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體欠安,今天偷個懶)
在寫花園裡的焚尸爐時,我翻出來了以前的一些相關記錄。哪怕是翻開這些我早就知道的故事,還是感覺讓人心悸;於是整理了一下,形成了下文。
那天早上翻到圖一,不禁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1943年5月18日,一個叫做Krystyna Trześniewska的波蘭女孩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她1929年12月8日出生於Majdan Królewski,因Zamość 地區的種族清洗行動而遭到驅逐。她在剛滿十三歲後僅僅五天,便被押送上了開往奧斯維辛的列車。
圖一的帖子說,她是作為政治犯被捕的,死於苯酚心臟注射,年僅十四歲。一個十四歲的孩子,以政治犯的身份,被單獨注射苯酚處死——這在以Zyklon B毒氣大規模屠殺為主要手段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看上去實在太不尋常了。於是我決定去做一番搜索。
搜索到的第一個結果,是圖二。

Czesława Kwoka,1928年8月15日生,1943年3月12日死,是一名波蘭天主教女孩,在奧斯維辛遇難,年僅十四歲。她是納粹德國種族滅絕波蘭人計劃中數以千計的未成年受害者之一。她與母親(囚犯編號26946)一同,從Zamość被押送至奧斯維辛,抵達後母親被登記為囚犯。她母親於1943年2月18日死於集中營。不到一個月後,Czesława本人也於1943年3月12日死亡,年僅十四歲。死亡經過在官方記錄中付之闕如。
她因為一個人而被世界所知。Wilhelm Brasse,波蘭職業攝影師,奧斯維辛集中營囚犯,被稱為「奧斯維辛的著名攝影師」。
在Czesława抵達奧斯維辛後,Brasse奉命為她拍攝集中營登記照。他在戰前曾在姑母的攝影工作室習藝,後來被納粹強迫在死亡威脅下為囚犯拍照。這些照片按規定須為每名囚犯拍攝三個角度:正面、兩側。
然而就在拍照之前,發生了一件事。Brasse後來在紀錄片中回憶道:「她太年輕了,又太害怕了。那個女孩不明白自己為何在那裡,也聽不懂別人對她說了什麼。然後一個女看守拿起一根棍子打了她的臉。那個德國女人把所有的憤怒都發洩在這個女孩身上。一個美麗的女孩,是那麼純潔無辜。女孩哭了,但她什麼都做不了。在我給她拍照之前,她擦去了眼淚,擦去了嘴唇上傷口流出的血。說實話,我感覺彷彿是被打的人是我自己,但我什麼都不能做。」
照片中嘴唇上那道傷口,就是這樣來的。
儘管後來被命令銷毀所有照片和底片,Brasse因戰後幫助拯救了部分照片免於湮沒而聞名於世。回到故鄉Żywiec之後,Brasse試圖重拾相機,卻發現自己被那些死者的幽靈所縈繞——那些他在奧斯維辛拍攝的數以萬計面孔——他再也無法以攝影為業。
他放棄了攝影,開了一家還算興旺的香腸腸衣廠。此後他雖然偶爾回到奧斯維辛國家博物館與訪客交流,手邊也仍放著一部戰前的小柯達相機,但他再也沒有按下過快門。
Czesława的面孔和她的故事,就這樣在歷史的洪流中得以留存下來,成為整個悲劇最具代表性的見證。
但她們為什麼會在那裡?苯酚注射這種“低效”死法,對奧斯維辛而言又意味著什麼?我還是一無所知。於是我繼續搜索。

從我讀過的書、看過的電影、聽過的音樂裡,我對人類的殘酷已有比較深刻的二手認知——但我還是沒有未接下來搜索到的內容做好準備。
Zamość地區的清洗行動,被德國人自稱為「SS Sonderlaboratorium」(黨衛軍特別實驗室),是納粹德國「東方總計劃」(General Plan East)的實驗性第一步。這個更大的計劃,意圖摧毀並驅逐東方的全體斯拉夫人口,為雅利安種族騰出所謂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
到1943年3月,清洗行動結束時,估計已有約11萬名波蘭人被驅逐出Zamość地區,其中包括大約三萬名兒童。這些孩子被從父母身邊分離,沒有任何人照料,在漫長的苦難中一個接一個地死去。沒有人確切知道死去了多少,但估計的數字超過一萬。
這些孩子的命運,取決於一套令人作嘔的種族分類。他們被送去接受所謂的「品質甄選」或「種族甄選」——一種詳盡的種族審查,結合心理測試和醫學檢查,由「種族與安置主辦公室」(RuSHA)的專家或衛生局的醫生主持。一個孩子的「種族價值」,由包括62個評估身體比例和眼睛顏色等指標的評分系統決定。
This photograph of a Polish girl was taken at a euphemistically titled “youth holding camp” in 1943.
孩子們被送往羅茲或卡利什,在那裡被拍照,並依據這62項身體特徵逐一分析,包括頭髮和眼睛的顏色、鼻樑的長度、嘴唇的厚薄和體態。甚至連女孩的骨盆尺寸都要被測量,理由是評估其生育潛力。
就連一些細節,都可以決定孩子的生死:「圓頭」的頭骨形狀會讓孩子直接落入第二類別;結核病、「退化的」頭骨形狀、或被認定具有「吉普賽人特徵」,則會把孩子打入第三類別。有一個後來因身上的胎記而被識別出身份的女孩——如果那個胎記稍稍再大一點點,我們便極有可能永遠不知道她曾經存在過。
通過甄選的孩子,被認定具備足夠的「雅利安特徵」,隨即被篩選以供納粹黨和黨衛軍成員收養,以「日耳曼化」(Eindeutschung)的名義被帶走;而那些沒有通過的孩子,則被以苯酚注射或毒氣室的方式殺害。

