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Comecon

一、藝術史不是技術史
最近和朋友討論古典音樂時,他提到一種今天很常見的觀點:古典音樂早已過時,還在聽的人不過是在抱殘守缺;真正代表未來的,應該是實驗音樂、聲音藝術、氛圍音樂乃至更激進的聲學實踐。
我其實不太認同這種說法;因為這種表述本身往往帶有一種很強的價值預設:它默認藝術史像技術史一樣,是一條單向進步鏈,新的形式天然比舊的形式更高級、更前沿、更接近未來。
但問題在於,美學史——或者更準確地說,人類的意義史——未必像技術史那樣運作。蒸汽機會被內燃機取代,CRT會被液晶屏淘汰,但Bach不會因為電子音樂的出現而失效,Mahler也不會因為聲音裝置藝術的興起而變成低級形式。不同藝術之間,未必存在技術產品那種線性的淘汰關係。
這當然不意味著現代或後現代藝術沒有價值。恰恰相反,我自己其實就是不少先鋒音樂、融合音樂與氛圍音樂的愛好者。正如我的朋友小楊所説,“(它們)都是人存在於世體驗的一種表達方式,它有自己產生的理由,有著無需掏出「履歷」證明自身的當然性”。
很多現代藝術實踐,本質上都在對傳統「美之外」的邊界發起衝擊:為什麼某些聲音天然被視為音樂,但是另一些不是?為什麼和諧一定比失真更「美」?這種擴張確實有其意義。但這種擴張本身也帶有某種悖論。當越來越多東西都可以被納入「美」的範圍時,原本那些高度穩定、內部自洽的審美秩序,會開始逐漸鬆動,它們作為「默認中心」的地位也因此消散。

二、古典藝術的深層前提
今天的人仍然可能真實地被Bach、Mahler或者Holst打動。那些作品的「悅耳」性只是原因之一,我認爲更重要的是因為它們至今仍然能提供某種高度穩定的詮釋學低熵。
在那樣的音樂裡,張力有明確的累積與釋放,情感具有方向性,和聲存在重力中心,結構帶有可預期性與回歸感,不同聲部最終能被整合。這其實不只是音樂形式,更像是一種世界模型——調性音樂本身隱含著一種讓人安慰的宇宙論:世界雖然複雜,但最終仍然能被收束為秩序。
這也不得不讓人意識到,古典藝術與宗教之間的同步性,恐怕並不只是歷史巧合。很多古典藝術,本來就不是單純的「審美產品」;它們更像某種宇宙秩序感的外化。
無論是哥特式教堂、宗教繪畫、彌撒曲、復調音樂,還是古典交響結構,它們背後往往都共享著一些深層前提:世界存在超越性的結構,人可以接近這種結構,混亂不是最終狀態,局部痛苦能被更高秩序所容納,美與真理之間存在聯繫,等等。
因此,古典藝術中的莊嚴感、崇高感與永恆感,很多時候並不只僅僅出於風格考慮,一種來自本體論的信念讓創作者別無選擇。
今早讀了教宗良十四世的《壯麗人文精神》通諭(Magnifica Humanitas);其開篇幾乎以完全相同的邏輯出發。

