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納稅黨人
絕對零度下的實驗
雖然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但奧斯維辛,和納粹的其他暴行,實打實地成為了社會學研究的寶藏。就像在高溫或者絕對零度附近研究物理一樣,在這樣極端的環境下,人類的各種反應和各種選擇成為了極其珍貴的樣本。這些樣本在日常生活當中根本無法被想像。
集中營是一場壓力巨大的生存實驗——不光是對囚徒,也是對獄卒們而言:因為對人性中高光之處的拋棄甚至是選擇性使用,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於是我們看見了各種奇特的作品:Persian Lessons、The Zone of Interest、Son of Saul……它們都在企圖弄明白:發生了什麼?為什麼?發生時祂在場嗎?
在所有這些追問之前,我想講一個真實的故事,比任何虛構都更加令人眩暈。它關於一位畫家、一幅壁畫、兩個黨衛軍軍官,和一句聽上去像黑色笑話的話。
畫家、壁畫與兩聲槍響
Bruno Schulz是波蘭最重要的作家和畫家之一。他的小說充滿了夢境般的變形與增殖,日常事物在他筆下獲得了近乎神話的質地——後來被改編為電影《砂製時鏡下的療養院》/The Hourglass Sanatorium,迄今有兩個版本,一個比一個奇特。

但Schulz本人的命運比他的任何小說都更加超現實。
納粹佔領波蘭後,一位黨衛軍軍官,Felix Landau,庇護了他。Landau熱愛藝術,或者至少熱愛擁有藝術——他要求 Schulz 為自己家的育兒室創作壁畫,用以換取和報答對後者的保護。Schulz照做了。他在育兒室的牆上畫了童話世界:白雪公主、小矮人、騎士和侍從。
但據記載,那些騎士和國王的面孔帶有明顯的猶太特徵——這或許是 Schulz在被迫服務於壓迫者時,用畫筆進行的最小單位的(哪怕是潛意識中的)反抗。畢竟,手有時比靈魂更加誠實。
一直到這裡,這看上去還是個類似於The Pianist的原型故事——藝術拯救生命,文明之光在黑暗中閃爍。
假如沒有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1942年11月19日,壁畫完成後不久,50歲的Schulz在Drohobycz的街頭被另一名黨衛軍軍官Karl Günther槍殺。兩顆子彈,射入頭部。
Günther後來告訴Landau:
"You killed my Jew — I killed yours."
原來,這位熱愛藝術、保護藝術家的Landau,同時還有另一項愛好。他喜歡站在別墅的陽台上,朝路邊走過的陌生猶太人射擊取樂——是否讓你想到了Schindler's List中Amon Göth的陽台?

Landau射殺的人中有一位是Günther的猶太私人牙醫。於是Günther決定以牙還牙。
一位畫家的命,抵一位牙醫的命。在這筆交易中,兩個靈魂都被簡化為「我的猶太人」和「你的猶太人」——所有格。人成為了物,物可以互償。
Schulz壁畫上那些偷偷擁有猶太面孔的童話騎士,成了他留給世界最後的話:我在這裡。我是一個人。
值得一提的是,Schulz之死的真實經過至今眾說紛紜——至少存在五個不同的版本。但無論哪個版本為真,那個世界的底層邏輯都不會改變:在那裡,一個人的生死取決於他「屬於」哪個軍官,而軍官之間的意氣之爭,就是終審判決。
牆這邊的花園
如果說Schulz的故事是一枚子彈擊碎了所有關於「文明可以拯救野蠻」的幻想,那麼Jonathan Glazer的The Zone of Interest則用一整部電影的時間,向我們展示了一種更加日常、因而更加可怕的東西。