通過甄選的孩子被送往所謂的「兒童教育營」(Kindererziehungslager)——那不過是種族篩選營的委婉說法——在那裡,他們的出生記錄被銷毀,波蘭名字被改成德國名字,初步的「日耳曼化」得以完成。那些被評定為「價值低下」的孩子,則被送往奧斯維辛或特雷布林卡。
在那些機構裡,一切手段都被用來迫使孩子拒絕和遺忘親生父母。黨衛軍護士甚至試圖說服孩子相信,他們是被父母故意拋棄的。那些拒絕接受納粹教育的孩子,往往遭到毆打;如果繼續抵抗,最終會被轉送至集中營,走向滅亡。
而圖三那封1943年12月18日由Lebensborn機構寄出的信,正是這一制度最直接的物證:一封語氣輕快的信,通知一個叫做Karl Müller的德國家庭,說他們可能會對其中一個「找到的」波蘭男孩感興趣,並附上了去Heim Oberweis見孩子的日期和行程——彷彿在為聖誕節的禮物安排取貨時間。
Reichsführer SS Heinrich Himmler looks closely at a young Polish boy who has been judged as a potential candidate for a Nazi program to raise "Lebensborn children" from other countries as German, kidnapping them from their parents and placing them in the homes of loyal Nazis.
至此,我終於看清了Krystyna和Czesława的處境一些麟爪。
在1942年到1943年之交,來自Zamość地區的兒童(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很快便遭到殺害)與成人一同被押送至奧斯維辛集中營。
早在1941年8月,德國人便已開始在奧斯維辛使用「針」——即靜脈注射苯酚——處死囚犯。這種方法最初主要被用來殺害那些被黨衛軍醫生認定難以短期康復的病弱囚犯。被定死罪的囚犯被帶進注射室,被命令坐上一張凳子,然後一名囚犯功能人員從背後拉住他們的雙臂,黨衛軍衛生兵將一根長針直接刺入心臟肌肉。死亡在數秒內降臨。
從1943年1月起,孩子們越來越頻繁地以這種方式被殺害。最積極的行刑者,是三十八歲的黨衛軍上士Josef Klehr,他在奧斯維辛第一集中營的第20號病房大樓(即醫院)裡,專門為此保留了一個房間。囚犯在相鄰的洗漱室脫去衣物,然後被帶進注射室處決,屍體被拖進走廊對面的另一個房間,等待被送往焚化爐。Klehr 誇口說他最快每分鐘可以殺死三名囚犯,有時他甚至同時擺放兩張凳子以節省時間。
1943年2月23日下午,在第20號病房大樓,39名年齡在13至17歲之間的波蘭男孩,被以苯酚心臟注射的方式殺害。而在1943年3月3日,兩批共121名年齡在8至14歲之間的波蘭男孩,同樣被致命的苯酚注射奪去生命。
在最早一批被殺害的孩子中,有兩個年紀最小的——九歲的Tadeusz Rycyk和十二歲的Mieczysław Rycaj。他們之所以在1943年1月21日就遭到殺害,是因為集中營當局發現,他們的母親曾用給他們穿上女孩衣服的方式,把他們偷偷帶進了女子營區.
行刑者將那根長針深入胸腔,注入致死劑量的苯酚。孩子通常在數分鐘內便死去。一名前囚犯作證說:「通常連呻吟聲都聽不到。他們不等垂死的人真正嚥氣——在臨死掙扎之中,就被從兩側夾住腋下,扔進另一個房間的一堆屍體裡……然後下一個受害者,就坐上了那張凳子。」
在那裡,他們躺在尚未冰冷的同伴身旁,等待死亡真正降臨。在那裡,他們需要等待兩分鐘。
一名倖存者作證說,他和幾個同伴在無法置信中,聽到了那個房間裡被殺死的孩子們的哭叫聲——「媽媽!」
多年來讀過的書、看過的電影、聽過的音樂,讓我對人類的殘酷自認爲有比較深刻的認知。但面對這樣的野蠻,人還是會不由自主地感到屈辱和大腦宕機。
歷史學家們把這些細節一一記錄下來,不是為了讓人沉溺於痛苦——那簡直太易如反掌了;實際上不感覺痛苦才超出了正常人類的能力所限。
以下為「種族與安置主辦公室」(RuSHA)製作的62項嚴謹認真的“甄選”標準。




那些孩子曾經活過,曾經害怕過,曾經在凳子上擦過眼淚和血跡,曾經在不理解的恐懼中呼喚過媽媽。
但是最悲慘的命運還不是他們活過又曾經死去。如果因爲遺忘和新生的“充滿正義感”的憤怒,相同的命運就可能降臨在後來者的身上,而他們的死亡就會在後來者的身上一次,又一次,再一次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