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内塔尼亞碰碰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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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不理性

在國際政治博弈中,「理性」這個詞往往隱藏著一個很少被直接點出和區分的自相矛盾之處。

我們習慣於把理性視為行動的起點——行為者有目標,評估手段,選擇最優策略;我們也因此總是呼籲出現“理性的領導人”。然而,當分析的對象從個人轉向“領導人”(其實往往是個群體)、國家、組織乃至整個衝突體系時,這種「理性先於行動」的預設往往會開始鬆動,甚至完全倒轉。

不妨在此先引入一個我制定的區分,它將貫穿本文的全部分析:

生成性理性(generative rationality):以目標為起點,驅動具體行動的個體或組織邏輯。它是行為的因,存在於每一個決策者的計算之中;描述性理性(descriptive rationality):分析者從系統的整體結果中事後讀出的秩序感。它是行為的果,往往是觀察者強加給混沌的一種整理——有的人也稱之爲rationalization。

個體行動可以而且主要由生成性理性驅動;但當大量行為者各自依照自身的生成性理性行動時,這些邏輯鏈條相互疊加、碰撞、抵消,整個系統則未必能湧現出任何連貫的描述性理性。因此,在這種語境下,任何具規模的衝突都不是一個有統一邏輯的系統,而是多個各自有邏輯的子系統的堆積——每一條鏈條在自身語境內都是自洽的,合在一起卻可能是一團無主語的湍流。

Are You MAD???

核威懾理論中的「互相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是這一悖論最清晰的呈現,也是我撰寫本文的出發點。

在MAD的框架下,遭受核打擊後不予還擊,從事後(ex post)的角度看是理性的——因為還擊只會導致更多死亡,卻無法挽回任何損失。然而,這種「理性」一旦被對方知曉,反而會瓦解整個威懾體系——如果對手確信你不會還擊,先發制人的代價便趨近於零,核戰爭的風險不降反升;這一點在小學裏欺負過人或者被欺負過的同學都知道。

由此揭示了一個承諾問題(Commitment Problem):真正能維繫威懾的,恰恰是讓對方相信你在關鍵時刻無法做出「理性」選擇的能力。正因如此,各國反而需要預先承諾一個在事後看來近乎「非理性」的還擊策略,才能讓威懾保持可信。

蘇聯的「死手系統」(Dead Hand)將還擊決策自動化,正是為了向對方展示己方已經繞過了人類在危急關頭可能產生的理性猶豫;許多核國家刻意不承諾「不首先使用」,也是出於同樣的邏輯——模糊性本身就是威懾的一部分。

Dead Hand: Inside Russia's Secret Nuclear Retaliation System ...

MAD作為一種均衡狀態,在博弈論意義上確實構成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因爲雙方都沒有單方面偏離的動機;但它同時也是一個某種程度的帕累托劣勢(Pareto-inferior)的結果——雙方明明都更希望達到「互不攻擊」的結局,卻因為承諾問題而被共同鎖死在一個相互威脅的困境之中;之所以不是完全或真正意義上的帕累托劣勢,是因爲有比它遠糟糕但是因爲它得以暫時避免的結局——這種不理性的理性outcome也由此而來。這正是MAD最根本的弔詭:它是個體策略理性層層推導的產物,卻構成了集體理性的徹底失敗。

以上為所學的簡單總結,接下來我將以此框架為基礎,分析中東的兩個核心衝突結構——以色列與伊朗的對峙,以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長期衝突。

前者在相當程度上仍符合MAD的對稱邏輯;後者則揭示了當生成性理性的鏈條高度碎片化、描述性理性根本無從湧現時,承諾問題會如何演變為一種結構性的無解。

以伊帶水的關係

在中東地區,以伊關係是最接近MAD邏輯的案例。然而,這裡的「對稱」是一種奇特的鏡像對稱:雙方都在用「戰略模糊」來製造威懾,卻各自服務於截然不同的政治目的。

以色列自上世紀60年代起奉行「核不透明政策」(Nuclear Opacity),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擁有核武器。這一策略的設計邏輯是,如果明確宣告擁核,則可能觸發阿拉伯世界的核軍備競賽,並喪失美國的外交庇護;如果明確否認,則威懾失效。於是「模糊」本身成為了一種均衡策略——讓潛在對手永遠無法確定越過紅線的代價,同時保留足夠的政策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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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核策略則是另一種形式的模糊。德黑蘭長期在「和平用途」的官方敘事與接近武器級別的濃縮能力之間維持一種刻意的張力,構成所謂的「門檻核國家」(Threshold State)地位。