通諭引用梵二大公會議的話說:「只有在聖言成為血肉的奧秘中,人類的奧秘才真正得以顯明。」這句話幾乎paraphrase了古典藝術的宇宙論:人的意義不是自我給予的,它來自一個超越性的秩序的賦予。人的尊嚴、歷史的方向、正義的基礎——這些都預設了一個「比人更大的東西」的存在。
這種前提,正是現代性的挑戰對象。
三、宗教退潮的副作用:意義需求的位移
現代性的重大變化之一,恰恰就是這種超越性框架的退潮。
當宗教逐漸退出公共核心後,人類其實獲得了很多東西:科學自由、個體自主、政教分離以及對權威的質疑能力;但同時,也失去了一些,for better or for worse,原本默默支撐文明穩定性的結構。
宗教在歷史中不僅僅是信仰系統,它還長期承擔著許多現代社會很難完全替代的功能;它提供終極意義,限制純工具理性,為苦難與死亡提供解釋框架,建立跨世代共同體,並為道德提供超越性的錨點。
宗教退場後,人類對「終極意義」的需求並沒有消失。於是,很多現代意識形態開始變得神學化。民族、革命、歷史、技術、進步、市場、身份政治乃至AI,都在不同程度上接管了原本由宗教承擔的位置。不過,繼承了宗教激情的它們,卻未必繼承宗教對「人的有限性」的警惕。這或許也是二十世紀那些高度世俗化、卻又近乎宗教狂熱的大型政治運動之所以可能出現的原因之一。
《壯麗人文精神》通諭對此有一段相當清醒的診斷。通諭指出,技術官僚主義範式試圖將效率、控制與利潤的邏輯單獨主導個人、社會及經濟決策,使受造物淪為剥削對象,使人淪為追求更高效率系統中的一個齒輪。
通諭接下來也對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和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進行了批判:若將人視為需要被完善或超越的對象,就更容易接受某些生命不那麼有用、不那麼可取或不那麼有價值的觀點——這種觀點的出現,恰恰就是宗教對人的有限性之警惕消失後留下的空洞被技術意識形態填充的結果。

四、局限性的神學:通諭最深刻的洞見
通諭對「人的有限性」的處理,是我認為它最值得認真對待的部分。通諭寫道:「一切被視為『限制』的事物——無能、疾病、衰老、痛苦、脆弱——往往首先被看作是需要糾正的缺陷,而非一種讓我們的生命走向成熟並向他者開放的現實。」
它進一步指出,徹底消除痛苦,最終也意味著熄滅愛與渴望。那些深愛並懷有渴望的人,無法避免經歷考驗與磨難;正是這些元素的相互作用,才讓靈魂的奇蹟在我們內心發生,使我們得以感知人性的豐盈。
通諭引用弗蘭克爾的話尤為有力:「在恐怖的時刻,我們終於認識了人的真實面目。畢竟,人是發明了奧斯維辛毒氣室的存在;然而,他也是挺直腰板、口中念著天主經走進那些毒氣室的存在。」這句話的力量,在於它拒絕了兩種都很容易的選擇:既不對人性盲目樂觀,也不走向虛無主義的絕望。在人性的黑暗與光明之間,它承擔了人文主義必須承受的重量。

這與古典音樂的深層邏輯高度呼應。貝九之所以不朽,不是因為它消除了痛苦......恰恰是因為它在承受痛苦的同時,仍然抵達了那個輝煌的第四樂章。
張力的存在是音樂得以「說話」的前提。如果一切都是和諧,就沒有什麼值得解決,也就沒有什麼值得傾聽。通諭所說的「人的有限性」,與調性音樂中的「不協和音」,在結構上是同一種東西:它們是秩序得以彰顯的必要條件。
五、博物館化的困境:通諭與古典音樂的共同處境
説回古典音樂這類“老古董”。它今天真正面臨的危機,其實並不是「不好聽了」或者「落伍了」,其實是它正在變得越來越博物館化(museumized)。

也就是說,它仍然被尊重、被研究、被演奏、甚至被供奉;但它作為「活的美學生產機制」的部分功能,確實正在減弱。曲庫大體上被鎖死,演繹逐漸規範化,創造空間被歷史重量擠壓。它更像文明正在保存的遺產,文明正在使用的詞庫也有不可數的通往它的聯係,但是它已經成爲了非首選語言之外的備選之一。
《壯麗人文精神》通諭,在某種意義上,正面臨著同樣的困境。通諭本身寫得相當深刻,帶有強烈的歷史感與倫理穿透力。它試圖回應人工智能、技術權力、共同利益、人的尊嚴與現代社會的碎片化問題。但它很可能不會像教宗利奧十三世當年的《新事》通諭那樣,真正成為一個持久塑造時代的文明節點。
原因當然不是它不夠深刻,自然還是因爲今天的世界結構已經變了。十九世紀仍然是一個「重大文本稀缺」的時代,而二十一世紀則是一個「重大事件過剩」的時代。哪怕寫得再深刻、再完整,它也不得不進入一個被高頻資訊洪流淹沒的世界。它不再面對一個「等待重大文本」的文明,它不得不面對的是一個「每分鐘都在生成重大文本」的文明。