Spielberg稱這部電影是繼Schindler's List以來最好的描寫Holocaust的影片。我覺得他說的不對——不是因為它不夠好,而是因為它比Schindler's List好到不知道哪裏去了。
相比有些煽情和戲劇化(但確實好看)的Schindler's List,這部片子節奏緩慢,毫無煽情或者戲劇化場面;散得像流水賬。
作為描寫大屠殺的電影,片子非但不見一滴血,連集中營或者猶太囚徒都幾乎沒有出現。然而正是這種缺席,構成了它最強大的力量。
故事是這樣的。奧斯維辛營區長官Rudolf Höss——真實人物——和他青梅竹馬的妻子以及五個孩子住在營區旁的別墅裡。時值夏日,Höss 每天忙於公務之餘,還擠出時間來宴請朋友下屬。他和孩子騎馬、划船、讀書。也會深夜躺在床上和妻子懷念旅行的日子。他們相互承諾,戰後買一塊地當農民,實現多年夙願。
你看,這些畫面中沒有任何一幀是「邪惡」的。一個勤懇的丈夫,一個熱愛園藝的妻子,一群在陽光下奔跑的孩子。如果把聲音關掉,把背景中那道灰色的高牆裁掉,這就是一部關於德國中產家庭田園生活的紀錄片。
然而聲音是關不掉的。
即便在最風平浪靜的日子裡,畫面之下也鋪墊著一層淡淡的底音。仔細分辨,可以判定那是一刻也不停歇、輪流運作的焚屍爐的聲音。我甚至懷疑音效師特意混入了某種次聲波頻率——衆所周知,次聲波會讓人產生莫名的不安與心理生理反應;所以我們雖然不能明確辨認,但那種莫名其妙的恐慌感,縈繞不去。
這就是Glazer的天才之處:他把惡完全推到畫面之外,只留聲音和光影作為它存在的證據。花園是可見的,焚爐是可聽的;美好佔據了眼睛,恐怖佔據了耳朵。於是觀眾被迫進入了一種分裂的感知狀態——而這恰恰就是Höss一家每天的生存狀態。
由於工作出色(!),Höss被調離去德國本土,監督整個帝國的集中營事業。妻子Hedwig得知後非常鬱悶。她非常滿意當下的生活,對自家的一畝三分地耕耘已久,產生了濃厚的感情。於是她說服丈夫一個人前往德國就職,將家小留在原地。她還提出可以讓正在探訪的母親幫忙照顧。Höss同意了。
幾個月後,Höss再次由於工作出色(!!),被任命負責運送七十萬猶太人前往營區。他高興地通知妻子:馬上可以相聚了。
故事結束。
嘔吐的誠實
片子中有大量細節,埋在平靜無聊的畫面之下,非觀影難以言述。但有兩個關鍵時刻,值得在這裡展開。
第一個時刻:岳母的逃離。
Hedwig的母親來訪,最開始衷心地對女兒的生活感到滿意。然而到了晚上,她卻無法入睡——因為隔著厚厚的窗簾也能看見外面赤紅的天空,聽見焚屍爐巨大的轟響。她打開窗簾,看見不遠處濃煙滾滾,趕緊驚嚇地關上窗戶,生怕那種味道會隨灰塵飄入室內。然後她當晚就收拾行李不告而別了。
我們可以想像,任何正常人初進入充滿死亡的環境,都會本能地反感和恐慌。Höss一家表現正常,那是因為久入鮑魚之肆——想必一開始也有過噁心和恐慌。岳母卻不同,第一晚就被擊垮了。
她是離開Omelas的人(對,我就是這麽喜歡Le Guin
)。
Ursula Le Guin在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中描寫了一座建立在某個孩子的永恆苦難之上的完美城市。大多數居民知道那個孩子的存在,他們選擇留下。但總有少數人,在看見地下室裡的孩子之後,沉默地離開了城市,走向未知。岳母就是這樣的人。她看見了那片紅色的天空,然後她離開了。

第二個時刻:Höss的嘔吐。
結尾時,Höss在準備離開德國回奧斯維辛時,突然在辦公室的走廊裡嘔吐了幾次。這個看似莫名其妙的情節,其實由岳母的逃離做了伏筆。
離開營區數月的Höss,在德國呼吸的是正常的空氣,背景中也沒有了曾經熟視無睹的火光、濃煙和轟鳴。他的身體已經悄悄地重新校準到了文明世界的基線。
當他得知要重回那個曾是舊常態的環境時——誠實的身體先於精心維護的心理防線做出了反應。它對遙遠卻仍儲存在細胞深處的記憶產生了作為人的反感與排斥。
於是他嘔吐了。
我看到這裏的時候感覺心碎了一秒鐘——不是因為同情Höss,是因為它證明了一件事:他的身體始終知道那是錯的。
他用了多年的時間訓練自己的意識去接受、去習慣、去把焚屍爐的轟鳴當作白噪音,但身體沒有忘記。短暫的離開讓身體重獲了說「不」的能力,而他即將再次抹殺這種能力。
也許,Höss離開他「業績優秀」的工作之後也吐了很多次。然後吐啊吐啊的,就會習慣一個沒有奧斯維辛的世界了吧。

