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脫水舞男
一、宇宙的舞池
年初,備受讚譽的荷蘭四人樂隊YĪN YĪN拓展、融合並點燃了迪斯科、放克、衝浪、迷幻搖滾和東南亞元素的歡快音樂,發布了他們的第四張專輯Yatta!。UNCUT雜誌此前曾將他們極具感染力的音樂風格稱為“宇宙迪斯科”——這可謂恰如其分——但正如Yatta!所展現的,樂隊的音樂印記是一個不斷演變的萬花筒,由各種聲音、質感和節奏交織而成。
開場曲In Search of Yang以哲學家艾倫·瓦茨的引言破題(「沒有陰就沒有陽,沒有陽就沒有陰。」),然後毫不猶豫地切入一段幾乎讓人無法站著不動的Disco groove;非常悅耳又顯得聰明。我覺得他們的音樂可以叫做Intelligent Disco。
YĪN YĪN的音樂是Disco/Funk與東南亞音樂元素的雜交,但它之所以比Spotify排行榜上絕大多數受黑人音樂影響的歌曲更具誠意(Ricky Beato對此有幾乎每周一次的吐槽),原因還不在於素材組合的跳躍,更在於雜交的方向性。
大多數流行製作的「借用」是單向的。把異域元素當作裝飾,貼在一個既有的流行骨架上。YĪN YĪN的兩套音樂語法(西方Funk的groove結構與東南亞的旋律motif)同時運作,互相讓步,各自改造。這種平等的對話,正是YĪN YĪN顯得卓爾不群的原因。
説起來,我和Disco的關係比較奇特。它是我聼音樂的啓蒙形式——我最開始聼流行音樂就是從它開始的,小時候聽了不少荷東以及其他的香港翻唱歌曲。後來我才知道,那些叫Euro-disco/Italo-disco/Hi-NRG。
但是等我開始聼搖滾和金屬,就不由自主的被偏見主宰;就算不嫌棄這種音樂,至少也很少去主動找來聼了。但是再後來,我聼了Pink Floyd的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實在難以相信,他們,和大量我喜愛的80年代隊伍一樣,使用了Disco的節拍。於是慢慢又對它產生了“看山還是山”的興趣。
某種程度上,我目擊和親歷了Disco從誕生之初就遭遇的的爭議;形而上的重量總是控制不住對身體性的律動指手畫脚。
二、地下室的爆炸
要理解Disco,必須先理解它從哪裡來。
1970年代初的紐約,有一批人,他們沒有法子在白天做自己,比如黑人、拉丁裔、同性戀者。他們在主流社會裡一般是隱形的;不隱形時又是被凝視的。地下舞廳,尤其是曼哈頓下城的那些空間,是他們唯一能夠自由呼吸的地方。
所以Disco的“狂喜”沒有多少天真的色彩,它是彼處壓抑之後的此處爆發,是知道天亮之後必須回去隱形的人的快樂。這種快樂有一種悲劇的底色——你在樂聲裡能感覺到那個底色——正是這個底色讓(有些)Disco的歡騰變得動人,而有的又顯得聒噪。
從技術上說,Disco繼承了Funk的身體性——James Brown所說的「The One」,aka,人類肉體在時間軸上的微小微擾(Perturbation)和圍繞它形成的所有樂手共同呼吸的律動核心——並加入了管弦化的密度:銅管、弦樂、打擊樂、人聲和聲,每個聲部都有自己的角色,但整體是一個有機體。
這種編曲哲學在Earth, Wind & Fire這樣的隊伍那裡表現的頗爲鮮明。他們把非洲精神傳統、埃及神秘主義和占星學全部壓進了同時還讓人想跳舞的Disco groove,讓音樂同時在身體和頭腦兩個層面互不犧牲的運作。
Disco進入80年代之後裂變為多個方向。義大利的Italo-Disco把它的管弦化傾向推向合成器的迷幻美學;歐陸的Euro-Disco強化了它的流行可及性;Hi-NRG則把節奏加速,為後來的House和Techno鋪路。
每一個變體都在繼承和改造Disco的某個面向,但共同保留了那個核心,以身體作為思考的器官。
這樣的結果就是,Disco,這種“歡樂”的音樂,越來越適合且僅適合跳舞。
三、Disco Demolition
有人會不喜歡歡樂嗎?還真有!
