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John Doe
Game of Thrones Main Theme: A Gaf Version
昨天在推上看到這個視頻,它是Game of Thrones主題曲的伊朗達夫鼓(Daf)翻奏版本,由雷扎·薩賈迪(Reza Sajjadi)改編,原曲作曲者是拉明·賈瓦迪( Ramin Djawadi)——倆都是伊朗裔。演奏者幾乎清一色全是伊朗女性。
這樣的視頻很容易讓人對伊朗女性/伊朗人/伊朗國家產生莫名的好感——我可不是說不應該!但是從統計角度來看,伊朗女性不見得比其他國家的女性更美麗可愛,伊朗人不見得更善良友好,伊朗國家也不見得更加豐饒宜居;實際上後面兩點,相反的證據可能更多——但是我們也不能以偏概全。
所以,僅僅從客觀的手法和有意無意的效用而言,它和下面這部電影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後者也是通過巧手設計搭建,動用視覺和聽覺的轟炸,只爲了讓你相信,那裏山川秀美,都是俊美的年輕男女,從事高尚的愛國活動。
然而......

我沒有去過伊朗,最靠近的也就在土耳其溜達過兩個禮拜;不過從我從文藝作品(特別是Majid Majidi的電影!)中獲得的印象,抛去那些已經淡化到背景中的宗教元素,伊朗人民過的和我這個廠礦子弟差不多。
作為70年代生人,我對那種生活既熟悉也感覺親切——那種高度秩序感、性別分工、儀式與傳統以及在油鹽醬醋稀缺邊緣行走所構成的日常,曾經是我們成長環境的一部分。但理智上,我又強烈排斥這樣的封閉。也許正因為太明白它的代價:當一切都被預設,連選擇的可能性都消失時,人的生命也失去了開展的空間。
所謂的極端保守,說到底,往往是對「確定性」的過度追求——渴望所有事情都有固定答案、清晰邊界與不容質疑的秩序。當這種渴望被條文化推向極致,自由便悄然消失。所有的行為、想法、關係都被規範起來,只剩下一種「正確」的生活方式,其餘皆視為誤入歧途。於是,囚禁換了一種方式。
據説伊朗,和它的地理位置一樣,其世俗程度夾在土耳其和倒霉蛋阿富汗之間。伊朗和阿富汗兩國都出現過心羡土耳其/凱末爾的領導人,真心想走這條路改變國運——然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
Dead Can Dance - Persian Love Song
我會把(凱末爾的)威權主義形容成“核廢水”排放——它有巨大的外部性,只不過它的外部性體現在時間上,即前人的行爲為後人製造了政策代價。這種外部性,即使在土耳其國内也沒有完全被消化掉,而在伊阿兩國,更是連產生這種外部性的收益本身還沒有實現就惡疾而終了。
BTW,核廢水集中和富集的排放會造成巨大的災難,可是逐步和稀釋的排放,就可以被忍受了。但是凱末爾主義的「核廢水」——對批評的法律壓制、對庫爾德身份的系統性否定、對政治多元主義的結構性排斥——並沒有在他死後消失,反而是以制度形式延續,由後繼者繼承和使用(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而且核廢水的危害是單向遞減的——稀釋之後不會重新濃縮。但威權的時間性外部性有時會重新富集。比如土耳其的例子就很說明問題:埃爾多安正是利用了凱末爾主義遺留的威權工具箱——緊急狀態法、對媒體的管控習慣、對軍隊的政治化操作——來建立一套反凱末爾主義的新威權(朋友說他是綠化的凱末爾主義者)。這意味著威權的外部性不只是時間上的衰減問題,它還會被後來的政治行為者重新激活和再利用,而且往往服務於與原始目的完全相反的議程。
三種性別神話
扯遠了。我看這個視頻產生的聯想,和寫本文的動機,不是去分析中東民主化的進程;那些我留給更有學識和身份的人去做。我想談談這個視頻,和很多作品中,對女性形象的使用(運用?利用?)。
具體的說就是,爲什麽我(們)會喜歡看這個幾乎全是女性組成的樂隊的視頻,和幾乎產生愛屋及烏的感覺呢?
在幾乎所有文明中,女性都佔據了一個極為奇特的位置。跨越宗教、政治制度與文化傳統,從傳統宗教法到現代身份政治,女性幾乎總是被置於一個具有高度象徵性的地位。
她們既是社會秩序的中心象徵,又往往不是政治秩序的直接設計者。她們既是秩序的理由,也是正義的證據;既是需要保護的存在,也是需要規範的存在。女性不僅作為具體的人存在,她們和如何對待她們同時還被賦予某種象徵功能——代表了榮譽、純潔、受害、繁衍與道德秩序。

