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馬背蛤絲
本文因天威難測被企鵝刪了,現在修改了再發,希望大他者手下留情
一、騎士與戰馬
最近在重讀GRRM的ASOIAF宇宙——第一次是在半個巴掌大的HTC手機上完成的,非常的上癮;但是完全不過癮。
昨天讀到The Sworn Sword的時候,有几段關於戰馬的描寫令人驚嘆。尤其是當Dunk的戰馬人立,然後一脚差點幹掉了他的對手同時也差點讓Dunk大腿脫臼時,那不只是一匹戰馬,那簡直是一頭beast——
——而且還是一種特定歷史時刻的具身:一個人與一匹馬之間的結合,使某種力量成為可能——速度、機動、突然性——這種力量在那個世界裡幾乎無可抗衡。

這讓我開始想一個問題:馬,或者更準確地說,戰馬,在歷史上扮演一個非常有趣的角色——它不只是一種交通工具,也不只是一種武器。它就是一種結構性力量的載體和放大器。
馬對文明的形成、維持和摧毀之作用非常之大。這種結構性力量的消失或者“換代”,可能比我們通常意識到的,更深刻地改變了人類文明的樣貌。For better or for worse
二、模擬的生態系統

在生物界,大型肉食動物的存在對一個區域內草食動物的群體規模、健康程度與生活方式具有深刻影響。捕食者不只是殺死獵物,更重要的是,它改變獵物的行為模式:草食動物必須保持警覺、持續遷徙、避免在某些區域過度停留。這種持續存在的壓力,使整個系統,包括草食動物進食於之的植被與水域,維持在某種動態平衡之中。
然而在人類社會中,這種强烈的「外部威脅」意義上的他者關係並不天然存在。人類沒有普遍意義的天敵——至少在文明形成之後如此。
不過如果從更長的歷史尺度觀察,人類文明又似乎曾以一種相當奇特的方式,模擬出了一種近似於生態系統的捕食關係。這種模擬的核心結構,便是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的長期對峙。
在歐亞大陸的歷史上,游牧民族的軍事力量具有高度機動性,能夠迅速進入農耕地區進行掠奪或征服;農耕文明則依靠城牆、堡壘與組織化的軍隊來進行防禦。農耕文明提供資源與人口,而草原世界則像一種周期性出現的壓力。整個歐亞歷史的邊疆地帶,於是呈現出一種奇妙的平衡。

在這個結構中,馬的作用是關鍵中的關鍵。但馬的意義又不只在速度,它更在於一種不可複製的地理性優勢:草原天然孕育農耕地區不可能批量產生的騎手。農耕文明可以買馬、養馬,但很難在幾代人之內製造出草原騎手那種人馬合一的戰鬥文化。這種優勢是非對稱的、不可購買的——正是這種不可複製性,使得游牧民族真正扮演了農耕文明的「捕食者」角色。
當然,生態學告訴我們,捕食關係從來不是單向的。獵物的數量、健康程度與逃跑能力,反過來塑造捕食者的進化方向與行為策略——這種雙向的塑造迴路,生物學上稱為協同進化(coevolution)。
游牧與農耕之間,同樣存在這種結構。為了抵禦這種「捕食者」,農耕文明在軍事技術上投入了巨大的創新努力。從戰車的出現,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被動學習,再到弩、城牆防禦體系的不斷完善,乃至火藥的發明和最終應用於軍事——這些都可以看作是「獵物」為了生存而進化出的「防禦性狀」甚至「反擊武器」。
在管理技術上,長城、郡縣制、組織化的稅收體系,也是農耕文明對草原壓力的適應性回應;這些回應本身,又迫使游牧世界發展出更複雜的政治組織——蒙古帝國龐大的行政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管理被征服的農耕文明而被迫建立的。
雙方在這個張力迴路中,共同變得更複雜、更精緻。這意味著,農耕文明從來不是純粹被動的獵物——那樣的獵物在自然界也幾乎從來不存在過。作爲這個共同生成結構中不可或缺的另一極,農耕文明提供的豐富性,是讓草原世界發展出「捕食」意願的前提;草原世界的壓力,是逼迫農耕文明不斷自我升級的動力。
三、傳統壓力的瓦解
正因如此,工業化之後真正瓦解的,不只是某一個方向的壓力,而是這整個雙向的共同生成迴路。人類突然發現,他們失去的不是一個捕食者,更是一種讓雙方都持續生成的結構性張力。
內燃機、鐵路與坦克的出現,使得機動力不再依賴草原與馬匹。戰場上的騎兵被裝甲車取代,交通與運輸的能力不再由地理條件決定。任何擁有工業能力的國家都可以製造出自己的「機械馬群」。

