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唐人吉訶德
我一直想從普通法系的角度來寫寫脫歐。我感覺脫歐或者在那之前的英國和歐洲大陸的不即不離關係都體現出一種exceptionalism;這種exceptionalism或者說這種國家級別的個“人”主義是從形成普通法的文化傳統中生長出來的高概率之果。

當分析家和評論家探討英國脫歐的歷史意義時,那些討論通常圍繞著主權、移民、貿易關稅或國家認同等議題。
這些爭議當然引人注目,不過我認爲在許多方面,那都只是表象。更深層的衝突當然發生在典範層面,發生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制度在更新模式的碰撞中。
我們習慣根據文明在特定時期所擁有的制度形式來比較它們;民主與專制、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普通法與大陸法系,等等。然而,決定一個文明長期活力的,很少是其在特定歷史時期制度存量的成色——如果有,那也是曇花一現的巧合;從長遠來看,其制度存量如何根據環境變化進行更新的機制的質地,才是關鍵所在。換句話說,文明之間真正的競爭,並非聚焦於制度形式的競爭,在此之前,制度更新機制的競爭已經揭開了戰幕。
從這個角度來看,英國脫歐並非主要關乎傳統意義上的經濟或主權之爭。這些當然也是重要議程,不過其重要性顯然低於其構建於之上的文明“源代碼”。
誰有權改寫那些源代碼?誰會如何修改?以及應該通過何種方式進行改寫?爭奪戰一直在發生,時刻在發生,也將繼續發生。
一、制度,一種動態演算法
隨著時間的推移,所有人類機構都面臨著同樣的根本挑戰。外在環境瞬息萬變;新的技術範式、不斷變化的全球市場、人口結構轉型以及地緣政治格局的重組,都在持續產生新的信息。
在這種不確定性不斷累積的背景下,評估一個機構的恰當標準,並非總是其當下設計是否完美(小心過擬合陷阱哦!),我們也必須考慮它能否吸收新信息並在錯誤累積之前糾正這些錯誤。
一個無法迭代更新的機構——無論其結構多麼精妙——最終都會被它無法充分代表的現實所擊敗。因此,任何文明最重要的演化特徵,在於其信息回饋迴路的本質,即外在現實如何影響並修正內部制度結構的機制。
這種框架改變了比較的標準。我們不應該止步於問哪個文明今天擁有更好的制度,進一步的追問應該是:哪個文明能夠更快地學習、以較低的成本試錯,並在不導致系統崩潰的情況下從錯誤中恢復?
英國普通法為一種制度更新機制提供了經典範例。它通常被狹義地描述為判例法或先例,但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它更為精確的表述可能是:它是一種高度複雜、去中心化、自下而上的演算法,用於將來自社會邊緣的信息融入法律核心。
普通法並非始於一套完整的理性藍圖──一套成文的、闡述所有可能的社會衝突應如何解決的準則。相反,它允許新穎的社會現象和相互衝突的利益首先在現實中顯現,然後才通過細緻入微的訴訟實踐來解決它們。每個案件都是對社會生活前線摩擦的探究,將地方性知識帶回法律體系。每一項司法判決都是一次細微的調整,是對法典的一次小幅修改。
作為與普通法並行發展、旨在糾正其僵化之處的法律體系,衡平法尤其具有啟發性。它於制度架構中固有的存在,等於是承認人類理性無法預先預見所有情況,因此,一個合法的法律秩序必須在其自身結構中保留一個從複雜性中學習的介面。
因此,我們可以說,普通法最終保護的並非一套固定的規則(至少在被部分僵化為保守主義傳統之前不是)。它是制度本身持續不斷的生成能力。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優勢,但我應該抵制浪漫化的誘惑,而轉向更爲準確的表述。
從歷史上看,普通法傳統也一直是一種根深蒂固的保守機制——它服務於財產所有者和既得利益精英,在勞動權利和公民平等問題上進展緩慢,並且在結構上被證明不適合應對現代社會的諸多監管挑戰。在金融衍生性商品、環境標準和數位平台治理等複雜議題上,普通法體系屢次需要大量的法律補充。分散式演算法功能強大但速度緩慢,且其輸出結果並非對社會權力保持中立。
二、作為集中式建制的歐盟法
歐盟的法律秩序代表了一種截然不同的制度更新模式。
建立於二戰後的廢墟之上,它秉承一種理性自上而下的設計基礎,通過建立統一的市場規則、超國家法院和適用於所有成員國的標準化法規,在多元化的歐洲大陸上推動政治和經濟整合。在這種架構下,制度更新主要通過超國家機構的集體立法、集中式的條約修訂以及歐洲法院的統一司法解釋來實現;通過國家法律傳統的有機演進和案例驅動的演變被實質性的視同於低效而被放棄。
本質上,這是一種在大範圍內進行「複雜度匯聚」的更新架構。為了在涵蓋27個國家、代表超過4億人口的體系內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協調性,它不得不提高信息過濾的門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某些形式的自發性國家調整。
然而,這也並不意味著歐盟是一個全然封閉的官僚溫室;事實上,歐盟的立法高度依賴多方利益相關者的網絡化遊說、跨國產業標準的博弈以及「補貼原則」下的地方轉化。它同時兼具一套極其漫長、將分散信息強制規格化的「集中式匯聚」機制。