今天的任何深刻思想,如果它們足夠幸運爲人所知,迅速被事件化——被新聞化、平台化、算法化、立場化,最終成為信息洪流中的又一個節點。
《新事》之所以能成為節點,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在一個清晰的社會對立結構中——勞資矛盾、工業資本主義與傳統秩序的衝突——提供了一個足以統攝各方的話語框架,給了工人運動、天主教社會團體、改良主義政治家一套共同語言。文本的穿透力,不只取決於它的深度,也取決於它能否找到一個結構性的摩擦點,並在那個摩擦點上提供足夠簡潔的概念武器。
《壯麗人文精神》面對的問題,恰恰是它試圖回應的「摩擦點」太多、太彌散了。人工智能、數字勞工、數據殖民、奴役、戰爭、青少年成癮、失業、生態……每一個都是真實的危機,但彼此之間的內在張力,通諭本身沒有也無法完全化解。
巴別塔與耶路撒冷這兩個核心意象是有力的,但當它們被鋪展到涵蓋幾乎所有現代問題時,你會發現找不到焦點了。
六、體裁的困境:通諭無法用通諭方式回答的問題
通諭的整個寫作方式,本身就預設了一種「中心性」的存在——一個能夠統攝歷史、發出權威聲音、被全體信眾和善心人士共同接受的聲音。但「中心性的消散」的元凶,恰恰是這種寫作方式的根基正在鬆動。通諭無法用通諭的形式,來回應「通諭為何不再有效」這個問題。這是哥德爾式的結構性困境嗎?嗯,我還得想想......
古典音樂也面臨相似的體裁困境。當代作曲家如果試圖在古典交響曲式中創作,幾乎不可避免地會陷入一種焦慮:它要麼顯得「複古」,要麼顯得「學院派」,要麼顯得在對一個已不在場的聽眾說話。這種形式並沒有減少深度,但是為這種形式所預設的文化共識——關於時間、秩序、解決與回歸的共識——已經不再是不言而喻的底色了。
相同的,通諭關於「兩座城與兩種愛」的結構,援引奧古斯丁說:「兩種愛建造了兩座城:世俗之城,是愛自己以至於輕視上帝;天上之城,是愛上帝以至於輕視自己。」這個框架本身是有力的,但它所需要的文化土壤——一個對「愛上帝」這個概念有共同理解、對「天上之城」有共同嚮往的共同體——在今天已高度碎片化。

可惜,一個框架的力量,不只取決於它本身的邏輯完整性,也取決於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共同接受為描述現實的語言。
七、舊秩序的持續存在
然而,說完這些,我仍然不願意走向一種純粹的悲觀結論。
美學史——以及更廣義的意義史——其實更像地質層:新的層會覆蓋舊的層,但舊的層未必因此消失,它們仍然存在,仍然可能被重新觸及,甚至在某些時代重新變得重要。
通諭本身,其實也隱含著這種地質層式的歷史觀。它花了大量篇幅梳理從利奧十三世到方濟各一世的教會社會訓導傳統,試圖呈現一種「不割裂傳統,而是深化其內涵」的發展軌跡。它試圖說明:這些思想雖然在不同時代以不同方式表達,但其內核——人的尊嚴、公共利益、萬物共享、輔助原則、團結互助——是持續的,未曾消失。這種做法就是在維護「舊的層仍然有效」這個命題。
現代世界最大的特徵之一,正是中心性的消散。這種消散,不只發生在藝術裡,也發生在宗教、政治、歷史敘事、道德權威與人類的時間感本身。古典音樂之所以顯得「古典」,某種程度上,也許正因為它仍然來自一個信仰:時間最終能被組織成意義的文明。
《壯麗人文精神》通諭無法改變的,只是它組織表達的方式,已經是一種博物館語言了。而博物館,或者教堂,仍然是人類保存其最深信念的地方。我們還沒有找到更好的替代物。
用小楊同學的話結尾:“教堂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在那裡依然舉行著婚禮,葬禮,洗禮,禮拜,彌撒,依然承擔著他們共同生活的重量……而博物館呢,那裡怎麼會「無人」?太「擁擠」好吧……無數的歷史記憶,無數的活生生,「血淋淋」的血肉的痕跡,無數的腳步與凝視與駐留……古典音樂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