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抓間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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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知的優先性

在上面那個視頻中,John Berger與Susan Sontag展開了一段對話。Sontag提出來:真正的講故事者並非在呈現某個人的人生,而是在呈現某種困境(a dilemma)。觀眾所需要的,也未必是真相本身;他們需要的是一種代入性的體驗。 

如此説來,好的敘事就不是在傳遞命題,它本身就是在創造一種特定的感知姿態。它讓你在被精心和巧妙構建出的困境裡老老實實呆著,或者四處撞墻,但是同時並不承諾帶你從中走出;因爲它不是一種道德教誨,讓你最終可以帶著正確結論離開。

Sontag式的敘事命題即是如此,你可能在閲讀/經歷之後帶走一種被改變的感知結構,可該結構并不一定附贈一個答案。

在這個前提之下,「美學價值」與「道德價值」之間的關係就不再是量的輕重問題。兩種認識論模式碰撞出來了根本分歧:一種以命題和後果為單位,另一種以感知結構和體驗質地為單位。

我們都知道,藝術的力量首先來自形式本身。這個說法在理論上似乎清晰,但它附帶一個讓人心不甘情不願的推論:如果形式可以獨立於內容被欣賞,那麼一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作品,仍可以在藝術上具有正當的價值。

Prime Video: Citizen Vigilante

哦,是嗎?

二、里芬斯塔爾的困境

《意志的勝利》(Triumph of the Will, 1935)是這個問題最常被引用的試金石。

里芬斯塔爾電影的藝術價值毫無疑問,其電影語言至今仍被廣泛研究。低角度仰拍所製造的壓迫感,群眾幾何排列所消除的個體性,剪輯節奏所創造的歷史必然性感,等等。這些技術的高度無可否認。

然而,「形式美可以和道德內容分開評價」這個命題,在這部影片上是有點軟脚跟的。

里芬斯塔爾所選用形式的美學效果與納粹美學的政治效果是同一個效果,只是在不同層次上被激活。低角度仰拍製造的崇高感,正是那個政治崇拜所需要的感知基礎;群眾的幾何秩序,正是個體融入意志的感性呈現。你沒有辦法把那個形式的「魅力」從它的政治功能裡剝離出來,因為那個魅力就是那個政治功能的感性形式。 

同樣是Sontag,在《迷人的法西斯主義》(Fascinating Fascism)中對此有精準的診斷。她指出,里芬斯塔爾的美學正是法西斯美學本身:對力量、純淨、整體性、身體完美性的崇拜。這超越了裝飾性的選擇,成爲了一種核心的形式邏輯。 

這個分析似乎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結構性事實,即形式并非我們理客中的認爲那樣,是一個中性的容器。每一個美學選擇一旦發生就已經是倫理性的,因為感知結構的塑造本身就是對世界的某種排序和取捨。仰拍或俯拍、個體或群眾、加速或減速——這些選擇可不只是技術問題,它們決定了觀者以何種姿態被放置在那個世界裡。 

但是我不想太極端,宣稱美與善必然統一,或者道德上可疑的作品在藝術上必然失敗。我只想謹慎對待「形式可以獨立於內容被欣賞」這個說法,或者對這個説法的絕對和不容置疑的否定。

比如,當我們把《意志的勝利》的剪輯技術從其完整的美學事件中抽取出來稱讚時,我們稱讚的已經不是那部影片,而是一個我們自己建構的抽象物。

事實上,這種形式與感知不可分離的情況,並不限於政治宣傳電影。《壯志凌雲》(Top Guns)幾乎沒有直接論證美國軍事力量的正當性,它首先做的是讓戰鬥機成為一種速度、自由、青春與自我實現的感知經驗;軍事力量先被審美化,政治判斷才可能在這個新的感知世界中逐漸成立。《大白鯊》(Jaws)也沒有提出任何關於生態或鯊魚的命題,它只是重新安排了觀眾對海洋的感知秩序;海水從首先意味著清涼與自由被替換爲潛伏著未知威脅的空間。這種感知重組甚至影響了現實中人們對鯊魚的態度。