Omelas的那些居民們
如果我們把整個納粹體制看作Omelas,那麼這些真實和虛構的人物分別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前面説了,岳母是離開Omelas的人。她看見了真相,無法承受,連夜離開。她不是英雄——Le Guin 從未說離開的人是英雄——她只是簡單的無法繼續住在那裡。
Hedwig是留在Omelas的人。她知道牆那邊在發生什麼——你不可能不知道,天空每晚都是紅的——但她太愛自己的花園了。她對丈夫說:你去吧,我留下。
這個選擇的重量遠超任何一個將軍的命令,因為它純粹是個人的、自由的、深思熟慮的:她選擇了花園,儘管花園的肥料是骨灰。
Höss是Omelas的市政工程師。他不僅留下了,他還負責維護那個讓一切運轉的地下室。他的身體在嘔吐,他的意識在寫工作報告。他簡直是「平庸之惡」的完美標本——但「平庸」這個詞太輕了。
Landau呢?他是Omelas的分類學都無法容納的存在。他不僅住在 Omelas,還會偶爾走到地下室去欣賞那個受苦的孩子的美麗面容,委託孩子在牆上畫壁畫,然後回到樓上開槍射殺另一個孩子。他同時是庇護者和屠殺者,審美家和劊子手,而這兩個身份之間甚至不存在需要被克服的矛盾。Höss至少需要用習慣來麻痺自己的身體;Landau不需要。他的系統從一開始就兼容了美與惡。
Schulz自然就是地下室裡的孩子。只不過這個孩子剛好還很會畫畫。於是他被帶上樓來,為市政工程師的客廳繪製壁畫——畫的是童話世界,儘管壁畫顏料的氣味也掩蓋不了窗外飄來的焚燒的味道。
有天,畫完後他被帶回了地下室,頭部被打了兩槍。
惡不需要平庸
The Zone of Interest被很多影評視為對「平庸之惡」的完美呈現。這個說法沒有錯。但遠遠不夠。
Arendt的「平庸之惡」描述的是一種無思狀態(她的觀察並不準確,她後來也做出過修正):執行者不思考自己行為的道德含義,他們只是在完成任務。
Höss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這個描述。但Landau不符合。
Landau不是不思考——他思考得很多;他有審美判斷力,他知道Schulz的才華,他為壁畫感到愉悅。如果一定要使用Arendt的語言,他的惡不僅不是平庸的,反而是豐富的。
而更令人眩暈的是Höss的遺言。這位奧斯維辛的總指揮官,在戰後走上絞刑架之前,留言給自己的兒子,告誡他切不可盲目崇拜權威。對交給自己的命令,一定要用心判斷,而不是毫無保留地執行。

這段遺言撕裂了「平庸之惡」的整個框架。因為它證明了Höss知道。他在事後能夠清晰地總結出「不要盲從」這個教訓,說明他在執行命令的每一天裡,都有一個角落知道這是錯的。他選擇了壓制那個角落——正如他的身體選擇了習慣焚屍爐的味道。
讓人一剎那間恍惚了:「上帝啊,難道真的應該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原諒他們嗎?」
但是他們知道。Höss知道——他的身體在嘔吐,他的遺言在懺悔。Landau知道——他有足夠的鑑賞力去辨認天才,也有足夠的殘暴去射殺無辜者,同時這兩種能力在他體內和平共處。
甚至Günther也「知道」——他的「以牙還牙」雖然荒誕,卻承認了一種扭曲的對等關係:你的猶太人和我的猶太人,至少在作為「財產」這一點上,是平等的。
所以你看,不需要麻木,不需要無知,甚至不需要平庸。惡可以與敏感、知識和品味共存。這是不是才是最深處的恐怖呢?
客體化的兩張臉
然而,當我們說「惡可以與審美共存」時,也許還不夠徹底。
Landau對Schulz的欣賞,與他對陌生猶太人的射殺,究竟是兩種並存的能力,還是某種意義上同一衝動的兩個面向?
Landau欣賞Schulz,是把他作為才華的容器來欣賞——「我的猶太人」,所有格,一件值得珍藏的藝術品。他射殺路過的陌生人,是把他們作為靶子來使用——同樣是所有格,同樣是物件。前者是審美性的客體化,後者是暴力性的客體化,但客體化本身是相同的。
這意味著,那種把人變成「值得欣賞的對象」的審美衝動,與那種把人變成「可以消耗的材料」的暴力衝動,追根究底或許並不那麼截然不同。Landau的系統之所以能夠「兼容」美與惡而不產生內部矛盾,恰恰可能是因為這兩件事對他而言都是同一種權力的行使:
我決定你的價值,我決定你的命運。你是畫家時我保護你,你是牙醫時我射殺你——這兩個決定都出自同一個「我」的全權支配。
從這個角度重新看Schulz在育兒室牆上的抵抗,就更顯出它的悲壯。他在騎士面孔裡偷偷畫入猶太特徵,是在一個徹底被客體化的處境中,用最微小的方式堅持主體性:我不只是你欣賞的才華,我是一個有面孔的人。
這句話他沒法用嘴説出來,所以他用畫筆說出來了——因為它留在了牆上。直到今天,那面牆還在某個地方的檔案裡。

