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Homer Simpson
延續我不看電影就寫擦邊影評的優良傳統,今天來寫寫The Odyssey。


我承認,宣傳「希臘英雄都不討人喜歡」的說法,雖然可能有點過於概括,而且有點嘩衆取寵,但是可能比大家預想的更能經得起仔細審視。
阿喀琉斯的勇武令人畏懼,奧德修斯因其狡黠而受人敬仰——就像人們敬仰一隻技藝高超的捕食者,俄狄浦斯的遭遇令人憐憫,美狄亞的則令人恐懼又遭人詛咒。
然而,無論是從文本本身還是從兩千五百年的閱讀史來看,他們較少引發一種特殊的情感:讀者希望與角色保持親近,希望理解他、原諒他,甚至主動替他補全那些未被說出的內心。本文暫且把這種情感稱作「可愛性(lovability)」。它並不等同於道德上的善,也不等同於人物是否討喜。我認爲它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敘事情感依戀(narrative attachment)。
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對悲劇的論述列舉了悲劇情節應引發的情感:恐懼(phobos)和憐憫(eleos),源於目睹一位本質上正直的人因一個與所受苦難不成比例的錯誤(hamartia)而身敗名裂。友愛(philia)則明顯不在其中。
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說法,悲劇經過精心設計,目的是讓觀眾與角色保持特定的情感距離——既要足夠近,能夠感受到悲劇的發生;又要足夠遠,不會感到自己捲入其中。
但是真完全如此嗎?但是真簡單如此嗎?

希伯來聖經(尤其是舊約)乍看之下幾乎就像是同一套機制,只不過是運作在不同的素材上。參孫的神力、以利亞的火戰車、約書亞讓太陽停駐。這些事件是人為策劃和鋪陳的,目的是讓人敬畏神力通過人類工具發揮作用,而工具本身卻仍然很大程度上不為人知或者晦澀難懂。
《士師記》或許是聖經中最接近荷馬史詩英雄主義的作品。一系列士師的故事,他們的內心世界幾乎從未被敘述,其功能只在於證明耶和華會通過任何可用的工具來拯救以色列,卻幾乎不考慮工具本身的性格。如果將「英雄不討喜」的觀點局限於聖經敘事的這一層面,那麼它就基本成立。
但是它又不完全相同。在《創世記》、《撒母耳記》的大部分篇章,和《約伯記》中,英雄們,如果我們可以稱他們為英雄的話,苦苦掙扎,幾乎讓人為他們掬一捧淚——但是他們還是不那麽可愛(lovable,不是cute)。關於這點,我相信有信教的朋友,肯定有不同的理解;我對此也保持開放的心態。
我想說的是,兩相對比來看,我們能對「荷馬史詩中究竟是什麼機制讓人變得不可愛」獲得深刻的啟示。這個問題的診斷結果,並非在於希臘英雄缺點太多而無法被愛,或者聖經人物過於完美——大衛犯了通姦罪,還參與了謀殺,按照任何一般的道德標準來看,他在可愛程度上都應該低於一些希臘英雄。關鍵的是敘事技巧,不是人物的道德品質。對這種技巧的決定性闡述,正是埃里希·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的《模仿論》(Mimesis)。

奧爾巴赫在《模仿論》開頭便對兩個奠基場景進行了對比解讀:一是《奧德賽》第十九卷中奧德修斯的老奶媽洗脚時認出了他身上的傷疤;二是《創世記》第二十二章中亞伯拉罕獻祭以撒的場景。他所作的對比已成為敘事理論中最具啟發性的對立之一,並且直接指向了「可愛性」的問題。
奧爾巴赫認為,荷馬風格的定義在於他所謂的「外化」(externalization)。敘事中的每一個物體、每一個動作、每一條線索都被充分且平等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以至於即使是對傷疤歷史的回溯性旁支描寫,也與它所打斷的高潮場景——認出傷疤的場景——一樣,得到了同樣慢條斯理而突出的處理。
用他的話來說,荷馬史詩中沒有「背景」——句子背後沒有未言明的深意,因為所有重要的東西都已被表達出來,被統一地照亮,沒有任何保留。讀者如同旁觀者,被賦予了完全的視覺視野,無需進行任何詮釋工作。
必須澄清一下,奧爾巴赫所說的「沒有背景」,更準確地說,是指敘事世界中幾乎沒有需要讀者自行補全的資訊。事件、人物、物件、行動都充分呈現,即使偶有心理上的保留,也極少構成閱讀理解所必需的空缺。荷馬並非完全沒有留白,但是留白被壓縮到最低程度,使讀者主要扮演觀看者,而不是共同完成文本的人。

