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捷克色影師

這張照片是Jiří Horák於1984年(或1979年)所攝。
不知為何,他讓我想到冷軍——對,就是那位以超寫實主義油畫著稱、畫功精細到把自己逼進兩個啤酒瓶底之後的畫家。
零、Jiří Horák與Brno的目光
Jiří Horák(1940年生於Hodonín)是捷克攝影史上一個難以被輕易歸類的名字。
1967年,他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攝影師在布爾諾(Brno)共同創立了攝影小組EPOS,這個群體在1970年代初以「新式擺拍攝影」聞名於捷克攝影界——一種介於紀實與導演之間的模糊地帶,既有報導攝影的即時張力,又有刻意構建的戲劇感。
他的早期作品帶有鮮明的規範化時期(normalization)氣息:人物往往被置於壓抑的城市環境之中,預製住宅(paneláky)的幾何線條如牆壁般逼近,天空是平的,出口是封閉的。廣角鏡頭的失真感加劇了這種幽閉:主體清晰銳利,背景或運動模糊,或靜如鐵板,兩者之間的對比不只是視覺上的,更是存在主義意義上的——世界在流動,而畫面中的人被凝固在某個無法逃脫的當下。這種「粗糲」和「簡陋」並非技術粗糙,而是一種刻意為之的密度感,是他將現實的重量壓縮進銀鹽顆粒的方式。題圖正是這一風格的完美展現。
進入1970年代中後期,Horák的鏡頭語言逐漸向更人道的方向鬆動,加入了對人物內在的細膩感知,以及對民俗節慶、鄉村生活的溫柔凝視。但那種結構性的壓迫感始終潛伏在他的構圖之中,未曾完全散去。正是這種張力——在壓縮與鬆動之間、在體制與個體之間——使他的照片在幾十年後依然能夠觸動觀看者。
一、繁複度與複雜度的區分
一個問題被反覆提出:為什麼在亞洲,更具體地說,在東亞,內卷現象會如此盛行?
在我看來,內卷是一種通過增加繁複度(complication或者redundancy)而非本質複雜度(complexity)來維持競爭強度的社會現象與策略。兩者之間雖有所交疊,本質卻截然不同。

繁複度,是在既定框架內對簡單方案的重複與疊加;複雜度,則意味著引入多元且異質的解決路徑。前者像是在同一坐標系內不斷提升解析度,後者則是在引入全新的維度。以電商領域為例,某平台頻繁推出的各類「砍一刀」活動,本質上不過是在降價策略上翻新花樣,並未真正為消費者提供更多實質性的服務或功能。這種內卷模式通過不斷疊加相似的簡單元素,製造出看似豐富、實則內涵有限的表象。
內卷策略的吸引力,在於其相對低成本且易於掌控。由於基於簡單模式的疊加,無論是企業還是個體,都能相對容易地調整投入產出比。相比於通過增加服務類型或開發複雜功能來提升附加值,內捲提供了一種更直接、更可量化的路徑,也讓定價策略因此變得透明而可預期。
更重要的是,繁複度天然契合排名、評估、官僚管理、考試制度、平台算法以及工業化治理的需要。它增加的不是異質性,只是密度——因此易於量化、比較、標準化,也易於被納入KPI和流程管理之中。相較之下,複雜度所帶來的創新與異質性,往往意味著更高的不確定性、更低的可預測性,以及更難被短期績效系統捕捉的結果。
二、東亞的容錯結構與內卷偏好
因此,內卷並不僅僅是一種文化心理現象,它更像是一種「低風險、治理友好型的增長模式」。

它允許一個社會在不大幅改變既有結構的前提下,持續提高競爭強度與運轉效率。對組織而言,這種模式穩定、可控、可管理;對個體而言,它提供了一條相對明確的努力路徑——哪怕這條路徑未必真正通向新的可能性。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相較於歐美社會對創新與風險的追求,東亞社會更傾向於接受這種模式。與其說東亞文化天然厭惡風險,不如說許多東亞社會的容錯結構更為脆弱:失敗成本更高、社會下墜更危險、再分配能力更弱。在這樣的環境裡,人們更傾向於在既有框架內進行高密度競爭,而不是跳出框架進行高風險探索。
人們自然會問:既然失敗代價高昂,為何不反而更需要博一個截然不同的出路呢?
跳出框架的嘗試,其收益在現有評價體系中往往是隱性的、延遲的;而在既有框架內的高密度投入,其回報則是即時可見、可量化的。當一個社會的激勵結構系統性地偏向後者,個體理性的選擇就會自然地向內卷收斂。於是,「增加繁複度」便成為一種兼具效率感與安全感的策略:人們在保持相對穩定與可預測的環境中,獲得某種進步的幻覺。
這種模式不僅存在於商業領域,也滲透至教育、職場與社會生活的諸多面向。
學生為了提分而不斷加課補習,職場人為了自證勤勞而過度複雜化工作流程,社交媒體上無休止地生產重複與變體的內容——這些都是內卷的具體顯現。它們多數時候並未創造新的價值維度,只是在同一賽道上不斷提高競爭密度。
三、從極端繁複到相變
(沒啥關係,就是喜歡放一首歌)
然而,如果公平的看,內卷並非一個純粹的終態,它也可能是某種歷史動力學的中間狀態。某些文明的複雜度,恰恰是從極端繁複之中被逼出來的。
當一個系統在單一坐標系內被壓縮到極限時,新的結構可能會突然湧現——物理學上稱之為「相變」。
日本戰後製造業在精益生產的極致追求中,催生了全球化供應鏈管理的新典範;韓國娛樂工業在高密度的偶像培訓體制中,意外孕育出一套可輸出的文化軟實力模型;中國電商供應鏈在殘酷的價格競爭壓力下,反而錘煉出世界級的物流與製造響應能力。這些案例的共同特徵是:它們先經歷高度內卷,隨後才在密度的極限處產生某種結構性的躍遷。
這一觀察並沒有動搖從個人主義視角出發,關於內卷的悲觀預設;但是其對於系統的净效益卻未必總是為負。
如果redundancy在特定條件下能夠逼出complexity,那麼內卷的歷史功能就遠比「低效的穩定策略」複雜得多。關鍵的問題因此變成:這個壓縮過程的代價由誰承擔?躍遷的收益又由誰分享?相變能否發生,以及何時發生,並非必然,它同樣取決於外部壓力的性質、制度的彈性,以及是否存在某個能夠接納新結構的空間。
這裏不多展開了。
四、內卷的本質限度
一定程度的內卷或許具有正面意義,但過度內捲的代價同樣清晰:資源的低效分配、創新能力的萎縮,以及個人與組織的深度倦怠。真正的進步,往往更多來自質的突破,而非量的累積。
內卷最根本的限度在於:它更擅長在既有空間內做極限優化,卻不擅長創造新的空間。它是一種精緻的囚籠——越是被精心打磨,就越難被打破。
最後回應最開始的那句話。之所以想到冷軍,無非是因為:和Jiří Horák相比,他老先生,真的太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