1979年7月,芝加哥的科米斯基球場發生了一場著名的事件:DJ Steve Dahl組織了「Disco Demolition Night」,在棒球賽中場休息時炸毀了一大批Disco唱片,引發騷亂。這被普遍解讀為搖滾樂對Disco的反撲;但回頭細品的話,那場「反Disco運動」的實質遠不只是音樂品味之爭。

搖滾以「真實性」(authenticity)自居,把Disco定性為膚淺、商業、女性化。這個評價標準本身就預設了一種特定的美學等級:白人的、男性的、heterosexual 的「深度」定義。
Disco之所以讓搖滾界不舒服,不是因為它好或者不好,實在因為它代表了一批不應該「過度」存在的人群——他們太快樂了,太公開了,太佔領空間了。對Disco的貶低,在相當程度上是對這批人的貶低。
四、「過多的快樂」
這批人當然是指的同性戀(尤其是男同)人群。Disco與同性戀社群的關係絕非偶然,它自有其深層結構性。
稍微注意一下的話,我們會發現,整個LGBTQ+團體的活動表現出了過多的「快樂」(有個詞叫flamboyant)。我不是說他們只有快樂或者他們不該追求快樂,而是涉及Pride的活動裡面充滿了排斥其他主題的快樂;這容易讓人覺得他們不真實——不現實——不一樣——不屬於——不是「正常」人。

原初Disco的快樂——那些在地下舞廳裡的夜晚——是「有成本的快樂」。它的歡騰不光有悲劇的地基,而且和外界摩擦巨大,以至於天亮之後,舞廳關門,人們必須回到那個不接受他們的世界。正是這個外部的節制,讓狂喜顯得真實,讓快樂有了重量。你叫它「偷歡」也行。
當LGBTQ+群體逐漸獲得社會承認,Pride從地下走向街頭,從邊緣走向官方,那個壓抑與爆發的張力就消失了。建制化、官方化和純粹的展演時,作爲對立面的對位(Counterpoint)「阻力」幾乎被抽空了,狂喜就變成了「規定的修辭」。
這無關政治正確與否的問題,這純粹是審美上的失重。當你不需要為快樂支付多少代價時,快樂就退化成了娛樂白噪音。
我不認爲這是個對LGBTQ+群體的批評;我只是提出一個關於審美結構的觀察。任何情感,當它(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對立面的壓力,就會失去深度。
比如,前年巴黎奧運開幕式上惹翻一衆保守主義者的Drag秀部分。Drag show僅僅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可、接受或喜愛;這是很正常的。那麼不喜歡的人不看也就罷了。不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當然,這個問題還可以更加深入。比如,最讓我感興趣的問題是:為什麼會不喜歡?或者更具體的說,為什麼自認為心態開放審美變態的我會不喜歡?答案還是上面所説的,Drag show充滿過度的「快樂」。
衆所周知,快樂是一種容易「無聊」的感受。保持持久的快樂容易導致持久的無聊。而因為人類罕有主動去尋找痛苦,他們為了打破無聊只能去尋找「更」快樂:從邊際效益的角度看,這是個無法自洽的過程。但是陷入痛苦就不一樣了,這個鐘擺積累了正向變化的動量。
也可以從「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的角度解釋。人類在決策過程中對損失(悲傷)的敏感程度通常高於對收益(快樂)的敏感程度;換句話說,人類對於損失(悲傷)的感受會比同等程度的收益帶來的愉悅感受要強烈的多。
因此,悲劇往往比喜劇更有深度,不是因為痛苦本身更崇高,而是因為它與存在的損耗更誠實地相遇。因此,接觸悲劇性情感的藝術,往往在心理上留下更深的印記。純粹的歡樂審美,如果失去了張力,就退化為娛樂。
「天堂的玫瑰色無聊,有時比地獄的猩紅色痛苦更折磨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問題在政治層面有一個不同的維度。奧運開幕式那樣的政府主辦活動,根本不存在「言論自由」的保護傘——政府沒有嘲弄其公民(信仰)的自由。
把審美問題和政治問題區分開來,是重要的。對Pride美學的不適感,可以是一個真實的審美判斷,同時與對LGBTQ+群體的政治態度完全無關。混淆這兩個層次,往往是雙方討論都容易犯的錯誤。
五、製作越來越好,音樂越來越死
音樂製作人和評論者Rick Beato長期評點Spotify排行榜的音樂,他反覆指向一個悖論:這些歌曲的製作水準越來越高,但它們聽起來越來越相似,越來越缺乏個性。其中大量歌曲受到黑人音樂元素的影響——借用了Blues的音色、Funk的節奏感、R&B的和聲——但這些元素在排行榜歌曲裡顯得像是貼紙,而不是骨骼。

