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馬語翻譯師
我讀Borges時,儘管在Duolingo一直在學習西班牙語,可是還是得頻繁的停下來去對照一個英語或者法語版看看啥意思——中文因爲和西班牙語完全不是一個體系,所以我不大相信。欲死欲仙之餘,自然想到一個問題,兩套符號系統,比如英文與中文,它們之間是否存在完全的可轉換性?
我覺得它取決於我們如何區分「轉換的成本」與「轉換的可能性」。現實中,這二者往往被混為一談。
Thou shalt not translate
直覺上,人們容易把翻譯的困難詮釋為不可翻譯性的證據。「哥哥」在英文裡沒有單一對應詞,「侘寂」的日語語感在英語裡難以複製,「accountability」在漢語裡雖然可以被草草翻譯成「問責」,但是要更精準的對位,似乎只能繁瑣地解釋為「需要或預期為行動或決定提供正當理由」。
然而仔細想想,這些案例說明的不是轉換的不可能,只是轉換的(高)代價——「哥哥」完全可以譯為「elder brother」,意義並無根本流失;「accountability」,也可以在漢語語境中被完整展開,只是需要更多文字。投入不同程度的資源,意義仍然可以在無礙交流的前提下轉達。
把「沒有被做」等同於「不可能做」,是一個論證層面的失誤,而這個失誤在語言討論中極為普遍。比如,愛斯基摩語據說有多個描述雪的詞彙,每個詞捕捉的是雪的不同形態與質地。在英語或漢語中,這些細分並不存在——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無法被轉換;它是意味著另一套語言的使用者認為,對這些獨特組合建立映射缺乏足夠的實際價值。給每種愛斯基摩雪花名稱建立對應的英文或中文稱謂,不管多麼冗長或繞口,在技術上是可行的;它之所以沒有被做,是因為缺乏動機。。
We are the word
那麼,這種可轉換性的根基在哪裡?答案自然在於符號系統之外:兩套符號系統共享同一個物理與認知的基礎。
使用英語和漢語的人,是同一種生物,生活在同一個物理世界之中。符號解讀的差異,是歷史性的、偶然的,因而在原則上是可追溯的(retraceable)——即便受限於資源,並非每一條路徑都會被實際追溯。正因為差異的根源是歷史性與偶然的,而非必然的,在資源充足的理想條件下,兩套系統的元素之間原則上可以建立足夠精確的映射,從而實現意義的有效傳達。
但是,如果某些意義具有強烈的整體性(holistic)與脈絡依賴性,即其豐富意涵不等於組成部分的簡單總和,而依賴於整個符號系統的gestalt與文化浸潤,那麼「足夠長的映射」是否仍然能在實踐中有效捕捉其核心可傳達部分?

「侘寂」是一個典型例子。日本人有時堅持認為,不懂日語、不浸潤於日本文化的人,無法真正理解這個詞——彷彿它的意義有一道無法跨越的界限。然而問題在於,沒有任何人曾經宣布過「侘寂」的官方定義。這個詞的意義是後生的、湧現的,唯獨不是被制定的。
它的確具有強烈的gestalt與湧現性質,但這種性質並不構成原則上的不可轉換壁壘——它只意味著,若要用另一種語言盡可能完整地展開其在原語境中的豐富意涵(包括文化聯想與審美體驗),可能需要相當篇幅的詮釋性闡述,甚至接近一篇小作文。
這當然不是推薦的做法;通常,直接借用「侘寂」這個詞,或者wabi-sabi,連同其異域感,比起冗長說明來更為經濟,也更有效。
但「不被推薦」與「不可能」,依然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
“X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
至此,一個較為精確的立場可以表述如下:作爲自然語言的符號系統之間的不可轉換性,在原則上並不存在;在實踐中存在的,是轉換的邊際成本遞增——展開得越完整,所需資源越多,而收益未必同步增長。「不可翻譯」在很多情況下,不過是對這一成本-收益關係的概括,只是這種概括往往過於草率,把經濟學判斷偽裝成了本體論判斷。
這種祛魅具有實際意義。經常有人聲稱某種語言「表達情感深處卻並不精確」、「方向性模糊」、「有悖現代文明」時,其實背後往往混淆了幾個截然不同的層面。
語言的「不精確」,在很多情況下不過是欠規定性(underdetermination):例如漢語不強制編碼時態、格、單複數,但這不等於無法精確表達,只是精確化的方式不同,它往往依賴語境、副詞、量詞等手段來承擔這些功能。英語在其他維度上同樣欠規定性,例如不區分「你」與「你們」;但是這不表示真需要的話,它就不成。
將某種語言的欠規定性詮釋為缺陷,其實是把「與特定表達風格或文化偏好的距離」投射為語言本身的本質問題。而「有悖現代文明」這樣的判斷,更是從個人或文化偏好直接跳躍至文明等級評價,中間缺乏有效論證,並預設了「現代文明」必然對應某種特定語言結構——這一預設本身,正是最需要被質疑的。
回到最初的問題:兩套符號系統之間是否存在完全的可轉換性?我的答案是:在原則上,是的——只要我們願意投入足夠的資源來實現意義的有效傳達與詮釋性再創造。這個「足夠」,有時意味著一個詞,有時是一句話,有時是一篇論文,有時則高到幾乎沒有人願意承擔。但可行性本身,並不依賴於實際上是否有人願意去做。翻譯從來不是在兩個等價容器之間搬運內容,而是一種詮釋性的再創造;然而這種再創造的可能性,根植於所有人類語言共享的物質與認知基礎,因此在原則上始終是開放的。
這一結論也可外推至符號系統之外的領域。說服他人,在某種意義上同樣是一種符號系統之間的轉換——將自身理解映射至對方的認知框架之中。這並非不可能,但成本各異:有時一句話即可建立連結,有時則需要漫長而高成本的展開,而投入與產出的比例未必合算。選擇不做,是理性的資源分配;但這與「不可能」,始終是兩件不同的事。
He who loomed over
回到最開始那個視頻裏面Borges舉的一個例子,He loomed over應該怎麽翻譯成西班牙語呢?Se alzaba amenazante sobre él/lo dominaba con su presencia/se cernía sobre él,似乎都可以,又似乎都不到位。
這個問題壓頭,不過我現在已經明白,原因皆在原文中那些結構性潛能,即形式本身所蘊含的、可以在讀者那裡產生效應的張力。"He loomed over"的exergy很高,因為它用極簡的形式封裝了大量的感知信息,而且這種封裝本身就是意義的一部分——讀者在解碼時需要做的功,恰好產生了那種壓迫感。翻譯之後,這個轉化過程被部分替代為顯式的描述,可用的張力降低了。
“此事古難全”,翻譯就是一個exergy難以完全守恆的轉換過程,雖然不一定是一個必然單向衰減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