完全放棄核計劃等於放棄最重要的外交籌碼;而真正擁核則會觸發以色列和美國的直接軍事打擊。「維持在門檻上」因此成為一種動態均衡——用不確定性換取最大的戰略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模糊策略都是高度清醒的生成性理性的產物——以色列的決策體系和伊朗的戰略規劃者,各自從明確的目標出發,計算出了「模糊」作為最優策略的結論。在以伊關係中,生成性理性與描述性理性之間的距離相對較小:雙方的行動都大致符合外部觀察者所能讀出的戰略邏輯。這是以伊案例與巴以案例最根本的結構差異。

瘋中的承諾

以伊關係中的承諾問題以一種高度對稱的方式呈現。以色列長期宣示,伊朗一旦跨越核武門檻,必將遭受軍事打擊。這一威脅若要可信,就必須讓德黑蘭相信以色列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兌現——哪怕代價極為高昂,哪怕美國明確反對。以色列對伊朗核設施的多次破壞行動(包括 Stuxnet網絡攻擊和針對核科學家的暗殺行動),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在不斷測試和強化這一承諾的可信度。

伊朗的回應同樣遵循這一邏輯。德黑蘭在黎巴嫩扶植真主黨、在加沙扶植哈馬斯、在也門扶植胡塞武裝,構建所謂「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其核心目的之一正是製造「若以色列攻擊伊朗,整個地區都將燃燒」的可信威脅。這是一種代理戰爭形式的承諾機制:通過預先嵌入難以撤回的區域網絡,強化反擊承諾的可信度。

What is Iran's 'axis of resistance' and why is it uniting in fury against  the US and Israel?

雙方因此陷入了一個典型的「理性的不理性」圈套:每一個破壞對方能力的行動,都迫使對方加強其承諾機制,從而使整個地區的風險不降反升。

以色列每一次暗殺伊朗核科學家,都在向德黑蘭傳遞「你的計劃是脆弱的」,同時也在逼使伊朗加速並加固其計劃;伊朗每一次強化代理武裝,都在向以色列展示「你無法以低代價解決我」,同時也在進一步鞏固以色列境內的不安全感。

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以伊關係目前維持的是一種「武裝和平」均衡:雙方都沒有在當下發動全面衝突的動機——是的,上個月一直持續到現在的衝突只是開胃菜——但也沒有任何機制能讓雙方從這一均衡中退出。這在形式上類似於MAD,但有一個關鍵差異:冷戰時期的MAD均衡之所以穩定,部分原因在於雙方的二次打擊能力都足夠強大,使得先發制人的收益極為有限。

以伊關係中的「均衡」卻建立在更脆弱的基礎上——它依賴於雙方對「對方決策邏輯」的持續準確評估,任何一方的誤判或內部政治壓力都可能打破這一微妙平衡。

更重要的是,即便在以伊這個相對「對稱」的案例中,雙方內部都存在多條相互競爭的生成性理性鏈條:伊朗革命衛隊的邏輯不同於外交部的邏輯;以色列安全內閣的計算不同於情報機構的計算。這些內部張力使得以伊均衡比表面看起來更加脆弱——它的穩定性依賴於某幾條鏈條的暫時主導,而不是系統的內在穩健。

巴以理性的缺席

我們無法將MAD框架搬運至巴以關係時,因爲這裏存在一個比軍事不對稱更根本的差異:在這裡,生成性理性的鏈條數量遠超以伊案例,同時這些鏈條之間的協調程度極低(巴方的甚至兵戎相見),整體幾乎不存在任何穩定的描述性理性可供辨識。

以色列政府有其選舉壓力下的生成性理性;以色列軍方有另一條;定居點運動有又一條。哈馬斯的軍事派有自身的邏輯,其政治局有時與之相左;加沙普通民眾的生存邏輯構成另一條鏈;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在約旦河西岸的計算又是一條。國際介入者——美國、伊朗、卡塔爾、埃及乃至聯合國——各自帶著截然不同的利益鏈條進入這個場域。

联合国:逾400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私人援助中心附近遇害| | 1联合国新闻

每一條鏈條在自身的語境內都是自洽的、甚至是清醒的。但它們疊加之後產生的,是一個沒有主語的過程——沒有任何一個行為者在「駕駛」這場衝突,衝突只是在發生。這讓「巴以衝突的理性」這一表述變得極為可疑:我們所能讀出的任何描述性理性,都不過是分析者事後從結果中強行提取的秩序感,并不是系統真正運作的邏輯。

哈馬斯不相信道理

儘管如此,承諾問題的邏輯並非完全缺席,反而以一種扭曲的形式呈現。

哈馬斯作為一個非國家武裝組織,其政治存在邏輯在相當程度上建立於「抵抗」本身,而非領土治理或人口福祉的最大化。對哈馬斯而言,「被攻擊」大多數時候甚至更能帶來政治收益——它鞏固了其作為「抵抗力量」的身份認同,削弱了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合法性,並在國際社會製造同情。