工業化真正消滅的,是優勢的不可複製性。草原騎手的優勢無法被購買,但,作爲兵工廠礦子弟,我見證了,坦克可以在任何有工廠的地方造出來。
這才是結構性壓力瓦解的真正機制:不是游牧民族消失了,是優勢第一次變得可以被批量複製和均質化。那種維持了數千年的「模擬生態系統」,就此瓦解。
值得注意的是,壓力並沒有完全消失,只是形式變了。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冷戰的核威懾——這些在某種程度上仍是「外壓」,只是它不再來自草原上的騎兵,而是來自另一個工業化國家。冷戰期間,外壓是集中的、清晰的,可以被社會整體感知。冷戰結束之後,這種清晰的外壓在一定程度上也消散了。
四、不可見的壓力
游牧騎兵帶來的壓力是具身的(embodiment)——你能聽見馬蹄聲,能看見地平線上的塵土。它對人的塑造是直接作用在身體和日常生活上的。現代的壓力替換物,比如,金融危機、氣候變遷、信息戰,卻是抽象的、彌散的、延遲的。

這意味著秩序的轉換,并非簡單的從「有壓力」到「無壓力」,而是從可以被感知、被定向應對的壓力,轉向了無法被具身化的壓力——後者反而更難處理。人的神經系統和社會組織能力,似乎並不是為了應對這種看不見輪廓的威脅而設計的,也遠遠趕不上文明演化的速率。
現代社會中常被提及的各種「現代病」——焦慮、抑鬱、注意力分散、意義感缺失——通常被解釋為生活節奏過快或信息過載的結果。然而我也可以提出另一種可能的解釋:人類所適應的環境中,本來就存在持續而明確的壓力來源。當這些壓力在現代社會中被大幅削弱或失去可見性之後,人類的心理與社會結構反而進入了一種失配狀態。
人們依然需要競爭、冒險與風險,但這些需求不再有明確的外部對象,於是便在金融市場、體育競技、網絡爭論或文化衝突中以各種形式被重新製造出來。
五、黑暗啓蒙
這種「現代社會缺少某種結構性外壓」的感知在當代的思想光譜中並非孤立——實際上有一大堆思想流派都闡述過它,其中的一坨值得仔細説説。
以Moldbug、Nick Land為代表的「黑暗啓蒙」(Dark Enlightenment)思想脈絡,李代桃僵式的滋養了MAGA運動;它表面上在談治理失敗、Cathedral的意識形態霸權、加速主義,但底層有一個一致的結構性暗示:民主制度消滅了等級,但等級是功能性的。沒有一個真正有權力、真正承擔後果的、類似於apex predators的統治階層,社會就會進入一種慢性的、無人負責的衰退。

「在潛意識裡分出了一個“捕食者”的階層,並由這個階層來間接驅動人類社會的發展」——儘管我很討厭他們那一套,也不得不承認,這和本文的框架是同構的:他們感知到的問題,與本文所描述的也是同一個問題——外壓的結構性消失會導致什麽樣的後果?
然而,這裡存在一個根本性的滑動。在真正的生態框架裡,捕食者與獵物是不同物種。其自發仿製品,游牧騎兵和農耕民族,之間的張力之所以有塑造力,部分原因也是雙方處於真正不同的生態位——不可通約,不可談判,不可同化——否則,看看後來的遼國和大清吧!
黑暗啓蒙的方案,則本質上是在人類內部重新構建(稱他們為計劃經濟者也不爲過!)這種不對稱。讓某一個階層扮演捕食者,其他人扮演被塑造的獵物。
但同物種內部的捕食關係,功能必然和跨物種的不一樣。真正的生態捕食者不會去統治獵物、管理獵物,甚至不關心獵物的文明發展——它只是存在,施壓,然後離開。但人類內部的「捕食者階層」必然會介入、會管理、會有自己的利益——這就把它從一個生態壓力源,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
有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它們都是:歷史上每一個試圖制度化這種不對稱的社會,最後都在處理那個階層自身的腐化問題中滅亡了。
六、Pseudo-Hobbes?
認真追溯的話,這個潛意識動作也並非全無思想史的根源。
Hobbes的利維坦理論同樣預設了人類需要一個強制性的頂層權力——沒有絕對主權者,人類在自然狀態下的生活將是「孤獨、貧窮、骯髒、殘忍而短暫的」。表面上看,黑暗啓蒙對「有牙齒的統治階層」的呼喚,與利維坦的邏輯同源。
然而兩者之間還是存在一個關鍵的結構性差異。利維坦解決的是內部的水平衝突——它是一個向內壓制的力量,通過讓所有人畏懼同一個主權者,來阻止他們互相殘殺。它的功能,恰恰是消除內部的捕食關係,建立一個人們不必時刻警覺的內部安全秩序。黑暗啓蒙真正在尋找的,是一種外部的垂直壓力——不是壓制內部衝突,反而是從外部施加一種讓整個社會保持張力與活力的威脅。即,二者方向相反——利維坦向內壓,捕食者向外逼。
更深的諷刺在於,Hobbes的利維坦,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移除外部捕食壓力之後,人類為自己建造的制度性替代品——它提供秩序,但它提供的恰好是那種讓人不再需要保持警覺的秩序。
黑暗啓蒙的企圖,則是意識到這個替代品不夠用之後,試圖把利維坦本身重新變成捕食者——黑暗啓蒙可能矇對了病症,但是它給出藥方是把一個生態問題錯誤地轉化成了一個政治解決方案。
七、沒有面孔的捕食者
如果我們不預設答案,真正功能等價的現代「捕食者」需要具備如下幾個條件:外生性——不是人類社會內部製造的,不能被談判或收買;真實性——後果真實存在,不是象徵性的威脅;塑造力——像草原騎兵塑造了長城和郡縣制,而不只是摧毀。

