費,而非有效的爭議解決。不確定性問題尤其集中在尾部風險,即陪審團偶發性地做出超大額懲罰性賠償的可能性,驅動各方進行防禦性的「對冲投入」。
這既不是大陸法系能完全避免的(因為其他因素也會帶來成本),也不是普通法系無法改進的(改革Contingency Fee與第三方融資組合、強化基層篩選、限制懲罰性損害賠償等措施可以減輕)。但它確實揭示了一個深刻的制度真相。
任何能夠顯著擴大司法結果分布的不確定性,都可能演化為一個新的租值中心。參與者會自然投入資源對沖風險,市場則會圍繞這種風險發展出套利、融資、保險與專業服務等一系列產業。
這些投入未必毫無價值,其中不少甚至有助於保障弱勢當事人的權利;然而,它們同時也代表著大量並非直接用於解決實質爭議的制度成本。
換言之,一套司法制度除了追求程序正義之外,也需要思考另一個較少被討論的問題:它所製造的不確定性,即為得到它所支付的對價,是否已經超出了社會願意支付的成本?
主要參考文獻
支撐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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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駁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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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e, D. J. et al. (2001).Jury Decision Making: 45 Years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Deliberating Groups.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aw, 7(3), 622–727.
延伸閱讀索引
| 主題 | 文獻 | 重要性 |
|---|---|---|
| 懲罰性賠償不確定性 | Sunstein et al. (2002), Harvard U. Press | ★★★★★ |
| 陪審 vs 法官表現 | Hersch & Viscusi (2004), J. Legal Studies | ★★★★★ |
| 高低協議與對冲行為 | Prescott, Spier & Yoon (2014), J. Law & Economics | ★★★★☆ |
| 提成費與訴訟品質 | Helland & Tabarrok (2003), JLEO | ★★★★☆ |
| 防禦性醫療成本 | Mello et al. (2010), Health Affairs | ★★★★☆ |
| 醫療訴訟的實證神話 | Vidmar (2009), Clinical Orthopaedics | ★★★★☆ |
| 訴訟融資雙面效果 | Burch & Bhatt (2023), J. Financial Economics | ★★★☆☆ |
| 陪審員決策心理 | Devine et al. (2001), Psych., Policy & Law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