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唐人吉訶德

群友給推薦了一本《鹿隱之野》,我讀了兩章,別説,還蠻吸引人的;也蠻觸發思考的。然而我思考的卻是,這麽吸引人的閲讀,感覺離故事會要比離小説更近些。
簡單的說,當讀者能夠穩定地將文本效果歸因於局部且可命名的文字單元時,文本便傾向於敘事;當這種歸因持續受到阻礙,而意義更多地來自大量局部作用彼此交疊後形成的整體場域時,它便更接近小說。
後一種種寫作所產生的效果類似於基因型和表現型之間的關係。單一性狀是由許多基因共同作用形成的,而單一基因也會以分散且不均衡的方式影響多種性狀。不存在清晰的一一對應關係——這種對應關係的缺失可不是非缺陷,它是系統豐富性的體現。
一、文本中的歸屬問題
閱讀時的關鍵操作,和人生的其他行爲一樣,是歸因。
讀者會不自覺地將文本效果與原因聯繫起來——這句話為後續的結局埋下伏筆,這段描述營造出一種氛圍,從而為接下來的行動提供了理由。
敘事性寫作鼓勵這種歸因操作。一般來説,在故事裡,文字傾向於是單價的(monovalent)。這句話推動情節,那句話交代背景,每個元素都有清晰的局部職責。讀完之後你可以大致畫出一張因果鏈條,幾乎每個節點都能被指認和溯源。其中大多數節點都可以被命名,比如這個從句的存在正是為了完成這項工作,等等。這種結構的極端形態是劇本或偵探小說的大綱——功能高度壓縮,密度接近1,“廢”料趨近於零。
但我們所感知到的小說質地——至少是某種意義上「值得稱為小說」的東西——它的文字往往是多價的(polyvalent)。同一段描寫,同時在做氣氛、做人物潛意識、做主題的伏線、做讀者情感的遲緩準備……而且沒有哪一個功能是它的「本職」,也沒有哪一個效果是單獨來自一段文字。這些效果是疊加的,也是糾纏的,彼此不能分離,也不能單獨被指認。

那些看似「沒有直接效果」的文字,往往是整本書的結締組織。它們不是廢料,因爲它們承擔著一種彌散性的語義張力——讓有功能的文字得以在其中呼吸、獲得重量。讀者能感受到某種作用正在發生,而且往往相當強烈,卻無法確切地指出是什麼,也無法將其清晰地歸因於某個單一的目的。
這種體驗往往是做減法的,即拿掉它們之後,剩下的就只有情節,這本書就算「死了」。
基因類比深層意義正在於此。不僅影響是彌散的,這種彌散性也更賦予了系統韌性和深度。基因與性狀之間真正的一對一映射是脆弱的——一個節點受損,相應的性狀就會徹底崩潰。相反,多對多的映射,即每個基因對多個性狀產生微弱的影響,每個性狀又由多個基因共同決定,能夠吸收局部噪聲而不失其本質。
這種冗餘性所產生的複雜性,正是小說寫作的(最至關緊要的)要件之一。那些沒有單一、直接功能的段落並非無用之物;它們是連接其他更重要段落的紐帶,使它們得以呼吸並增添分量。移除它們,我們就得到了一個故事大綱和更低的稿費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人們很容易將這種特質誤解為單純的歧義或偶然。至少從我的閲讀經驗而言,純粹由作者意圖實現的多重意義往往顯得寓言式且局促——每一個未解的舉動都像是埋下的符號,等待被解讀,而這本身又是一種偽裝的單一含義。
純粹,或者更多,由溢出而非任何組織約束所實現的多重意義則往往顯得雜亂無章。最佳的小說質感似乎誕生於精心設計與無意識溢出共同作用之時:作者的意圖真實存在,但並未完全吞噬素材,而未被吞噬的部分正是多重含義的所在。
這兒例子當然是......Ulysses或者Finnegans Wake。它們倆正好是對這種陷阱的超越。它既高度作者中心(設計),又徹底作者去中心(溢出)。這也是為什麼它至今仍是「現代主義聖經」。
