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Venusian
公元前431年,歐里庇得斯在雅典城的劇場裡上演了一齣讓觀眾久久沉默的悲劇。美狄亞為了追隨伊阿宋而背叛父王、殺害兄弟、流亡異鄉,最終又因他的移情別戀而手刃親生子女,以毀滅回報背棄。
這個故事令人感覺狗血(然而又合理)的地方,其實不在於美狄亞的決絕和殘忍。我們每個人在觀看時,都感覺到那股驅動著一切悲劇的力量,最初看起來與殘忍毫無關係。它的名字叫做Eros。
希臘人對此並不陌生。在赫西俄德的《神譜》中,Eros是最早誕生的神之一,與混沌、大地並列——它可不是晚出的情欲小神,作爲一種宇宙性的驅動力,它使萬物趨向結合、趨向他者。
但正是這種原初性,使Eros從一開始便難以被馴服。比人類的制度更古老,比城邦的法律更根本,它的危險性因此也往往威脅著這二者的穩定地位。
為什麼在愛的各種形式中,唯有Eros反覆成為悲劇的動力?為什麼Agape 的激情不會製造美狄亞,Philia的深厚不會製造費德爾,Storge的溺愛不會製造安娜·卡列尼娜?爲什麽?爲什麽?

蓋因爲Eros在愛的結構中佔據的一個特殊位置——一個被四分法的對稱外表所掩蓋的位置。
四分法的整齊及其代價
基督教傳統,尤其是通過希臘語的中介,將愛區分為四種類型:Agape(無條件的神聖之愛)、Philia(友愛)、Storge(親情)、Eros(欲愛、情愛)。現代還有更多的分類,比如包含Ludus/游戲的愛、Pragma/務實的愛和Philautia/自愛的七種分類。但是這裏只説説四分法的。
這一分類具有相當的描述力,也構成了從保羅書信到C.S.路易斯《四種愛》的重要思想資源。
然而,四分法在形式上預設了一種平行性:四者都是「愛」,只是指向不同的對象或具有不同的性質。這種整齊的並列結構,在分類學上是清晰的,但在現象學與動力學的層面上,它遮蔽了一個關鍵的不對稱性。
Agape、Philia、Storge三者,大體上是在既有的關係框架內運作的:它們深化、加厚、維繫著那些已被給定或被承認的聯結。Agape是我們模仿神對鄰人的義務性關懷,Philia是在共同生活中緩慢沉澱的情誼,Storge是血緣與照料所自然生成的依附。它們共享一個隱含的前提:對象已在那裡,無需去尋找。
Eros則不然。它的本質是對一個尚未佔有之物的追索,是對缺失的回應,是對特定他者的欲求。它必須出發,必須尋找,必須越過某些邊界——才能抵達它所要抵達的地方。

在動力結構上,Agape、Philia和Storge更接近一種「向心力」,使主體在既有的關係網絡中安頓自身;而Eros則是一種「離心力」,使主體離開現狀,走向一個尚未確定的他者。前者維繫秩序,後者挑戰秩序——後者在道德上并不必要更低劣;但是沒辦法,它的結構性邏輯就是如此要求的。
Agape的秩序衝撞
這裡我先自己預設一種可能的批評。
有人會說:Agape同樣衝撞秩序。保羅在《加拉太書》中宣告「不再有猶太人和希利尼人,自主的和為奴的,或男或女」,這難道不是對既有社會秩序最根本的挑戰?齊克果在《愛的作為》中指出,真正的鄰人之愛必然超越自然的偏私,愛那些我們在自然情感上傾向於排斥的人——這難道不也是一種「突破」?
這個批評是有意義的——不過它不一定正確,因爲它所揭示的,恰好是Agape與Eros之間最根本的結構差異。
Agape的突破是普遍化的突破:它要求主體擴展關懷的邊界,將原本被排除在外的他者納入視野。它衝撞的是「我們」與「他們」的劃分,是血緣、族群、階級所製造的圍牆。這種衝撞的方向是向外擴展,其目標是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秩序,并不是秩序的瓦解。
早期基督教群體因接納外邦人而與猶太傳統發生衝突,但他們所追求的,是一個新的共同體,一種新的「我們」——而不是取消所有聯結本身。

Eros的突破則是特殊化的突破(如果你剛好博愛,喜歡集郵,可以無視):它不是將關懷擴展至所有人,而是聚焦於一個不可替代的特定他者,並為了接近這個他者而要求既有秩序讓路。
費德爾愛上繼子希波呂托斯,不是因為她的愛太普遍,恰恰是因為它太特殊、太排他、太不可替代。兩者的差異可以這樣表述:Agape打破邊界,是為了讓更多人進來;Eros打破邊界,是為了讓自己出去,抵達那唯一的一個。方向相反,性質因而根本不同。
Eros的內在不穩定性
Eros的特殊性還體現在,強度的增加對它所帶來的後果,與其他三種愛截然不同。
Agape的不斷增強,其後果通常是道德主義的深化——主體對義務的要求越來越高,可能走向禁欲或自我否定,但不會從博愛滑入嫉妒。Philia的深化,最多製造「自己人」的偏私,一種對外封閉的小團體情誼,很少會從友誼滑入佔有欲——多半遠遠還沒到程度就翻船了。Storge的溺愛,倒是可能侵佔公共義務的空間,造成護犢過度,但其失控的機制是邊界的模糊,並非情感本身的性質反轉。
Eros的情況根本不同。它的強化本身就包含著一種質變的可能。當Eros超過某一臨界點,它不再只是愛慕,可能轉化為迷戀;迷戀若得不到回應,可能轉化為嫉妒;嫉妒若找不到出路,可能轉化為佔有欲,乃至毀滅性的控制。美狄亞的刀,不是從恨開始的——它從愛開始,從一種強度超越了自身所能承受的Eros開始。

