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Ὅμηρος
最近三件文化事件刷屏東大或西大的媒體。
一部電影(The Odyssey)。

一位數學家(王虹)。

一首鄉村歌曲(Choosin' Texas by Ella Langley)。
十年前,人們或許會爭論這部電影的製作方式高下、數學家的突破意義多少,或是歌曲為何如此打動人心(或者爲何如此陳詞濫調)。而如今,互聯網上一百個人有一百二十+個觀點,所以人人都看別人不順眼;於是這三者幾乎都以相同的方式,在短短幾天內滑入了文化戰爭的漩渦。電影淪為昏睡與覺醒之爭,數學家的成就引發了民族主義之爭,歌曲則演變為保守派與自由派之爭。
朋友們會對有些垂頭喪氣的我說,安啦,這只是日益加劇的政治極化現象的另一個表現。可我越來越懷疑,真正的轉變並非政治立場或者其強度。一些更根本的問題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它們影響了人們處理新信息的方式。
一、頑固的先決條件
用貝葉斯術語來說,新的證據應該不斷修正現有的先驗認知;這就是人們通過經驗逐漸接近真理的方式。
強大的先驗信念會自然抵制單一的、微弱的證據。這本身沒有對錯;這正是貝葉斯定理的作用所在。比如,一部電影的票房成功,從理性角度來看,不足以推翻人們對該電影文化走向的長期判斷。這種對强大先驗的固守某種程度上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證據被系統性地重新編碼,以至於原則上永遠不會對先驗觀念構成威脅,這就脫離了可證的範疇。
比如,電影商業成功後,一方面的批評家並沒有降低他們對這部電影代表「錯誤文化方向」的信心——他們說,「電影成功了,但方向仍然是錯的。」這就不是先驗觀念頑固地抵制證據了。這是先驗觀念將證據吸收進自身,使其從可能反駁其信念的東西,降格為僅僅服務於自身的東西。
這正是我早期關於修辭相位鎖定(修辭鎖定)和過度擬合信念系統的研究在公共文化事件中得以具體體現的地方。一個已經過度擬合了足夠多噪聲的世界觀,發展出一種能力,能夠將任何新的輸入重新分類、重新命名並吸收到其現有的敘事中而無需調整任何實際參數。
我們知道,完美,從略微不同的角度來看,就是僵化。
二、三個案例
在諾蘭的The Odyssey上映前,兩種世界觀就已經形成了定論。
一種將其斥為“覺醒電影”,理應撲街,另一種則期待諾蘭延續其史詩敘事的探索。影片上映後,票房和口碑雙雙大獲成功。