這不能被簡單解釋為(布魯塞爾的)制度上的傲慢,這其實是規模效應的必然代價。任何大型集中式系統都必須執行類似高通濾波的操作,以消除各種異質噪聲,從而維持整體結構的穩定性。
這種架構的真正成就不容小覷。當分散的普通法體系束手無策時,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和《人工智能法案》(EU AI Act)正是集中式模式成功的例證。它們為任何單一國家都無法充分應對的新型技術風險制定了連貫且具有約束力的標準。單一市場的協調效率提升是真實且顯著的。在適當的條件下,集中式更新能夠以自下而上的流程無法比擬的速度和協調性發揮作用。


普通法與歐盟法律秩序之間的本質差異不在於具體規則的內容,於信息流的架構和更新權限的位置而言,它們一種傾向於信息在邊緣分佈,向上發展;另一種傾向於信息在中心聚集,向下流動。
三、一場關於權力更新的爭議
通過這個框架重新檢視,對於英國脫歐的核心邏輯,我們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它其實比雙方意見所持者所承認的更加複雜。
自1972年起,尤其是在歐盟法律至上原則確立為司法原則之後,英國逐步將其相當一部分的制度性自我修訂權移交給布魯塞爾。對於堅定的歐洲一體化支持者而言,這種移交消除了歷史遺留的制度障礙,並顯著提高了單一市場的整體效率。然而,對於那些深受普通法傳統影響的人來說,這意味著截然不同的事情:英國法律體係正在喪失其進行所謂「熱補丁式更新」的能力——即針對社會層面出現的摩擦而進行的即時、本地化的修正。
在歐盟的整體化體系下,信息鏈已經延長。地方需求不再能直接轉化為制度性矯正,它必須經過超國家官僚體系的層層批准,然後再以打折的形式回饋。 「奪回控制權」這個政治口號,固然夾雜了全球化失落階層的非理性焦慮與民粹煽動,但其深層的底流,其實也是這種制度焦慮的體現。
當沿襲千年的自下而上傳統遭遇反向的阻力時,拒絕接受一個無法以地方信息為導向的中央集權式更新機構,幾乎已經成爲了一種文化心理與政治基因上的膝跳反射。然而,必須警惕的是,脫歐派試圖用一場大刀闊斧、極具建構主義色彩的政治手術,去追求一種抽象的、純粹的普通法迭代權,這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實踐上的悖論。
而且這種膝跳反射,除了證明(暗示)其生理性之外,並沒有多少自帶的天然正確性。從已經發生的時間綫來看,脫歐作為制度理性實踐的論點已被其後續發展大大削弱;如果恢復更新權限是脫歐的目標,那麼所選的機制在許多重要方面反而增加而非降低了協調成本。
比如,《北愛議定書》及其後續的重新談判,就造成了新的、更棘手的制度複雜性。脫歐業加劇了英國內部的離心壓力,蘇格蘭獨立訴求達到了過去幾十年來未見的結構性強度。與歐盟的貿易摩擦至少在供應鏈上,為那些旨在實現無縫市場整合的英國企業帶來了切膚的成本。
這些結果當然並非直接證明了中央集權模式的正確性。它們僅僅表明,雙方的理論都未能充分解釋英國脫歐的實際制度動態。恢復地方更新權是一個合理的制度目標;然而,實現這一目標的現實方式卻是以引入新的僵化機制來替換了舊的僵化機制。
從系統論的視角來看,脫歐最大的代價並非規則的改變,而是「信息邊界的築牆」。一個系統若要保持迭代活力,前提是必須與環境進行高頻率的物質與信息交換。
英國(脫歐派們)為了收回抽象的「代碼修改權」,不惜切斷了與歐洲龐大供應鏈、數據庫和科研網絡的無縫連結,這實質上導致了系統內部信息多樣性的銳減與信息熵的激增。在追求自主性的同時造成了信息割裂,這才是這場系統實驗最深刻的制度悖論。
四、複雜系統中的更新機制
更新機制之間的競爭並非法律或政治所獨有。它是許多領域複雜適應系統的結構特徵,仔細審視這種類比當然會很有啟發意義——前提是我們不能過度誇大結構上的相似性。
生物演化通過世代間的突變和選擇來更新生命的參數,沒有設計者,也沒有預設的目標。市場價格機制即時匯總分散的消費者偏好,無需集中協調即可實現資源分配;但必須强調,這只有在產權明確且合約可靠執行的情況下才能實現。科學界通過對現有範式進行實證挑戰來更新人類知識庫。民主制度通過定期選舉來更新政治合法性和授權。
這些系統具有某種家族相似性(維特根斯坦言)。它們都能將外在信息融入內部結構,并不需要一個全知全能的決策者。但這種相似性不應被錯誤地,或者至少簡單地,等同起來。
生物演化沒有目標函數。市場機制對產權和契約等制度前提高度敏感──一旦移除這些前提,價格訊號就會淪為噪音。科學更新需要一個願意接受反駁的實踐共同體;它適用於可證偽的經驗性論點,但不太適用於價值爭議。民主更新緩慢,容易被操控,並且會週期性地產生難以糾正的重大錯誤。

每種機制都有其特有的失效模式。系統理論家往往會傾向於尋找能夠闡明結構卻又盡量忽略這些差異的類比。分析的嚴謹性則取決於能否和多大程度上能夠抵抗這種誘惑。
五、快照與機制
二十世紀主導政治哲學的許多理論都圍繞著制度形式的二元對立:民主與專制、市場與計畫經濟。但從長遠來看,這些形式只是快照(snapshot)——一個系統在特定歷史時點的狀態。
決定文明進程最終走向的,是隱藏在這些快照背後的動態邏輯:吸收新信息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當系統出現局部錯誤時,它是否有足夠的防火牆來阻止系統性傳播?更新過程會被既得利益者把持,還是能保持開放性,接納分散式的社會智慧?