於是我們需要對原命題做一個修正:不只是「花園裡有焚爐」,而是——花園本身就是焚爐邏輯的延伸。同一種將世界劃分為「我所擁有之物」和「可供我處置之物」的權力意志,既構造了那座精心打理的花園,也構造了隔壁的焚爐。它們不是對立面,它們是同一意志的兩種表達方式:一種面向被允許存活的對象,另一種面向被判定無用的對象。
這讓「惡的可居住性」這個命題變得更加黑暗。Höss需要習慣,Landau甚至不需要——因為對他而言,沒有任何東西需要被調解。他從未真正住在「花園」裡,他一直住在那個統一的權力空間裡,只是它有時候呈現為花園,有時候呈現為焚爐。
為什麼必須寫詩
所以讓我們回到阿多諾。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句話的力量在於它的絕對性,而它的錯誤也在於此。
當然,阿多諾的本意並非「不應該寫詩」,他更接近於發出一種警告:任何將苦難昇華為美學形式的嘗試都包含著一種暴力——它把不可言說的東西變得可以消費。
從這個角度看,Schindler's List確實存在這個問題:它太「好看」了,它把大屠殺變成了可以讓觀眾在電影院裡流淚、然後走出來吃晚飯的體驗。淚水沖刷了不安,情節提供了救贖,真正的恐怖被敘事的圓滿消化掉了。

但The Zone of Interest和Son of Saul做的事情不同。它們沒有把苦難昇華為美,反而用形式本身製造不適——想想那些次聲波。
Glazer用空間的隔離——牆這邊是花園,牆那邊是死亡;Nemes用極端淺焦——只看到Saul的臉,背景中的地獄被模糊成一片不可辨認的色塊。
這些不是「寫詩」,至少不是用優美的韻律去覆蓋傷口。這些更接近於嘔吐——身體對不可承受之物的本能反應。
Höss的身體在走廊裡嘔吐。Glazer的攝影機在畫面之外嘔吐——它把所有的恐怖都推到了銀幕的邊緣,留下一個令人窒息的空白。
某種意義上,Schulz的畫筆,在納粹軍官兒子的育兒室牆上,偷偷畫下了猶太人的面孔——這也是一種嘔吐,一種在被迫製造美好表象時,身體對謊言最後的拒絕。
阿多諾是錯的——某種程度上。如果不寫詩,我們將更加無法理解。因為惡的真正面目不是我們已經熟悉的青面獠牙——那些容易辨認、容易拒絕。
惡的真正面目(之一)可能是一座帶花園的別墅,一幅童話壁畫,一個愛孩子的父親,一位欣賞藝術的軍官。它不在牆的另一邊。它就在花園裡。
只有詩——哪怕是嘔吐式的、令人不適的、拒絕提供救贖的詩——才能撕開那道窗簾,讓我們像那位岳母一樣,看見窗外赤紅的天空。
至於看見之後我們是離開還是留下,那是另一個問題。
但首先,我們必須看見。
祂在場嗎?祂在人間的臨時化身是Landau還是Günther?也許都不是。
也許祂是那道窗簾——被拉開之前,一切都可以假裝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