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Pink Freud

一

當人們在爭論,對於持不同觀點者,我們是應該曉之以理還是動之以情時,我卻在走神;同時腦袋裏展開一些奇怪的幾何圖形。

我覺得語言至少有兩種主要功能:一種是交流,另一種是篩選。這兩種功能可能重疊——你甚至可以說,篩選這個功能的實現是建立在交流這個功能的實現之上,但它們並不是同一件事;而且人類在使用語言時,往往已經先從中選擇了幾乎相反的目的。

交流功能追求的是覆蓋面最大化。它的理想狀態是:盡可能多的人能夠理解,盡可能少的人被排除在外。因此,它自然會趨向於簡化、普適、降低門檻。新聞語言、公共演講、廣告語、通用說明文字,都在向這個方向收斂。

篩選功能則完全不同。它追求的不是覆蓋,而是受體的精準化。它希望,即便被理解的人不是越少越好,至少理解的人必須是「對的人」。因此,它傾向於專門化、排他、提高門檻。方言、黑話、術語,都是典型的篩選性語言;電信詐騙用拙劣的話術,也建立一個篩選機制,保證資源盡可能用在潛在詐騙對象上。

詩的語言,其實也是一種篩選機制——它並不一定有意排除他人,但它確實在不斷縮小能被真正擊中的人群。

二

在「覆蓋面最大化/廣度」與「受體精準化/深度」之間,我隱隱約約覺得存在某種內在約束。任何一個表達一旦成形,它的廣度與深度之間便形成一種張力——兩者可以此消彼長,但無法同時被極大化。

我直覺可以借用橢圓的形狀來思考這個問題,不過當然不是作為精確的幾何模型,而是作為一種拓撲直覺。那麼它提供的是:一個有邊界的空間,一個內外的區分,以及兩個方向上的極端位置。至於橢圓的其他幾何性質,在這裡並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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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拓撲意義上的空間裡,邊界代表既定資源下可達的上限。從圖中可見,大量的表達,其實既沒有獲得廣泛的覆蓋,也沒有實現精準的穿透,而是落在這個邊界之內——既不夠通俗,也不夠專門;既沒有讓多數人理解,也沒有真正擊中少數人。我們可以稱之爲日常的巴拉巴拉。

從結構上看,它們是一種未能達到任何一端的中間狀態,是大量未能實現其功能的語言殘留。“聽君一席話,如聼一席話。”

在邊界上,存在兩個方向上的極端位置:一個傾向廣度,是覆蓋面被推到極限的表達形態;另一個傾向深度,是穿透力被推到極限的表達形態。公共語言趨近前者——事實上,我們可以聽到很多人人皆知但是因爲涵蓋太廣而沒啥意義的口號,而詩性語言趨近後者。

詩往往願意犧牲絕大多數的覆蓋面,只為換取極少數受體的極深穿透。結果就是:大多數人獲得零,極少數人獲得異常巨大的交流成果。

三

如果用平均效率來計算,詩的語言幾乎必然是低效的。然而公平的說,詩人之所以對「效率」這個詞本能地排斥,並不完全是出於清高;我感覺更合理的解釋是,效率這個框架本身預設了一件事:受體是可以替代的,因爲效率只在受體可以被平均、可以被替換、可以被統計時才有意義。

但詩性語言真正依賴的,恰恰是不可替代的受體。詩人(白居易除外)心裡隱秘的想法往往不是「讓更多人理解」,而是「讓某一個人被擊中」。那個被擊中的人並不是一個統計單位,而是一個不可交換的存在;那次擊中也不是一個可以被平均的結果,而是一個無法被複製的事件。

把這種事件納入效率計算,本身就是一種類型錯誤——它不是效率低,它壓根就不屬於效率的尺度。

四

必須補充一下,我一直在說詩,但其實它可以超越狹義的文學體裁;詩的語言,它包括但不限於詩歌、神話、玄幻、志異、科幻、陰謀論、部分哲學觀點、大部分政論和所有宗教信仰。

「詩性語言」的本質不在於體裁,而在於它對受體的要求——它要求受體帶著某種前置的感知結構才能被擊中。

神話、宗教、陰謀論、科幻,它們都在做同一件事:預設一個特定的感知世界,只有能進入那個世界的人才能被真正觸動。那麼政論的問題就很有意思了——因爲政論在形式上追求廣度(它想影響盡可能多的人),但在結構上保持詩性(它預設了一套只有「同道中人」才能完全接受的感知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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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實可以不是矛盾——我們可以理解它是一種雙層結構:表層是廣度語言——簡單、情緒化、口號化,讓盡可能多的人能夠接觸到;深層是篩選機制——那套感知前提(敵我框架、歷史敘事、價值預設)在悄悄地做篩選,只有前置結構匹配的人才會被真正「擊中」而不只是「聽到」。

所以政論的覆蓋面很大,但真正意義上的「擊中」依然是精準的。它在我的橢圓裡的位置,可能不是在廣度頂點,而是在靠近廣度端、但仍在橢圓弧上的某個點——它用廣度語言的外殼,包裹著詩性語言的內核。

這樣一來,我的框架裡可能需要引入一個新的維度:表層廣度與深層篩選的分離程度。政論、宗教佈道、煽動性演講,都是這種分離程度最高的語言形式——不過這留給以後的尋思吧!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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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那個不可替代的受體,正對應著深度方向的極端位置——邊界上張力最緊繃的地方,同時也是這個模型仍然有效的邊界。他/它是在某種極端張力之下,被整個語言形狀所召喚出來的。這種擊中無法被設計,無法被重複,也無法被平均。它是一個事件,不是一個策略的結果。

從這個角度看,詩人真正做的事情,或許不是提高表達的效率,而是不斷調整那個空間的形狀——即改變資源的輸入值。他們試圖讓那條邊界在某一個極端位置上,恰好與某一個真實存在的人重合。那個人可能極其罕見,甚至在詩寫成的當下根本不存在。

因此,詩並不總是在尋找讀者。有時候,它是在等待讀者。那個尚未存在的讀者,並不是偶然缺席的變量,他反而是被語言本身逐步構造出來的結果。

這些“詩”並不只是等待被理解,它在長時間的沉默中,緩慢地塑造出一種能夠被理解的存在形式。當那個人終於出現時,我們往往把它稱為相遇,但也許更接近事實的說法是:

“現在説了你們也不懂!”

PS. 這篇是純粹的自説自話,我自己都還沒有徹底想明白,只是抓住了個概念的影子,盡量記錄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