柏拉圖在《會飲篇》中試圖馴服這種力量。他讓蘇格拉底轉述狄奧提瑪的教導:Eros可以被導向一個上升的梯子,從對個別美麗肉體的愛,上升至對所有美麗事物的愛,再上升至對美本身的沉思。
這是哲學對Eros的規訓方案:將特殊化的欲望普遍化,將身體性的追索精神化。但狄奧提瑪的梯子本身,已經承認了一個前提:若不加以導引,Eros會停留在它最初的狀態——排他的、特殊的、對那一個無可替代之人的執迷。
Eros作為政治問題
Eros之所以在幾乎所有文明的制度設計中都受到密集規範,不只是因為它與身體相關。身體性只是表面的理由;更深層的原因,是Eros天然地腦後有反骨,牽涉到社會秩序最核心的幾個節點。
婚姻制度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對Eros的疏導與安置:它試圖將那種強烈的特殊性欲求,安放在一個穩定的制度框架之中,使其不至於持續擾動既有的財產關係、血統關係與忠誠網絡。
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指出,亂倫禁忌的意義不在於壓制性欲,而在於將欲望的流動納入可交換的社會關係中——換言之,婚姻規則從一開始就是對Eros流向的政治性收編。
從這個角度看,特洛伊戰爭的真正動因,在希臘人的詮釋框架裡,是一次Eros導致的政治危機:帕里斯對海倫的欲望,打破了客人與主人之間的神聖義務,重新排序了他的忠誠,最終引燃了一場持續十年的戰爭。Agape也可以改變義務的排序,但它的方式是擴展排序的對象;Eros改變排序的方式,是將某一特定的他者置於所有其他義務之上,使原有的秩序在其面前失去約束力。這種排他性的置換,正是Eros的政治危險之所在。

畢竟,排隊加三兒,誰不想喊打?
Eros的頑固
面對Eros的這種結構性危險,各文明採取了各不相同的規訓策略,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都不相信Eros能夠自我節制。
基督教傳統的策略是以Agape昇華Eros:將對特定他者的特殊欲求,轉化為對上帝的愛,再由此衍生出對所有鄰人的普遍關懷。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描述了這個轉化的過程:他早年的Eros始終在追索特定的對象,始終在飢渴與不滿中輾轉,直到他發現靈魂真正的休息之所在於上帝——一個不會使欲望枯竭的無限對象。這是一個精緻的神學方案:將Eros的匱乏結構保留下來,但將其對象替換為一個永不匱乏的源頭。

儒家傳統則採取了不同的路徑:以禮規範欲望的表達,以名分固定關係的位置,使Eros在發生之前便已被置入一套嚴密的角色義務框架之中。《禮記》對婚姻儀式的繁瑣規定,不只是對性行為的管理,更是對Eros流向的預先疏導——使欲望在被正式承認之前,便已有了合法的渠道與制度的容納。但無論哪種規訓策略,都承認了同一個前提:Eros若不被管理,便會自行尋找出路,而那個出路往往穿過既有秩序的邊界。
不過,Eros要是那麽容易被收服,也就不是一種洪荒之力了。實際上,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類比就是,Eros和誇克對一樣,用於拆散誇克對的暴力只會產生新的誇克對。
愛的四分法之外
必須澄清一下,我不是要在Eros上加蓋一個負面的道德評價,也不是要為規訓Eros的傳統辯護。我感興趣的還是“是什麽”和“爲什麽”,而不是“該怎麽”。
美狄亞的故事令人不安,但也令人著迷——因為在那種毀滅性的激情裡,有某種無人認領的人類真實。柏拉圖之所以不能簡單地放棄Eros,而必須試圖將它導向更高的目標,正是因為他知道,一個完全缺乏Eros的靈魂是一個死的靈魂——它不渴望任何東西,也不追索任何東西,因而也不會真正地生長。這其中的熱力學隱喻真讓人遐想
我真正想指出的,是四分法的一個根本限制:它給了我們四個並列的類別,卻止步於告訴我們,或者甚至自己認識到,這四個類別在動力結構上的深層差異。
Agape的激進性是包容性的,它要求我們愛更多;Eros的激進性是排他性的,它要求我們為了那一個而重組其他一切。最終,Eros不是愛的四種類型之一,它其實是四種(或者當代的七種)類型之中唯一自始至終具有事件性的那一種。
它打斷原有秩序、不能完全由既有規則預測、並迫使主體重新定位自身的發生。它與其說是一種狀態,不如說是一種發生;與其説是一種聯結,不如説是一種衝擊。它可以是生命中最有創造力的經驗,也可以是最具破壞力的力量——當然這兩種可能性,毫不令人驚奇的,都源自同一個結構特徵:它永遠指向一個尚未擁有的他者,永遠處於追索與匱乏的張力之中,永遠在問:秩序能否為我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