但是,這兩本書,特別是後一本,中間,很多句子根本不是一個效果找不到原因。它們壓根就是一句話同時屬於N種語言。阻礙形成attribution的源頭是作者肆意的grammar explosion。所以我覺得Joyce,和任何玩弄超單一語言的家夥,其實還超出我的框架。
我預算表示選擇無視。
二、音樂拓展:三重奏的三種版本
寫完上面那段,我剛好又看了周雨思老師的這個視頻,頓時感覺同樣的結構也可以在語言之外進行檢驗。
以拉赫曼尼諾夫的《G小調第一號輓歌三重奏》為例,我們來聽聽三個不同的演奏版本:一個由王羽佳擔任鋼琴獨奏,一個由郎朗擔任鋼琴獨奏,還有一個由與鮑羅丁三重奏相關的音樂家演奏。
在前兩個版本中,鋼琴在樂譜結構上佔據主導地位,賦予鍵盤更多的音型和動態,其在聽覺上也幾乎在敘事上佔據主導地位,聽眾幾乎可以逐一定位每個音符的來源和作用。在第三個版本中,同樣的結構不平衡依然存在,但聆聽體驗並沒有被簡化成一條單一的、可追蹤的線條。就本文所探討的論述而言,這首版本區別於前倆之處,就在於它感覺更像是小說而非故事。上面使用的歸屬解析幾乎無需任何修改,即可應用於此案例。
聽眾能否清晰地將特定的聲音事件與單一演奏者的意圖對應起來?王羽佳的鋼琴演奏,無論從聲譽或演奏風格上來說,都以這種清晰度著稱。其濃厚的浪漫主義層次背景中,內在聲部和和聲色彩被清晰地呈現出來;克制的演奏取代了傳統浪漫主義中常見的奔放辭藻。在獨奏協奏曲中,這種清晰度無疑是一種優勢。但在三重奏中,同樣的清晰度卻可能成為樂團多樣性的劣勢。當包括鋼琴在內的每個聲部都如此清晰易懂時,聽眾的耳朵很容易、過於頻繁地完成歸屬判斷。強烈的姿態被正確地聽作是鋼琴的宣告;回應也被正確地聽作是弦樂的回應。因果關係始終清晰可見。這種清晰性,如果持續足夠長的時間,就會被解讀為情節。
郎朗的例子表面上似乎與鋼琴主導的現象相似,但背後的機制卻截然不同。他的鋼琴演奏與強烈的歌唱性、修辭性的樂句緊密相連,並將富有彈性的節奏本身視為一種表現手段。這種力度平衡的選取其實更關乎敘事姿態。他的每個樂句都彷彿在講述某個故事,承載著一條貫穿始終的修辭主線,引導聽眾跟隨。當這種敘事衝動被帶入室內樂的語境,而不受合奏對話式演奏的約束時,三重奏便更接近於一首以弦樂伴奏的鋼琴作品。其因果鏈與前者同樣清晰,但其結尾機制不再僅僅取決於音量,而是通過姿態和音樂修辭來呈現。
與鮑羅丁相關的版本之所以能提供更有價值的對比,正是因為它沒有將各聲部相等。在任何合理的解讀中,鋼琴仍然是層次組合上的主導聲部;拉赫曼尼諾夫的寫作方式也別無選擇。改變的是弦樂如何利用其結構上的從屬地位。它們並沒有退居伴奏的透明狀態,相反維持著高密度的內部小規模活動——弓壓的細微變化、顫音的速度和寬度、以及樂句內部的塑造,等等,一直在低調進行。
這些變化本身並不構成足以與鋼琴的前景相抗衡的「事件」。這種活動也並非爭奪敘事上的主導地位。它的作用更為具體:它維持了背景音響的活力,使得鋼琴的演奏空間永遠不會淪為單純的背景。即使聽者的耳朵正確地聽出某個演奏的來源是鋼琴,也無法完全確定其歸屬,因為周圍的層次組合不會靜止不動,以至於可以被歸類為惰性的支撐。
這就像室內樂中多基因性狀的弱效應位點。它的影響過於分散、過於持續、過於不起眼,以至於無法被明確指出是任何具體結果的原因,然而它的缺失卻會使整體變得平庸。
小說式的合奏並不要求各聲部之間重要性的均等分配。它需要的是權力的不平等運用,以及在其他方面持續不斷的存在——這種主導地位,除了其主導性之外,並沒有壟斷可聽覺歸屬的領域。

由此自然會產生一個疑問:這是否意味著任何個性鮮明、極具感染力的表演者,無論加入哪個樂團,都注定要主導整個樂團的敘事呢?