氣候危機在結構上最接近這個描述。它是外生的——沒有任何政治體制能談判取消它的物理後果;它的後果是真實的;理論上,它足以塑造社會組織方式,就像草原騎兵的威脅塑造了農耕文明的邊疆制度。
唯一的缺陷是——它缺少迅疾而壓迫的馬蹄聲。
氣候危機是慢速的、抽象的、延遲兌現、甚至是難以歸因的。它沒有可以被感知的輪廓,沒有地平線上的塵土,沒有可以被定向應對的敵人面孔。農耕文明面對騎馬游牧民族的壓力是具身的、即時的、不可談判的。相比之下,氣候危機給出的是一種人的神經系統和社會組織能力都難以直接響應的威脅形態——因此,關於“契丹南下”的陰謀論要遠少於“全球變暖”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可能這才是真正的現代困境。壓力本身沒有消失,但是我們失去了那種不知道規則是誰制定的、邊界在哪裡的真實外壓。蒙古騎兵不會跟你談判,不會給你申訴的機會,不會因為你的理由充分就撤退——這種不可協商性才是它作為結構性壓力的核心。氣候危機在物理上雖然也具備這種不可協商性,但是這種不可協商性以及被人類内化為類似於force majeure(不可抗力)的東西;而且它的時間尺度和具身程度,使得人類社會無法以其組織速率發起有效的適應性反應。
八、共生者的其他形態
公平的講,人類文明在不斷地替換自己的「捕食者」上一直也沒有消停過。在古代,它可能是草原騎兵;在近代,它可能是大國之間的戰爭;在某些時期,它又被核威懾這樣的制度性恐懼所取代。每當一種壓力消失,人類社會往往會尋找新的方式來重新建立某種緊張結構。這簡直像一種畸形的共生關係。
之所以說畸形,那是因此存在另一種協同進化的形態,以作對照。人類與小麥的關係,表面上看是人類馴化了小麥——選育、播種、灌溉,使其成為文明的基礎作物。但換一個視角,也完全可以理解為小麥通過馴化人類的口味與營養依賴,完成了自身的基因擴張——它讓人類定居、耕作、儲存,從而把自己的種子散布到幾乎每一塊可耕作的土地上。
誰馴化了誰,取決於你把「目的」賦予哪一方。這是一種典型的共生性協同進化——雙方相互塑造,沒有真正的受害者,也沒有真正的威脅。游牧與農耕之間的協同進化之所以有塑造力,恰恰因為它不是共生,而是不對稱的、帶有真實暴力的、不可協商的「捕食」。
現代社會在悄悄地以前者替換後者——市場經濟、全球貿易、國際合作,都是把過去的捕食結構轉化為互利共生結構的嘗試。這種替換在道德上是進步,在效率上是優化,唯獨在生態意義上,它移除的恰恰是那個讓雙方都持續生成的張力源。
黑暗啓蒙試圖在內部製造一個捕食者階層,但這違背了生態關係的基本邏輯;全球性的氣候危機提供了一個結構上合格的外部捕食者,但它的時間感與人類的感知能力之間存在根本性的錯位。
也許,在思考如何徹底消除壓力,或者如何人工製造一個捕食者之外,也可以尋思一下:人類有沒有能力對一個慢速的、抽象的、沒有面孔的捕食者產生真實的適應性反應?還是說,人類的社會組織能力只能被快速的、具身的、有面孔的威脅所激活?
如果是後者,那我們面對的不只是一個氣候問題,而是一個更深刻的認知與文明問題:我們是否已經超出了自身演化能力所能應對的威脅形態?
那匹在The Sworn Sword中一閃而過的戰馬,也許正是那個世界最後一次,壓力與感知之間還完美匹配的時刻。
九、無人認領的遺產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於原稿寫作的前一天辭世。他一生的思想計劃,建立在一個高貴的前提上:人類社會的整合可以通過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來實現——人們通過不受強制的理性對話,達成共識,以此取代暴力和權力作為社會秩序的基礎。這個計劃在道德上是真誠的,在邏輯上是嚴密的,在規範意義上——我完全贊同它。
