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人厨子

我有個不好(很好!)的習慣,每次讀書(甚至包括查字典)就喜歡走神——然後還喜歡用書中的理論去分析些貌似不相干的主題。正在讀的這部書非常有趣,關於朊病毒(就是瘋牛病的病原,它其實并不是貨真價實的病毒)的;其中關於Seeded polymerization的部分,看完讓人手癢,於是又拿來解釋一下大熱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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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既有框架不夠用?

2016年川普當選,震驚了幾乎所有主流預測者。2020年,他以些微差距落敗,卻拒絕承認結果,引發1月6日國會山事件。2024年,他捲土重來,再次入主白宮。MAGA運動歷經挫折、打壓、醜聞,卻始終沒有崩解——反而越挫越勇,形成一股難以逆轉的政治力量。

面對這個現象,現有的政治學解釋往往陷入各說各話的困境:經濟決定論者強調去工業化與貧富分化;文化分析者聚焦於白人身份焦慮與宗教民族主義;媒體研究者歸咎於社群媒體的演算法與同溫層效應;精英理論者則指出建制失能與民主問責機制的崩壞。這些解釋“說的很好。下次不要再説了!”——因爲它們沒有一個能統合解釋「動員如何啟動」、「為何擴散如此迅速」、「為何難以瓦解」這三個問題。

本文中,我將使用「種子聚合」(Seeded Polymerization)與「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Herbert Simon)兩個理論框架,以期提供可能具有整合性的解釋力。前者是結構性框架,回答政治動員的動力學問題;後者是認知框架,回答個體為何以特定方式做出政治選擇。兩者相互補充,試圖構成一個即便不是更完整也至少更有趣的分析視角。

二、MAGA是播種機

種子聚合理論源自生物化學,描述某些蛋白質(如肌動蛋白、微管蛋白)的聚集過程。在溶液中,單體(monomer)大量存在,但自發成核(spontaneous nucleation)需要克服極高的熱力學能量障壁,因此難以發生。

然而,一旦引入預先形成的「種子」(seed),單體便迅速沿著種子的模板延伸聚合,形成穩定的纖維結構,且增長速度呈指數型態。更關鍵的是,纖維的機械斷裂不會削弱聚合,反而製造更多種子,加速整個過程——這被稱為「次級成核」(secondary nucleation)。

在這個框架下,MAGA運動的結構清晰可辨。「單體」是數十年來積累的社會不滿。去工業化浪潮摧毀了鐵鏽帶(Rust Belt)的製造業社群,全球化帶來財富分配的極化,文化戰爭讓保守選民感到價值觀遭到菁英蔑視,兩黨輪替卻未帶來實質改變,等等等等。這些不滿真實而且大量存在,卻缺乏有效的組織形式。茶黨、布坎南的民族主義競選、裴洛的第三黨嘗試,都是失敗的自發成核——因為缺乏夠強的種子。

川普作為「種子」的出現,突破了成核障壁。他提供的不是政策藍圖,而是一個情感模板:憤怒、懷舊、對建制的蔑視。這個模板具有高度的「黏性」,使原本立場迥異的群體——白人工人、反移民者、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反疫苗的自由意志主義者——都能找到附著點,沿著同一條纖維延伸。

而每一次對川普的打壓,都驗證了次級成核的邏輯。彈劾、封鎖社群媒體帳號、四次刑事起訴——每一次斷裂都製造了更多「政治迫害」的種子——這主要體現在,在過去的九年中,右翼大V在主要是新媒體的各種平臺中如雨後春筍,已經占據了絕對優勢。這強化了支持者的凝聚力,使運動更加去中心化而非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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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

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由赫伯特·賽門(Herbert Simon)提出,核心主張是:人類的理性決策受到認知能力、資訊獲取和時間的根本限制。人不是能計算所有選項的最優化者(optimizer),而是「satisficer(不知道咋翻譯了)」——即在有限的搜索範圍內,找到一個「夠好」的選項便停止。

就是說,人類的絕大部分決定是對已有知識的最大化運用;也意味著人可能在做出需要最低信息量的簡化決定之後,就會停止甚至拒絕繼續攝入信息。

在此基礎上,卡尼曼(Kahneman)等行為經濟學家進一步發展出「捷思法與偏誤」(heuristics and biases)研究,揭示人在不確定情況下如何依賴認知捷徑做決定。