哈馬斯的一個核心承諾策略,正是通過讓自己看起來「不理性」或「無法被威懾」,來換取以色列在決策時的猶豫。如果以色列確信任何程度的武力都能讓哈馬斯放棄抵抗,它便會毫無顧忌地使用武力直到達成目的。但如果以色列無法確定武力能否從根本上消除威脅,便必須在代價計算中納入更多不確定性——國際壓力、人道主義成本、長期佔領的可行性。哈馬斯的「不可理喻性」(perceived irrationality)因此成為一種微弱但真實的議價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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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7的攻擊是這一邏輯最極端的體現。從任何傳統軍事理性的角度來看,一個軍事力量遠遜於對手的武裝組織主動發動大規模攻擊,以換取必然到來的毀滅性反撲,是「非理性」的。

然而,如果將這一行動理解為一種「打破停滯均衡」的極端策略——強制改變地區格局、重新國際化巴勒斯坦議題、打斷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正常化進程——則它在哈馬斯特定的效用函數內,具有一種扭曲但可辨識的生成性理性。

然而,如果問及,哈馬斯內部究竟是哪一條鏈條做出了這個決定?軍事派的計算是否與政治局一致?加沙民眾的意志是否被納入考量?這些問題都沒有清晰的答案——這本身就說明,即便在哈馬斯這一個行為者內部,也存在多條競爭的生成性理性,整體行動未必代表任何統一的戰略意志。

以色列的承諾困境

以色列同樣面臨嚴峻的承諾問題。

以色列長期宣示的威懾邏輯是:任何對以色列公民的攻擊都將遭到壓倒性的報復,從而讓攻擊的代價高昂到無法承受。然而,這一威懾在加沙問題上面臨一個根本性困難:若徹底摧毀哈馬斯的軍事能力,誰來填補治理真空?若不摧毀,威懾便失效;若摧毀,人道主義代價和政治後果又使以色列陷入另一種困境。

這導致了一種循環:以色列每隔數年發動一次對加沙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割草」策略),削弱哈馬斯的軍事能力,卻並不尋求徹底推翻其統治——當然,這也有人理解為以色列政府養寇自重;這種理論就不詳究了。

但這恰恰印證了哈馬斯的判斷——以色列的威懾並非無限度的,每一輪衝突後哈馬斯都能重建。威懾的可信度因此在每一次「不徹底」的軍事行動後都受到侵蝕。

2023年後的加沙戰爭顯示,以色列試圖打破這一循環,追求更為明確的「終局」。但這反而暴露了另一個承諾困境:「消滅哈馬斯」這一目標在軍事上容易宣示,在政治上卻幾乎無法被定義和實現——因為哈馬斯不僅是一支武裝力量,更是一種嵌入巴勒斯坦社會的政治-意識形態結構。

而且,即便以色列的安全決策者確立了清晰的戰略目標,聯合政府內部的派系張力、極右翼的定居點議程、國際社會的壓力,都構成了獨立運作的生成性理性鏈條,持續干擾著任何統一戰略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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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和平注定脆弱

以伊關係中,雙方各自作為相對統一的戰略行為者,其生成性理性大致能夠轉化為可辨識的描述性理性,因此承諾問題的分析框架具有相當強的解釋力;巴以關係中,生成性理性的鏈條高度碎片化,描述性理性從根本上難以湧現,承諾問題框架的解釋力因此大打折扣——它能解釋某些局部的行為邏輯,卻無法把握整體的無序性。

Graham Allison在分析古巴導彈危機時曾指出,把國家行為解釋為「理性行為者的選擇」是一種強烈的認知簡化——它讓分析變得整潔,卻往往遮蔽了官僚政治和組織過程才是真正的決定因素這一事實。

巴以衝突中,這一問題被放大到了極致——不僅組織內部的鏈條相互競爭,連「哪些組織算作行為者」這個問題本身都沒有穩定的答案。

我們從歷史中已經一再看到了,尋找「解決方案」這件事本身,就預設了一個在巴以情境中並不存在的前提——即存在某個可以被說服的、統一的對手理性。所謂的「談判」、「施壓」、「激勵機制」,都假設對面坐著一個能夠整合所有內部鏈條、做出連貫承諾的行為者。