同樣,《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真正具有力量的地方,也不只是它宣揚了某種種族立場。它重新安排了觀眾的情感站位。電影長時間將觀眾置於南方白人家庭的視角,使「恐懼」與「危險」獲得了特定的感知對象。

這些作品的共同點並不在於它們傳達了某個命題。它們首先塑造了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命題往往只是那種觀看方式在理性層面的延伸。

三、美的解除懷疑能力

然而,「美能為惡提供魅力嗎?」——這個問題的答案仍然是:(不好意思,)能,

Léon: The Professional

而且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還屢次的手。 

美的體驗有一種特殊的機制。那就是,它有一種解除懷疑的能力(懸置臨界距離/suspension of critical distance)。

更準確地說,美學首先作用於之的,並不是判斷,而是人們的注意力(attention)。它並不直接告訴觀者應該相信什麼,相反,它桃李無言的排列了什麼值得被看見、什麼值得被忽略,什麼首先映入眼簾,什麼退到背景之中。

當注意力被重新分配之後,感知世界本身便已經發生了改變,理性的判斷則往往是(且泰半情況僅僅是)在這個新的感知秩序之上展開。換句話說,形式並不是直接說服我們,它先讓某種世界看起來比另一種世界更自然、更值得認同,人類的道德評價自然就跟上來了。

當你沉浸在強烈的感知體驗中——音樂、影像、敘事節奏——批判性反思就被暫時擱置了。平心而論,你并沒有主動放棄判斷,只是,進入美學狀態本身就是進入了一種不同的認知模式;你被帶入了感知的優先性之中了。 

這個窗口當然可以被有心無心的利用。美學的強度可以讓你在感知層面先行暫時「認可」了某個東西,然後事後的理性再試圖在這個已有的感知事實上建立解釋。更重要的是,「暫時」這個詞可能還過於樂觀了;感知層面的認可往往比我們以為的更具持久性,因為它一般不存在於那個可以被理性說服的空間裡。

這正是為什麼美學強度成為政治動員的工具,從民族主義儀式、宗教崇拜到現代視覺宣傳,莫不如此。 

美與善之間的關係既不是競爭,也不是互補,甚至不是完全平行的兩個維度。它們彼此滲透但不相互決定。形式的美學選擇永遠已經是倫理性的;但這不等於說「美的就是善的」或「善的才是美的」。一部作品可以同時在感知上令人嚮往、在道德上令人不安——而這個張力本身,才是真正讓人頭疼的地方。

四、馮小剛的困境

以下又要對沒有看過的電影寫一點評論了文章配图

把上述的框架帶入馮小剛近期新片《抓特務》的爭議,問題便有了一個具體的輪廓。從評論來看,批評者所關注的核心,是這部影片在特定歷史時刻所喚起的感知聯想;那些相互揭發、相互告密、政治迫害的記憶,以及那個記憶在當下語境中可能產生的效果。 

這裡不妨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這部作品具有極高的藝術完成度,甚至達到《意志的勝利》那樣以形式魅力壓倒內容爭議的程度,那麼它是否仍會遭遇同樣的批評?人們是否會在某種程度上願意將藝術成就與道德立場分開評價? 

這個問題本身預設了一個我們已經質疑過的前提——即形式與內容可以被分離。如果前面的分析成立,那麼一部藝術完成度極高的作品,其形式成就本身就已經是其感知效果的一部分。高度完成的形式不會「中和」道德爭議,反而可能放大它。但是這樣的效果是,它讓某個本應令人不安的感知體驗變得更具穿透力,更難以保持批判距離。 比如,前年觀看的Les Chambres Rouges就是一個這樣的典例。

Les chambres rouges - Red Rooms (@chambresrouges) • Facebook

換言之,如果《抓特務》真的具有《意志的勝利》那樣的形式力量,那麼它反而應該引發更深的警惕,而不是更寬鬆的評價。

相較之下,Les Chambres Rouges提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對照。它同樣(和《意志》而不是和《特務》同樣!)具有極高的形式完成度。那些極度克制的鏡頭、冷峻的構圖、近乎催眠般的節奏,使觀眾始終沉浸在一種難以言說的不安之中。然而,這種形式力量並沒有替觀眾完成任何道德判斷。