種子聚合理論告訴我們種子加速了聚合,但沒有解釋為什麼這個種子比其他候選種子更有效。有限理性填補了這個空白:種子的有效性,來自於它能系統性地降低個體「附著」所需的認知活化能。

有限理性機制認知效果MAGA的對應設計
Satisficing(夠好即停)降低政策資訊搜索動力「讓美國再次偉大」提供簡單的情感終點
Availability Heuristic(可得性捷思)誇大顯著事件的頻率反覆強調移民犯罪、工廠關閉的具體畫面
Affect Heuristic(情感捷思)用情緒取代理性評估憤怒與懷舊作為主要政治燃料
Recognition Heuristic(辨識捷思)熟悉感替代實質了解川普名人身份讓選民在不了解政策下仍感「認識」他
Framing Effect(框架效應)重新定義資訊可信度標準「假新聞」框架使主流媒體的事實查核失效
In-group/Out-group(群體偏誤)強化認同,降低批判性思考「我們vs.腐敗的建制精英」的二元對立敘事

這個表格揭示了MAGA在認知工程上的精密性——無論是否出於有意設計。它系統性地利用了人類認知的結構性弱點,使「附著」變得不需要政策知識,不需要複雜推理,只需要情感共鳴與群體認同。

四、低價者中標!

在生化語言中,種子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為單體的附著提供了一個低能量的路徑(low-energy pathway)。有限理性機制恰恰是這個低能量路徑的認知實體:情感框架取代了政策分析(降低認知成本);簡單的敵我敘事取代了複雜的結構性問題(降低信息處理需求);群體認同提供了歸屬感的即時報酬(提供附著的正向誘因),等等等等。換言之,種子聚合解釋了宏觀的動員結構,有限理性解釋了微觀的個體決策,兩者在「認知活化能的降低」這個節點上一拍即合。

這個雙框架整合,對「為什麼理性辯論無法瓦解MAGA」提供了完整解釋。

從種子聚合的角度,纖維一旦形成就具有熱力學穩定性,單純移除種子(川普)不一定會使纖維解體。從有限理性的角度,支持者的附著決策從一開始就不是基於對政策事實的理性評估,而是基於情感捷思和群體認同。因此,以「理性說服」為預設的事實查核,是一種對錯誤認知模型的干預——它假設人們是優化者,但他們實際上是satisficer——已經用他們被片面投喂的信息構建了自己的(相對)穩定;它假設人們用事實更新信念,但他們用情感框架過濾事實。

Are you a Maximizer or a Satisficer? - Healthy Minds Therapy

反事實(counter-factual)實驗支持這一點:研究顯示,對川普支持者呈現矛盾事實,有時反而加強其既有信念(backfire effect)。這在生化語言中,相當於試圖用機械力打碎纖維,結果製造出更多種子——干預的力道反而成為擴散的燃料。

種子聚合框架指出MAGA吸納了原本立場迥異的群體,但沒有解釋為什麼不同的「單體」能附著在同一條纖維上。有限理性提供了答案:不同群體的成員雖然具體訴求不同,但他們共享同樣的認知捷思結構。可得性捷思讓不同的人放大不同的威脅畫面(移民、全球化、文化左派);情感捷思讓他們都以憤怒與懷舊作為政治判斷的捷徑;群體偏誤讓他們在「MAGA認同」中找到歸屬感。

在多個競爭性低成本模板中,MAGA之所以勝出,是因為它同時最大化了情感強度、敵人可視化與身份回報,並成功將“低可信度”重編碼為“高真實性”。這塊模板是情感與認知的,不是意識形態的——這正是為什麼它能跨越原本不相容的政治立場的原因。

五、動力學全圖

整合兩個框架,我們可以描繪出MAGA運動的完整動力學圖像,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超飽和溶液(1970s–2015)

去工業化、全球化、文化戰爭持續生產不滿的「單體」。兩黨建制輪替未能疏導,使系統進入「超飽和」狀態——不滿高度積累,但缺乏有效的成核機制。有限理性在此階段的作用:選民面對複雜的結構性問題,認知資源不足以處理,轉而依賴情感捷思(憤怒、懷舊)和簡單的代罪羊框架。這為後續的種子提供了「認知就緒」的土壤。

第二階段:種子引入與成核(2015–2016)

川普的參選提供了種子。他的名人辨識度(辨識捷思)、反建制語言(框架效應)、情感化表達(情感捷思)系統性地降低了附著的認知活化能。媒體的過量報導相當於提高了「溶液溫度」,加速種子與單體的接觸。臨界點在2016年大選前後達到:一旦足夠多的人公開表態(同儕效應),羞恥投票者(shy voters)也開始公開附著,聚合進入指數增長期。

補充:這裡只是分析了“爲什麽他可以”而不是“爲什麽只有他可以”——後者需要的分析量可太大了,本satisficer不想深入了!