但是,我越寫卻越發現,文章指向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反向結論:文明的塑造力,可能恰恰來自於那種不可溝通、不可談判、不可協商的外壓。蒙古騎兵不跟你對話;草原不接受你的論點;生態捕食者對你的理由完全無動於衷。
換句話說,哈貝馬斯試圖建造的,是把人類從那種「不可協商的外壓」中解放出來的制度框架;我在每一次討論中都衷心欽服和身體力行。但是我還是要寫下本文,說,正是這個解放,可能帶走了某種文明賴以維持張力的東西。
這個張力不必然意味著哈貝馬斯是錯的。更準確的說法或許是,他回答的是一個問題:人類如何在不訴諸暴力的情況下解決衝突?他的答案在其自身的問題域裡可能仍然成立。本文問的是另一個問題:人類文明的活力與適應性,靠什麼來維持?我覺得這個問題,他幾乎沒有處理——或者說,他隱含地假設,解決了衝突之後,文明自然會繁榮。
這個假設可能正是問題所在。他的理想言談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需要參與者是對稱的、自由的、理性的;但生態系統的塑造力,恰恰來自於根本的不對稱。
捕食者和獵物之間沒有理想言談情境——惟其如此,這個關係才有塑造力。哈貝馬斯建造了一個非常精緻的內部秩序框架,但這個框架預設了外部壓力已經被妥善處置——事實上,那個外部壓力的消失,才是讓他的框架變得如此必要、同時又如此不足的原因。
換一個更殘酷的方式說:哈貝馬斯是在一個失去捕食者的生態系統裡,設計最優的草食動物社交規範。規範本身可能無懈可擊。但它解決不了那個更根本的問題——而且,它的成功實現,甚至可能加速了那個問題的惡化。一個完美運作的溝通理性秩序,是一個完全移除了不可協商性的世界——捕食者徹底消失之後的狀態。
這不是對哈貝馬斯的否定,反而是對他的一種哀悼式的補充。他看見了人類需要理性對話,這是真的;他沒有看見(或者看見了卻沒有提及)的是,人類同樣需要某種對話解決不了的東西——那個站在談判桌外面、對你的論點無動於衷的存在。
沒有它,人們會經常走神,忘記了爲什麽和在做什麽對話。
十、怎麽辦?

簡短的回答:我也不知道。
囉嗦一點的:如果人類的神經系統與社會動員機制確實更容易對具身的威脅作出反應,那麼當威脅變得過於抽象時,人類是不是會不自覺地重新製造一個可以被感知的敵人?
歷史中似乎不乏這樣的例子。抽象的結構性問題往往難以動員群體——經濟結構失衡、技術變遷、制度摩擦——這些問題沒有馬蹄聲和塵土飛揚的問題,常常被轉譯成更容易被理解的敘事形式:一個民族、一個階級、一個陰謀集團、一個「敵人」。
在這個轉譯過程中,原本彌散的壓力被重新塑造成一個有輪廓、有意圖、可以被憎恨的對象。這並不一定總是出於刻意的操控;更常見的情況是,人類社會在尋找一種能夠被集體神經系統理解的語言。於是,抽象的困境被壓縮成具體的威脅,結構性問題被人格化為對手。
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像在沒有狼的森林裡重新畫出狼的影子——不是因為狼真的回來了,而是因為只有當影子出現時,鹿群才會重新開始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