我認爲答案是否定的。相關的變數並非表演者個性的強弱,而是其與其他聲音的互動方式。同樣強烈的個人風格即可以採取邀請式的形式,即通通過強有力的姿態留出空間,引導下一個聲音填補。
我們甚至可以說,王羽佳和郎朗的版本,本質上是在搞「修辭的強耦合(Strong Coupling)」。鋼琴成了絕對的重力中心,弦樂的相位被強行鎖定在鋼琴的引力場裡。聽眾的耳朵不需要做任何功,因為因果關係太清晰了——鋼琴給出主調,弦樂給出襯墊。這是一場精彩的「敘事演講」。
鮑羅丁的三重奏版本,呈現的則是一種「弱耦合的動態平衡」。拉赫曼尼諾夫賦予了鋼琴主角的劇本,但弦樂沒有放棄自己的「自由度」。弦樂那些微弱的弓壓、顫音,就是背景裡的漲落(Fluctuation)。它們不是在與鋼琴爭奪「誰是主角」(那會變成糟糕的混亂),而是在無心地證明「除了主角之外,世界依然在自主運作」。這種不對稱的留白,恰恰給了鋼琴音色呼吸的空間,讓整首曲子擺脫了平面化的情節,獲得了立體的小說質感。
三、重新建立修辭相位鎖定
本文的核心,歸因解析(即結果能夠清楚地歸因於單一、可定位的原因的程度),實際上描述了一種更為普遍的機制,即我在以前文章我不能有效的站在你中間中提出的修辭相位鎖定。
相位鎖定指的是一種預先設定評價結果的問題框架。提問方式使得在任何實際推理發生之前,聽者只能選擇一種歸因,即歸咎於某件事或某項功過。用本文的術語來說,相位鎖定就是為了服務預先設定的結論而強行關閉歸因解析。
小說式的懸置和鮑羅丁三人組拒絕明確歸因,並非對封閉的拒絕。它們是為某種並非判決的目的而進行的封閉的延緩——一種對物質的沉浸,使意義得以增殖而非固化。同樣的結構性舉措,即開放歸因,在這裡服務於自由而非逃避,因為沒有任何需要決定的事情被做出決定;這裡並沒有迴避任何結論,只是允許某種經歷超越任何單一的描述而存在。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這兩種現象的差異在機制上其實大同小異。兩者都涉及因果歸因的相對開放性或封閉性。其分道揚鑣之處在於選擇這種開放性或封閉性所服務的對象。
歸因的封閉本身並非絕對有害。故事需要它,判斷需要它。審判、診斷、決定都需要在某個時刻確定原因並追究責任——封閉正是探究最終得出可用結論的機制。
換句話說,決策需要封閉性。比如,法庭與診斷必須追求「單價歸因」——是誰殺了人?是什麼病毒導致了疾病?這時必須關閉解析,否則行動就會癱瘓。
相位鎖定的強制性,如果變的有害,或者至少有局限,並非在於它封閉了歸因。其流弊還是在於這種封閉發生在探究之前而非探究之後,並且它服務於一方的勝利而非問題的解決。
比如,沉浸(或體驗)需要開放性。這時,相位鎖定的”邪惡“之處在於,它將原本屬於「複雜多對多映射」的問題,在探究發生之前,就強行塞進了預設的、單向的因果鏈條中(例如:一切問題都是因為XX/都是因為XXX)。這是一種審美上的焚琴煮鶴,一種智力上的偷懶,也是一種政治化的強權。

因此,我們可以再次擴大一下。既然提到了”政治“,同樣的邏輯或許也適用於比文本或表演更大的系統。
根據一種先前的觀點,一個穩定的政治體依賴於其將結構性壓力轉移到邊緣地區的能力,以避免放任其在中心積聚。我們可以用現在的語言將其重新表述為:一個社會能夠使某些類型的系統性壓力保持分散且難以歸因——無法追溯到單一可定位的失敗或行為者——從而避免合法地陷入那種因反對性的問題本身而導致的封閉狀態。
這值得另文探討,並非本文試圖論證的觀點。
四、開放式的結論
無論在語言或聲音或者政治生活層面,區分故事性與小說性的關鍵並非意義的密度、裝飾或技術難度。我認爲是能否輕易地將某種效果追溯到單一且可命名的原因。如果這種追溯輕鬆而完整,那麼無論作品表面多麼精妙,它都像一個故事。如果追溯受到阻礙——阻礙一小半可能源於模糊不清,更多是源於結構化的、不均衡的因果權重分配,這些權重分散在眾多同時發生的、低振幅的參與之中——那麼作品便呈現出一種恰當的、小說式的質感。
當然,有一説一,客觀、公平和中庸的說,無論是在集體表演中,還是在散文中,或者在政治生活中,故事性和小説性都是必要的組成部分。
如果說前者爲我們速成地提供了幾條乾巴巴的意義,後者則要求即使是結構上從屬的部分也保留足夠的內在生命力,使得聽眾或讀者或其他體驗者,在試圖為任何特定的美妙瞬間歸因於單一作者的努力時,都能得到不止一個候選者的溫柔、持久甚至是無心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