第三階段:纖維形成與跨群體延伸(2016–2020)

執政期間,MAGA從選舉聯盟轉化為穩定的政治認同結構。不同群體沿著情感模板附著,形成跨越傳統人口結構界線的政治纖維。有限理性的群體偏誤在此發揮強化作用:「我們是MAGA,他們是腐敗精英」的二元框架使成員持續更新、強化認同,降低了「脫附」(de-attachment)的可能性。

第四階段:斷裂與次級成核(2020–至今)

2020年選舉落敗、1月6日事件、四次刑事起訴——每一次「斷裂」都在種子聚合框架下製造次級成核。有限理性的框架效應使每次打壓都被詮釋為「政治迫害」的確認,進一步強化了支持者的信念。運動更加去中心化——不再完全依賴川普個人,而是形成了分散的意識形態節點(地方政治人物、媒體人格、草根組織),使結構更具韌性。

六、解聚合的條件:框架的政治啟示

兩個框架合併,對「如何瓦解MAGA」提出了嚴峻但清晰的條件。

從種子聚合的角度:解聚需要改變溶液的基本物理化學條件,而非單純打碎纖維。比如,大名鼎鼎的瘋牛病毒,即朊病毒(PrP^Sc),「極度頑強,對一般煮沸、酒精、紫外線及標準121°C高壓滅菌幾乎無效,需使用強力組合方法才能有效分解或失活:最可靠的方式是1N NaOH(強鹼)浸泡1小時後再進行134°C高壓滅菌,或用含有效氯2%以上的次氯酸鈉漂白劑浸泡1小時;也可採用酸性SDS結合121–134°C高壓滅菌、氣態過氧化氫,或直接高溫焚燒(900°C以上),這些方法能使異常折疊的蛋白質變性降解,大幅消除其感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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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治而言,這意味著必須從根本上改變產生「單體」的社會條件——去工業化的創傷、文化失根感、對建制的結構性絕望。這是數十年的政策失敗所造成的積累,不可能通過短期的選舉動員解決——其難度不低於上述提供的朊病毒解“毒”方法。

從有限理性的角度:如果要改變支持者的政治依附,干預必須發生在情感與認同的層面;事實層面的增量雖然理論上不是完全無效,但在目前破損的信任體系下,邊際效益近乎為零。

因此,有效的策略不(僅僅)是「糾正謊言」,更是「提供新的情感框架」——讓支持者感到被看見、被尊重,而非被蔑視,才有可能降低現有模板的黏性。這要求政治對手深刻反思自身的語言風格與敘事策略。值得慶幸的是,這點已經在被一些政壇新秀在自發或自覺使用。

MAGA運動所代表的政治聚合物,其穩定性來自深層的社會結構與認知結構的雙重強化。任何只在一個層面上運作的解聚策略,都注定收效甚微。

七、價值與侷限

我尋思,種子聚合與有限理性的雙框架整合,為理解MAGA運動提供了一個兼顧結構動力學與個體認知機制的分析工具。它解釋了為什麼潛伏的不滿在特定時機爆炸性地組織化;為什麼這個組織化過程如此跨越傳統政治界線;為什麼外部打壓往往適得其反;以及為什麼理性辯論難以動搖已形成的政治認同。

當然,任何跨學科類比都有其侷限。

幸或不幸,蛋白質沒有能動性,不會反思自己的聚合過程;MAGA的支持者是有歷史、有道德判斷、有能力改變的政治行為者。種子聚合的決定論色彩,必須被人類能動性的可能性所平衡。有限理性也不意味著人永遠無法克服認知偏誤——教育、對話、親身經驗,都可能在長期改變個體的政治框架。

但正是在承認這些侷限的前提下,這個雙框架才顯現出其真正的價值。作爲一面可能揭示「為什麼改變如此困難」的清醒鏡子,它不是一個關於政治的決定論敘事。

面對這面鏡子,任何試圖理解或回應MAGA現象的人,都必須以同樣的認知謙遜來面對自身的分析框架——包括本文所使用的這倆文章配图

File:Charles Allan Gilbert - All is Vanity.jpg - Wikimedia Comm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