依照理想的認知模型,第一種立場應該要有所鬆動。但實際情況是,這種先入為主的觀點只是進行了有限的重新包裝。“這其實傳達了傳統價值觀”,或者“它或許成功了,但文化方向仍然是錯誤的”。影片本身並沒有改變任何人的信念;至少很少有人站出來承認如此。它只是被重新解讀,以維持原有的結論。
人們首先解讀的是他們自身的世界觀。影片本身反而只是個話題而已。
出生於中國的數學家王虹獲得菲爾茲獎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一方將其解讀為中國教育成功的證明,一方則認為這證明西方學術機構才是她真正的訓練基地,因此也是中國教育失敗的證據。這兩種觀點看似矛盾,但其根本結構卻如出一轍。
它們首先提出的問題都是“這(王虹的成功)證明了我的哪個觀點?”,其次才是鸚鵡學舌的“她究竟證明了什麼?”。王虹的個人經驗——從北京、巴黎、麻省理工學院、紐約到法國數學界——以及她作為國際合作成果的研究本身,幾乎瞬間就被壓縮成國家敘事的記分板。真正被討論的並不是數學,而是認同。
順便説一句,她的論文在此,有興趣可以讀讀:https://arxiv.org/abs/2502.17655
Ella Langley的《選擇德州》(Choosin' Texas)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這首關於愛、嫉妒和地域文化的歌曲,很快就被解讀為保守派的文化勝利,或者在自由派眼中,是一場文化反擊。人們無需真正理解歌曲的內容——只要知道它是鄉村音樂,來自德州,並且深受特定人群的喜愛,就足以完成政治歸類。歌曲的旋律、敘事、情感表達和藝術力量都變得無關緊要了。
有一説一,這首歌是典型的唱片公司精心製作;而在當代,高度流行的音樂作品,幾乎罕有不是被設計出來的結果。我聽了幾次就感覺有點被洗腦了——儘管我根本不喜歡這樣的鄉村樂。我喜歡的是這樣的。
三、我可以怎麽打自己臉?
如果我想讓「修辭相位鎖定」作為一種描述而存在,而不僅僅是「人們很固執」的一種更花哨的說法,那麼它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在這三個案例中,原則上,如果出現什麼證據,真的會動搖任何一方的立場?
我目前想不出一個例子;或者說,從最大聲的發言者來看,他們都沒能提供聞過則喜的範例。
如果一個(准)信仰體系已經預先準備好了吸收任何可能出現的證據的方法,那麼它在結構上是無法證偽的——這比“先驗知識是僵化的”要嚴重得多。我想先直接指出這一點。
但我還必須提出一個與我自身論點可能衝突的觀點。這部電影、這位數學家和這首歌之所以被捲入文化戰爭,很可能正是因為它們本身就位於既有的政治斷層線上。
選角涉及種族、國家科學領域的競爭以及保守/自由的文化編碼。這都在造成一種選擇效應。媒體和公眾傾向於選擇那些本身就帶有政治緊張色彩的事件進行討論。輿論大V們更熱衷於炒作有分裂潛質的話題。這本身並不能證明中立事件正在被全面政治化。
如果這點成立,與其説是人們更新信息能力在普遍下降,莫若說這是一種出於保護身份認同的選擇性認知。也就是說,這些人平時可能會很正常,相位鎖定機制僅在信息觸及身分相關領域時才會啟動。這就意味著我最初的論點——「我們正在逐漸喪失讓新事實更新我們認知的能力」——有些誇大其詞。
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我們已經在某些特定領域的問題中喪失(或者主動放棄)了這種能力,而且這類問題的範圍可能正在擴大,但尚未證明這種現象普遍存在。
還有一種可能性值得一提。我在這三個案例中觀察到的都是公開評論的變化,并非個人信念的改變。人們很可能私下調整了自己的觀點,但公開聲明則因其身份認同的作用而“打腫臉充胖子”。畢竟承認「對方是對的」在自己的社區中會帶來一定的社會代價,因此,公開言論在結構上不太可能忠實地反映出內心的轉變。
如果這種解釋成立,那麽我們可以長舒一口氣,貝葉斯機製本身就沒有失效。失效的是它居然沒有計入“人是會撒謊的”這個前提。
它可能不知道,公共語言不單單是傳遞信念更新的管道,如今更成爲維護群體立場的工具。
這並不與修辭相位鎖定相矛盾——甚至可能是對同一現像在不同層面的兩種描述。但在能夠衡量私人信念之前,我無法排除某種解釋比另一種更接近真相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承認,這些因素可能是共同存在和施加影響的。
四、只是一些描述
這三個案例所揭示的或許只是一種描述。我沒法證明存在這樣一個機制,即公共話語的重心正悄悄從「這是什麼事件」轉向「這事件能證明我的啥觀點」。
文化事件不再是新信息,它們成爲了源源不絕的新彈藥。這些彈藥的用途自然不是爲了修正(包括自身的)世界觀。捍衛和修正他人的世界觀是這彈藥的唯一功能。用我的話說就是,好勝心壓倒了好奇心。
這也是為什麼越來越多人覺得公共討論越來越令人疲憊的原因。產生衝突的不再只是觀點;一百二十+個先入為主的觀念讓同樣的證據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既然證據不再發揮共同的更新作用,它就只能淪爲不同的敘事提供素材。
同一部電影、同一位數學家、同一首歌最終都成了截然相反的立場的「最佳證據」——可不是因為證據本身存在矛盾。它們從一開始就已經失去了自我完整解讀的權利。
如果一個健康的社會以人們願意讓證據修正自身信念為特徵,那麼一個思維僵化的社會則以人們越來越擅長讓信念重新定義證據為特徵。隨著這種趨勢蔓延到電影、科學和日常文化領域,真正喪失的不僅是公眾的理性,更是文化事件作為「新事物」的地位本身。
它們不再為我們開啟一個新世界;它們只是反映了我們原本就身處的位置。這究竟是普遍的認知衰退,還是局限於身分認同相關議題的局部思維僵化,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就目前而言,這個問題應該繼續保持開放狀態,但未免不讓人憂心忡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