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穿褲子的雲鶴

Ursula K. Le Guin — The Books of Earthsea

我的生日禮物

真名的幻覺

今天還是談Le Guin。

在Earthsea裡面,Le Guin設立的規則是,人物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假名,你想怎麼稱呼和被稱呼都行;但是當一個人的真名被他人知道之後,他就會被知情者完全控制。這麼神妙的設定,當年讀的我想入非非,恨不得自己也能這樣控制哪個菇涼。

這個設定暗含一個古老的形而上學預設:存在先於語言,名字是在捕捉那個先在的本質。「真名」之所以有魔力,恰恰因為它貼合了存在本身——它是一面完美的鏡子,而非一個任意的標籤。

可惜,這樣的規則在現代社會自然不能無縫銜接。

倒過來的真相

在現實中,一個關於名字的真相甚至是倒過來的。你的真名往往沒有你的花名更能表現你的「本質」。人們認為,真名是一種推論,花名則是一種歸納——可想而知,後者更加靠譜。

這個倒轉並非偶然;它對應著哲學史上一個更深的裂縫:從「語言描摹世界」到「語言建構世界」的轉移。

維根斯坦早期在《邏輯哲學論》裡說,「世界的邊界就是語言的邊界」,意思是語言是認識論的囚籠——你說不出來的東西,你也想不到。但他晚期在《哲學研究》裡自我推翻,轉而承認語言在使用中獲得意義。換句話說,不是「名字符合本質」,而是「名字製造本質」。花名不是在描述一個已存在的東西,而是在製造一個東西。

到了這層認識,更積極的運用就呼之欲出了——我們可以通過給其他人或者實體起花名,來影響對他們「本質」的認識乃至建構!

Le Guin本人大概也意識到了這點。Earthsea後期幾部裡,她開始修改,或者至少沒有那麽堅決,那個本質主義預設——真名不再是固定的本質捕捉,而是更流動的東西。

可能她時間穿越,閲讀了本文文章配图

花名的製造術

你可以將某人名字用「叛徒、漢奸、工賊」這樣的花名來代替,讀起來不僅不拗口,甚至能帶起莫可言狀的奇妙節奏,“鋼琴家吹簫——朗朗上口”,非常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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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以將某國用「修正主義」或者「當代納粹」或者「antisemitic ISIS」來代替;話音未落,那國已經在眼前秒變邪惡了。一種「曹雪芹用名字定義人物命運」的酣暢感,非常上頭。

這裡有個值得細究的機制:為什麼花名如此有效?因為它做了一件極其經濟的事——它把判斷偽裝成了描述。當你說「某人是漢奸」,語法形式是一個is句式,好像在陳述一個客觀事實;但其實你完成的是一個道德裁決。語言學家管這叫「評價性謂詞」,Foucault則更直接地說:這是權力在話語中留下的指紋。

歷史上此類案例俯拾皆是。冷戰期間,「自由世界」與「鐵幕」這兩個花名,幾乎獨力完成了一整套地緣政治的情感架構,連地圖的顏色都跟著變了。911後,「邪惡軸心」一詞把伊拉克、伊朗、北韓捆在同一個語義包裹裡運送,省去了大量論證的麻煩。近年「覺醒」(woke)這個詞從黑人社群的自我賦權術語,被右翼媒體改造成一個花名,貼上去就能讓任何政策秒變文化入侵。

還有「白左」,我當年親眼看見這個詞從某人嘴裏創生,是爲了指某類人;無論正誤,至少範圍有限——現在如果一張四條腿的桌子有點共情能力,也會被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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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名的威力,即在於它能把複雜的論辯壓縮進一個音節。

通貨膨脹與稀釋

我們這樣一個動詞大詞的年代,每個人都恨不得用最重大的詞彙來表達自己的立場、心情或者定義對方的「本質」。當然,那些詞,那些花名,被使用得越頻繁,其被企圖的意義表達就會不可避免地流失(稀釋)越嚴重。

比如,要是你管一百個人都叫「叛徒、漢奸、工賊」,那就不得不給他們編號了。而無論是用ABCD還是甲乙丙丁,都非常破壞表意。

再比如,你把兩種大為不同的情景都叫apartheid或者genocide,勢必就得倒過來修改定義,好容納這個花名所能覆蓋的新增子集。

這裡有一個結構性困境:花名的力量來自其稀缺性與震撼性。當「Nazi」、「genocide」被大量使用,它有兩條出路:一是詞義擴張——重新定義概念邊界以容納新用例;二是詞義漂白——震撼感消退,變成一個情緒標記而非概念陳述。兩條路都是損耗。

「Nazi」這個詞,從1930年代指稱一種具體的政治組織形式,到今天幾乎可以用來形容任何讓人不舒服的管理行為,已經幾乎被掏空成了一聲語氣詞。

Elaine Vs. The Soup Nazi | The Soup Nazi | Seinfeld

這樣的行為既很吃力,又容易被人指出缺乏嚴謹,還特別會被反殺:別人也張嘴了啊!就不能相互贈送納粹的花名嘛。此即網絡論戰中著名的Godwin定律——任何足夠長的討論,最終都會有人拿出納粹作比。

數字是個狡猾的家夥

甚至,我們還可以把人類的那些個體,以及他們所遭受的一切,用數字這個花名來取代。比如,「三十萬」、「六百萬」、「五千年」,等等。而且越是數盲越是津津樂道。

數字看起來是花名的反面——客觀、去人格化、精確。但數字被使用時,恰恰是以精確性的外衣行花名之實。

「三十萬」、「六百萬」——當這些數字進入爭論場域,它們不再是統計學意義上需要被檢驗的估算,而是轉而變成了一個道德身份標籤:你接不接受這個數字,等於你站哪邊。數字成了一種終極花名,因為它同時具備情感重量和科學威望的外觀。

在人類知識的兩大類別(總結普遍規律和區分具體特徵)中,總是前者吸引人眾,如過江之鯽。一個「六百萬」,遠比六百萬個名字更容易被記住、被引用、被爭論。而當爭論圍繞數字展開,那些具體的人就在論戰的喧囂中,悄悄地第二次消失了。嗟乎。

It's a Battle of Words

所以,「世界的邊界就是語言的邊界」。這略等於,你就是他們給你起的名字。一切的廝殺都同時也是詞彙的戰爭。

語言的不透明性,恰恰是它的政治性所在。每一個花名的誕生,都是一次權力的嘗試;每一個花名的稀釋,都是一次反抗的可能。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使用語言,但是我們至少要對自己所使用的每個詞保持一份戒惕——它究竟是在描述,還是在製造?

Le Guin的Earthsea世界裡,知道真名的人握有魔力。

不過在我們的世界裡,真正的魔法不是知道誰的真名,而是無視它,並且不管不顧的重新命名。握有命名權的人,才握有魔力——那種魔力,叫做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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