相反,它不斷延長判斷被懸置的時間,使觀眾既無法安心地站在受害者一邊,也無法舒服地站在加害者或旁觀者的位置——實際上,這片子直到結尾也沒有提供任何判斷。

所以影片真正維持的,正如Sontag所言,不是一個答案,而是一個無法輕易逃離的困境:我們究竟是在追尋真相,還是在消費暴力?我們究竟是在譴責窺視,還是在享受窺視?電影始終拒絕替觀眾解除這些不適。

如果說《意志的勝利》的形式力量,是讓某種政治世界觀變得感覺自然;那麼Les Chambres Rouges的形式力量,則是不斷破壞任何過早形成的自然感/結論。它不斷迫使觀眾意識到,自己的觀看本身,也已經成為這個問題的一部分。

兩者都證明了形式具有塑造感知的能力,只是前者藉由敘事的故事性關閉困境,而後者則開放事件的小説性刻意維持困境的存在。

五、評價的困難

形式力量意味著,它創造的感知體驗更有效地讓某種世界觀「感覺自然」,更有效地在觀者的感知層面完成了意識形態的工作。於是這裡有必要區分兩種不同的批評:一種是「這部影片持有錯誤的道德立場」,另一種是「這部影片在當前的歷史時刻,以特定的感知結構,讓某種本應保持開放的困境被關閉了」。前者是規範性的道德審查;後者是對藝術作為感知事件的社會功能的追問。 

Sontag說的「困境」(dilemma/predicament),我理解在這裡有了特定的新增含義:一部誠實的作品讓你待在困境的張力裡,保持那個不舒適的開放性;相反,一部動員性的作品——無論形式多精良——往往以感知的魅力關閉某個本應保持開放的問題。它給它的目標觀衆群帶來極大的舒適感,因爲他們需要一個答案,而不是一個困境。

那麼,我們應當如何評價那些在藝術上偉大、卻在道德上可疑甚至有害的作品?最誠實的立場無疑是拒絕單一尺度,但這又不簡單等同於相對主義。

藝術成就是真實的,技術的高度值得承認,否則批評就失去了對象的清晰性。但承認藝術成就,不等於給予道德豁免;否認藝術成就,也不構成道德批判的理由。兩者是不同的評價維度,但它們並不是完全平行、互不干涉的。 

我們需要一再審視甚至喋喋不休追問的,不是「這部作品好不好」,而是「這個作品作為完整的美學事件,在感知上對觀者做了什麼?它打開了什麼,關閉了什麼?它讓什麼變得可見,讓什麼被自然化?」

一部作品的「藝術價值」不僅僅是其技術層面的成就,它還包括那個作品在感知上對觀者所施加的整個影響結構。 美能為惡提供魅力,但這個事實並不使美成為惡的共犯,也不使美的追求本身成為危險的事業。它只是提醒我們:感知的力量是真實的和巨大的,但是它的運作方向是可以而且應該被追問的。

藝術的倫理不是它是否服從道德(它不應該!),它應該讓觀者也置身其中。用美的魅力悄悄地替觀者作出選擇,終究是落了下乘的作品。

我們習慣將藝術的影響力理解為「說服」。其實藝術真正改變人的方式,往往不是改變他的結論,而是改變他的感知;不是改變他的立場,而是改變他的世界首先呈現為什麼樣子。當世界以另一種方式被看見之後,許多原本需要論證的事情,便開始顯得理所當然。

也正因此,藝術最深刻的倫理問題,不在於它說了和展現了什麼;它讓我們如何看見,決定了我們將怎麽舉一反三的看待它之旁的真實世界。

私以爲,我們在面對那個永恆困境時,兩個至關重要的特質是不懶惰和誠實;不懶惰就會讓人不輕易讓渡思考,誠實就會讓人不輕易接受結論。這樣的後果當然是可能會產生虛無主義,不過虛無也好過極端,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