但如果那個位置上坐著的其實是一團相互纏繞的鏈條,那麼即便談判桌上達成了協議,協議本身也只是其中一條鏈條暫時佔據了主導,其餘的鏈條仍在繼續運行。奧斯陸協議或者亞伯拉罕協議的崩潰,從這個角度看,幾乎是結構性的必然——它需要的那種統一的生成性理性,在雙方——尤其是巴方——內部都從未真正存在過。協議是某幾個人在某個時刻的理性產物,卻無力整合整個系統中所有正在運行的鏈條。

此外,身份認同、歷史創傷、宗教敘事對決策的影響,在巴以問題上遠超任何博弈論模型所能納入的變量範圍。「被看見在抵抗」本身就是一種收益;「祖先的土地」本身就是一種效用——這些因素使得純粹工具理性的分析框架難以捕捉問題的全貌,也使得以「改變激勵結構」為核心的外交努力屢屢失效。

無主語的衝突

綜述一下。通過以伊和巴以兩個案例,我們可以看見「理性」在國際政治中的兩重面孔。

在以伊關係中,我們看到的是承諾問題框架比較清晰的呈現。生成性理性驅動雙方進入一個誰也不想要、但誰也無法單方面退出的均衡。每一步計算都是精確的,整個系統卻陷入了困局。這是個體策略理性積累為集體理性失敗的經典範式——用Thomas Schelling的語言說,威懾的力量恰恰來自「讓自己在關鍵時刻無法做出理性選擇」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的培養本身就是一種弔詭的理性工程。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by Thomas C. Schelling在巴以關係中,問題則更為根本——這裡不只是理性導向了錯誤的結果,而是根本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理性主體在驅動這場衝突。衝突是由無數條生成性理性的鏈條構成的——以色列政府的選舉算計、軍方的安全邏輯、哈馬斯軍事派的抵抗意志、加沙民眾的生存本能、國際社會的地緣利益——這些鏈條各自運行,彼此疊加,卻未必湧現出任何連貫的整體邏輯。衝突沒有主語,只有動詞。

這也許能幫助我們理解中東衝突的頑固性。我們習慣於尋找「真正的原因」、「真正的決策者」、「真正的解決方案」,彷彿衝突背後總有一個統一的理性可以被識別和對話。但如果衝突的實體本身就是多條鏈條的無序疊加,試圖以單一的理性框架來理解它,就如同試圖用一條方程式來描述湍流——無論方程式多麽精確,對於解決問題也於事無補。

怎麽辦?

簡單的回答:我也不知道。

囉嗦一點的:理論上推演,有兩種稀薄可能性的解決方案。

第一條路:減少參與的理性鏈條。這在歷史上確實有過成功案例。北愛爾蘭和平進程的一個關鍵轉折,是英國政府系統性地切斷了愛爾蘭共和軍的外部資金鏈條——尤其是來自美國愛爾蘭裔社群的財務支持。鏈條減少了,談判空間才真正打開。

但在巴以問題上,「減少stakeholders」這條路面臨一個幾乎無解的困難。許多鏈條的存在本身就是衝突的產物,而非外部附加的;加沙的人道主義危機製造了新的行為者邏輯;難民問題製造了跨代的鏈條;伊朗的介入是對以色列存在本身的反應。你無法在不解決衝突的前提下減少鏈條,但減少鏈條又是解決衝突的前提——這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結構性困境。

更殘酷的是,「減少stakeholders」在極端情況下意味著什麼,歷史上有過答案,以色列右翼也在推——但是那個答案是不可接受的。

第二條路:非理性的接受。這條路其實更有歷史依據,但它需要被更精確地描述。至少一方「放棄理性要求、非理性地接受對方方案」,其實就是至少一方making compromises;在實踐中往往不是真正的非理性,而是一種理性框架的替換——把當下的利益計算換成另一種時間尺度或價值體系的計算。

埃及與以色列的和平,薩達特承受的國內政治代價在短期計算中是「非理性」的——他最終為此付出了生命。但他在一個更長的時間框架和地緣戰略邏輯內做出了判斷。這不是嚴格意義的放棄理性,而是換了一把(時間)尺。

埃及领袖萨达特:结束中东战争,却被当叛徒,死前感慨:不可思议- 知乎

真正意義上的「非理性接受」——完全繞過計算、出於某種超越利益的動機——在政治史上極為罕見,而且通常需要某種外部衝擊來製造條件:戰敗、宗教轉化、領導人的個人性格突變。這些都不是可以被設計出來的。

以上這些讓人頹喪和頭禿的話,並不意味著分析無用——至少我不承認;也不意味著所有行為者都是等價的,更不意味著衝突沒有道德維度。但它確實意味著:在面對巴以這樣的衝突時,最誠實的分析姿態或許是承認——衝突之所以如此頑固,恰恰是因為它不屬於任何一種理性,恰恰是所有理性鏈條共同製造的一個沒有人真正想要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