Beato指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和弦進行的高度趨同。大量歌曲共享同樣的幾個progression,加上量化到格子裡的節奏。這兩件事直接摧毀了Funk和Jazz的核心。Funk的靈魂就在於groove的微小偏移,通過樂手之間即時協商出來的律動重心;它必須是活的,不能是計算的。Jazz的靈魂則在於和聲張力的建立與解決,在於演奏者之間真實的對話(類似於非洲音樂中的call and response)。
當你把一切量化並優化到「沒有任何人會skip」的程度,你就恰到好處地系統性地消滅了讓這些音樂有生命的東西。
諷刺的是,製作越來越好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現代混音把磨掉了所有的粗糙、偶然和人為的不完美;這些東西往往就是音樂裡最有表情的部分。一個稍微走音的藍調嚎叫,本質上是人類肉體在時間軸上的微小微擾(Perturbation),那是樂手之間呼吸的搶拍、拖拍,是混沌系統中的動態協商。它比一個完美音準的vocal更能讓人起雞皮疙瘩,正是因為它的不完美揭示了一個真實的身體和一個真實的時刻。
六、工業化謀殺了生成邏輯
為什麼源自黑人社區的純正Blues、Funk和Jazz反而不容易進入排行榜音樂的製作考量範圍?這個問題有幾個層次的答案。
第一個層次:提取而不繼承。當主流工業借用黑人音樂元素時,它借用的是表面的聲音特徵——某種鼓點的感覺、某種和聲的色彩——但切斷了這些元素背後的生成邏輯。Blues不只是一種音階,它是一套關於如何處理痛苦的語法;Funk不只是syncopation,它是一種關於集體身體性的哲學。工業化的製作可以掃描並複製聲音的表面,但無法複製生成這個聲音的內在必要性(這讓我想到了民主制度移植之難)。
結果是你得到了Blues的音符,但沒有Blues存在的理由。而一旦找不到理由存在,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它一開始就不會存在。
第二個層次:算法的目標函數問題。Spotify的演算法優化的是留存率和skip率,這和「好音樂」的目標在結構上是衝突的。好音樂往往需要一個進入的門檻——第一次聽可能不知所措,第二三四次才開始理解它。
但是算法偏偏懲罰這種音樂。Blues、Funk、Jazz都是需要聆聽教育的音樂——你得先學會用耳朵跟隨那個groove,才能感覺到它的魔力。這個學習成本在算法面前是負資產。
第三個層次,也是最根本的:生產方式的問題。現代流行音樂的製作是非同步的、模塊化的——製作人在bedroom studio裡拼接loop,沒有樂手在場,沒有集體的身體在共同呼吸。這是生產方式的問題;技術再好也沒用。「The One」——那個groove的核心——是樂手之間在演奏中即時協商出來的,是集體性的、身體性的、當下的。你沒辦法在一個人對著屏幕拖拽方塊的過程中找到它。
這三個層次加在一起,就產生了一個結構性的諷刺。這些歌曲「聽起來」受到黑人音樂影響——很多還直接有黑人藝術家的參與,但它們的製作過程恰好系統性地排除了黑人音樂之所以有力量的那些條件。
為了達到暢銷的目的,工業採取了最決絕的手段。消除一切不聽話的摩擦,消除一切不可控的對位(Counterpoint)「阻力」,於是終於完成了一種乾淨的、技術精良的、完全沒有生命的複製。
七、尋找陽性患者
但仍然不是希望全無。也許還有能夠提供真實感染的陽性患者。
YĪN YĪN的專輯叫做Yatta!,開場曲叫In Search of Yang。這個題目很有意思:如果你叫「陰陰」,那「陽」在哪裡呢?這個問題讓整張專輯有了一個內在的重心,一個它必須回答的問題。
好的音樂,好的藝術,幾乎都是這樣。有一個自己的問題要回答。Disco在它誕生的那個時刻,回答的是一個真實的問題——被排斥者如何在一個不接受他們的世界裡找到存在的喜悅;有時找過頭了,那也不是它的罪。Blues回答的是另一個真實的問題——如何與無法改變的痛苦共處。Jazz回答的則是——在自由與結構之間如何保持真實的對話。
排行榜音樂通常回答的不是自己的問題,而是市場的問題:什麼會被skip掉?什麼會引發情緒共鳴?這兩種問題意識生產出來的音樂,在根本的誠意層面就是不同的東西。前者是藝術;後者是設計精良的情緒遞送系統。
樂而不淫,說的不是不能快樂,而是快樂必須有它的對位——不然快樂本身就失去了意義。Disco最初的偉大,正在於它的歡騰是從真實的壓迫中生長出來的,所以它的每一拍都有重量。當這個壓迫消失,如果歡騰依然以同樣的方式延續,它就成了一個空殼——一種對昔日真實情感的表演性重複。
In Search of Yang讓人感到有誠意;大概就是因爲它還在尋找,而不是假裝已經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