相較之下,希伯來敘事建立在奧爾巴赫所說的「充滿背景」(fraught with background)之上。亞伯拉罕接獲獻祭兒子的命令,但文本並未提及他在前往摩利亞山的三天旅程中內心的掙扎。我們只看到他的行動和極少的言語;如果真有痛苦,那也只是一片沉默,需要讀者自行填補。
這並非僅僅是文風上的簡潔。這種技巧在結構上要求讀者的參與,這是荷馬史詩所沒有的,而正是這種參與,使角色開始進入讀者自身的心理活動之中。它首先產生的,不一定是愛,是一種更普遍的心理佔據(psychological occupation)。角色開始需要由讀者自己的經驗去完成。愛,只是其中一種可能的結果。
在此,沃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的「閱讀空間」(Leerstelle,即文本中的空白或缺口)理論會有所幫助。

伊瑟爾的觀點主要針對小說展開,他認為文本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對於閱讀都是必要的。正是那些不確定性的部分——陳述內容之間的空白——迫使讀者進行積極的綜合,而正是這種綜合,使讀者對文本產生了高度個人化的心理聯繫。這種聯繫本身未規定其情感方向;它可能表現為愛、憐憫、迷戀、恐懼、認同、厭惡,甚至創傷性的反覆回返。愛只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種,而并非唯一,可能。
(請原諒我不由自主的想到了中國畫中留白和書法中飛白的概念。)
一個事無鉅細的敘事要求你觀看,一個在關鍵時刻幾乎什麼都沒說的敘事則要求你參與——去補全它。所以你用來補全它的,是你自身的痛苦、忠誠或恐懼體驗。
你“愛”亞伯拉罕,並非因為文本對他的描述很可愛;如果你愛他,那是因為文本的沉默迫使你將自己的恐懼感賦予了他,而你最終所依附的,很大程度上是你自己的投射,披著他的名字而已。這種投射如果最終轉化為愛,那麼愛其實首先發生在讀者自身,再通過角色得到安放;要是轉化為恐懼或拒斥,其心理機制也大體相同。
荷馬史詩中的英雄之所以普遍不招人愛,並非因為他們過於強大或過於暴力——希伯來敘事中也不乏暴力,甚至比《伊利亞德》中的暴力更為普遍、更為隨意——而是因為荷馬的敘事技巧不留任何縫隙,讓讀者自身的內心世界得以進入並與角色產生共鳴。角色本身已經飽滿,沒有為你預留空間。而希伯來敘事的極端敘事緘默,即使在最具心理張力的時刻也拒絕敘述內在世界,恰恰為讀者創造了空間。
《伊利亞德》第六卷中赫克托耳與安德洛瑪刻和阿提阿那克斯的場景,是古典文學讀者最可能引用的例外,用於攻擊「不被愛的英雄」的論點——所以它當然值得我們探究個中緣由。

嬰兒被父親的頭盔嚇了一跳;赫克托耳笑著摘下頭盔,即使隔著史詩般的宏大敘事,這一幕所流露出的家庭溫情,也比阿喀琉斯或奧德修斯的任何經歷都更貼近人心。
請注意荷馬在這一幕中的技巧:他破天荒地用與描寫戰鬥相同的筆觸,敘述了一個私密、日常且非英雄式的場景——頭盔上的羽飾、孩子的驚恐、父母的笑聲,所有這些都與長矛刺擊的場景一樣,被描繪得淋漓盡致。赫克托耳之所以瞬間變得可(已被)愛,並非因為荷馬留下了空白讓讀者自行填補。荷馬用他慣用描寫英雄層面的「過度照明」手法,這一次卻指向了家庭生活層面。
這印證了荷馬技法的規律:即使是看似溫情的瞬間,也運用了同樣的外化手法,只是指向了不同的對象。這並非伊瑟爾式的空白。荷馬把他的聚光燈轉向了另一個方向。
在那個方向上,赫克托耳第一次不再主要以「英雄」的身份出現;出現的是一個不可替代的人(父親)。戰士可以互相替換;任何一位勇士都可以站在城門之前。然而,阿提阿那克斯的父親卻只有一個。當敘事把注意力集中到這種不可替代的私人角色時,讀者與人物之間的距離便自然縮短。
這未必是因為留下了更多空白。或者說人物第一次具有了無法由任何其他人取代的位置,這造成了某種想象空間式的身份留白。換言之,真正產生依戀的,是人物通過家庭生活,開始具有了獨特的人際身份,而不再只是史詩功能中的一個工具式角色。
相較之下,聖經中那些似乎能引發真正情感共鳴的例子則截然不同。當大衛為押沙龍哀悼時,只重複了兒子的名字四次,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既沒有描述大衛的姿態,也沒有對大衛因在導致押沙龍喪生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來的罪惡感——儘管讀者肯定會對這罪惡感的必然存在毫無懷疑。這種悲痛完全沒有被修飾。
類似的,雅各在雅博河畔與人摔角的夜晚,被敘述成一系列赤裸裸的物理事實,對手的身份、比賽的原因以及雅各的內心感受都被刻意隱瞞。約伯與上帝的對峙,以及上帝與約伯的對峙,都是透過質問和反質問來進行的。經書沒有提供任何通過敘述雙方內心感受的澄清。