歷史表明,能夠生存下來的系統很少是那些在任何特定時刻看起來最完美或最強大的系統。如果將運氣的成分排除在外,它們往往是那些能夠最快回應環境變化並能最有效地從錯誤中恢復的系統。一個看似非常精密的機構,如果其更新成本過高,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就一定會僵化;而一個起初並不完美,但能夠以低成本且頻繁的方式進行自我修正的機構,通過不斷迭代,最終能夠達到任何預先設計都無法企及的穩健性。
承認分散式自下而上更新機制的系統優勢並不意味著它們總是更優越。每種架構的相對優勢取決於其運作環境的特性。
分散式更新機制——例如普通法或市場價格——在高度不確定性、局部快速變化以及信息本身分散且隱性的環境中表現出色。它們對中心位置的錯誤具有穩健性,因為錯誤僅限於局部;但它們無法在大範圍內快速協調。
集中式更新機制在解決分散式機構無法解決的問題時特別有效:例如,需要跨越龐大人群制定統一標準的協調問題、跨越司法管轄邊界的外部性問題,以及需要針對突發危機迅速採取協調一致行動的情況。戰後重建、疫情應對、氣候協調以及全球數碼平台監管等領域都已證明,一定程度的集中式更新能力具有真正的價值。

因此,真正具有學術意義的問題,並非武斷的宣稱哪種機制在理論上是正確的;檢驗每種機制或者幾種機制的組合在何種信息條件下、何種規模以及何種時間跨度內才能展現出更優的績效表現,才真正回應了時代的難題。
那些無法在不同模式間切換——要麼完全集中化,要麼完全分散化——的組織(尤其是國家),長期來看,終將面臨對於它們而言越來越難以適應的環境。
六、適應性的賭注
如果將一個文明理解為一個複雜的開放系統,它不斷地與環境交換物質、能量和信息,那麼它最重要的資產不是它當前制度存量的質量,而是它根據所遇到的情況修改這些存量的能力。
無論英國脫歐的政策優劣如何,它都是此類結構性事件。為了應對現有制度結構與日益動盪的環境需求之間的不匹配,決定重新配置更新權力的架構。迄今為止,其結果比支持者和批評者預期的都要更加複雜——這本身就頗具啟發意義。
這提醒了我們,制度更新不是一場在真空實驗室裡進行的、純粹的「信息優化遊戲」。它涉及不同階級、利益集團在權力結構中的時點性零和博弈(區別於長期的非零和性質)。制度變革很少能一步達到最優。真正的問題在於,新的架構能否在擺脫了超國家約束的同時,頂住地緣政治與經濟地理的硬約束,並從自身的權力與經濟摩擦中學到經驗。
文明競爭中更廣泛的教訓,是純粹的分散理論家和純粹的中心化理論家都尚未完全領悟的。在技術變革加速、全球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系統性不確定性不斷上升的環境下,能夠將分散式更新機制的局部敏感性與中心化機制的協調能力相結合,並根據問題性質靈活切換模式的文明,將獲得決定性的優勢。
一個文明的最終命運並非取決於它今天擁有的制度度——其實我在寫這個句子的時候已經帶入了一種錯誤的綫性觀;文明,除非它毀滅了,不應該有“最終”的命運。所以我想重新措辭:一個文明將有多大的能力塑造其未來,并非取決於它今天擁有的制度。
這當然還是取決於當現實一如既往地拒絕停滯不前時,這些制度能夠靈活和有機的隨之演變成什麼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