在每一種情況下,讀者只能依靠自身的想像力建構文本所拒絕提供的內容。正是這種建構的過程,導致最終產生的情感更接近愛。就像一個人暗戀一個沉默寡言的對象,最終將後者的一言一行都解釋成爲了愛。
並非希臘英雄“在結構上”不惹人愛,也不是聖經人物在結構上討人喜歡;兩種傳統都能產生不同的效果。特定段落產生何種效果取決於敘事中關於明示或省略的具體選擇,而非體裁或經文本身。
《士師記》在這方面與《伊利亞德》的戰鬥場景類似。外在動作被充分展現,不給讀者留下任何想像空間。《創世記》和《撒母耳記》則與《伊利亞德》第六卷中唯一的家庭場景類似,只不過荷馬仍然讓一切都沐浴在光芒之中,相較之下,希伯來人的慣例卻選擇了隱瞞。根據伊瑟爾的觀點,隱瞞是兩種產生情感共鳴的機制中更有效的,因為它要求讀者溫柔地去思考。
這說明,真正起作用的並非文明傳統,而是具體敘事策略。同一文化可以使用不同策略;同一策略也可能跨文化重複出現。

還有一種不對稱性,可以將論證引回亞里斯多德。亞里斯多德認為,悲劇的情感——恐懼和憐憫——依賴於保持距離;與受苦角色過於親近會使美學框架崩塌,使其更像是同情的淹沒,而非美學體驗。因此,荷馬史詩和悲劇的技巧不僅僅是一種風格,可以說是一種刻意保持距離的手段,旨在營造憐憫之情而不涉及親密感。
希伯來敘事中的含蓄,在其傳統內部並沒有相應的理論依據。它並非明顯是為了保持距離,然而,由於其簡潔性,它恰好產生了希臘人通過技巧使用旨在避免的那種親密感。
如果亞里斯多德的分析成立,那麼希臘悲劇確實更傾向於維持一種可控的美學距離,使觀眾產生恐懼與憐憫,而不至於完全陷入私人認同。相較之下,希伯來敘事是否有意追求親密感,仍值得討論;至少從閱讀效果來看,它的大量省略客觀上提高了讀者參與補全人物內心的程度。因此,即使兩者未必追求相同目標,它們仍然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閱讀心理機制。
這兩個傳統或許只是在追求不同的目標。希臘悲劇追求的是一種可控的美學距離,它能產生敬畏之情而不至於陷入個人認同;希伯來敘事則更接近於透過暗示進行神學教誨,其中讀者被迫參與填補敘事空白本身就是一種道德塑造機制。
在希伯來人的例子中,愛幾乎肯定並非最終目的。如果有一絲產生的話,那也是一種旨在實現完全不同目標的技巧的偶然副產品;比如,通過推理,讓讀者自行判斷雅各的恐懼或大衛的悲傷,而不是被告知應該對此有何感受。
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有趣的問題不再是希臘或希伯來敘事是否塑造出惹人愛的角色。我現在更感興趣特定傳統或作者會採用何種敘事技巧——是全面展現還是刻意隱瞞——以及原因何在。
奧爾巴赫的對比並非僅限於文學史;結合伊瑟爾的閱讀過程理論來看,它便成為一種關於文學情感依戀機制的普遍論斷,使我們能夠預測,對於任何傳統中的任何特定場景,塑造出的角色是為了讓讀者保持距離地欣賞,還是為了讓讀者通過自身的無償的想像活動而愛上。
最後來段爲國爭光的陳述。
僅憑「荷馬」與「希伯來」兩種典型,我們仍可能誤以為信息揭露只有「充分」與「克制」兩種方式。然而,後來的小說傳統提供了第三種可能。
《紅樓夢》中的林黛玉便是一個典型例子。曹雪芹既不像荷馬那樣將人物完全外化,也不像《創世記》那樣長時間保持沉默。黛玉的大量心理活動、言語、神態都被細緻呈現,但她真正的內心仍始終保留著某種不可窮盡之處。讀者既能觀看她,又不得不持續猜測她;既理解她,又永遠不能完全理解她。於是小說同時滿足了外化與留白兩種需求。人物足夠鮮明,因此能建立穩定形象;人物又足夠未完成,因此容納讀者持續的心理投射。
要是說荷馬傾向於創造令人敬佩的英雄,希伯來敘事傾向於創造要求讀者參與的形象,那麼《紅樓夢》和無數後來者們,則展示了一種兩者兼具的成熟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