很明顯,在許多政治與文化體系中,女性並不僅僅被理解為個體,反而被嵌入某種更大的敘事結構之中。這些敘事往往可以歸納為三種基本神話:榮譽神話、純潔神話與受害神話。
不同文明會在不同歷史階段強調其中的一種或多種,但它們共同構成了政治秩序的一種深層語言。而無論在哪一(幾)種神話中,我們都看不見女性個體;她們都是一個個Jane Doe。

榮譽神話
在許多傳統社會中,女性被視為家族或群體榮譽的象徵。她們的性行為、婚姻選擇與公共形象都與集體聲望緊密相連。女性的婚姻由家族安排,性道德受到嚴格監管,而對女性的侵犯常被視為對整個群體的羞辱(石刑、榮譽謀殺、浸豬籠,you name it!)。女性在這裡承載的不單是個人倫理,還有整個社會秩序的象徵性邊界。

“你所説的一切將成爲你的沉塘證供!”
這種結構的矛盾之處很明顯。表面上,女性被高度重視,但她們卻並不完全作為自主個體存在——她們的價值被定義為某種集體象徵。正因為女性被視為秩序的核心象徵,她們才被嚴密管理——這是一種以尊崇為名的控制。
純潔神話
榮譽神話往往與另一個更古老的觀念結合:純潔神話。
在許多文明中,女性被賦予一種象徵性的道德角色——她們代表社會的純潔與秩序。這種觀念可以在宗教圖像、神話與倫理傳統中看到,例如基督教文化中聖母的象徵,或許多文化中對「貞潔」的高度強調,或寶玉强調“女兒是水做的骨肉”。
純潔神話的功能在於確立社會的道德邊界。當女性被定義為純潔象徵時,社會可以通過她們來界定何為道德、何為墮落。她們既被崇高化,也被限制——這種地位既是榮耀,也是一種束縛。但其隱含前提始終如一:女性並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某種道德象徵。
最神奇的是,這種純潔神話還是一體兩面的——它和對女性的生殖忌諱幾乎孟不離焦。月經血、產後出血被許多文化視為不潔,女性在這些時期需要隔離(猶太教niddah、印度chhaupadi、許多部落文化的月經小屋);然而同時,生育能力又被視為神聖的——豐產女神、大地母親、生命的奧秘,等等。

這種矛盾可以被理解為同一個操作的兩面:凡是被認爲有巨大力量的事物,都同時被視為危險的和神聖的。女性的生殖能力被放大為一種超自然力量,因此既需要崇拜,也需要隔離和管控。
人類學家Mary Douglas在《潔淨與危險》中指出,忌諱的本質不是衛生或道德,而是邊界維護——任何跨越類別邊界的東西都令人不安。女性的身體在這個意義上是終極的邊界跨越者:它同時屬於內部(家族、血脈)和外部(性的客體、他者),同時是生命的來源和死亡的暗示。
受害神話
昨天被啓發,看Helen Andrews的東西——我并不贊同她,至少不贊同她的簡單歸因,不過她的描述部分還是有點價值的——聯想到在現代政治語境中,女性的象徵角色也發生了轉變。
隨著性別平權運動的興起,女性被更多地置於一種受害敘事之中:她們代表歷史的不公與制度性壓迫。這種敘事在許多方面當然具有正當性——歷史上,甚至當下的很多地方或場景,確實存在大量對女性的制度性限制與不平等。
然而,當這種敘事成為一種普遍的政治語言時,女性也可能被再次象徵化。她們成為了正義敘事的核心證據。在某些政治話語中,女性的經驗被抽象為一種道德符號——她們的受害地位為社會改革提供正當性。誰能代表這種受害,誰就能在道德上占據優勢。
René Girard在其替罪羊理論中指出,人類社會往往通過某種受害者敘事來維持道德秩序。在古代宗教中,替罪羊是被犧牲的個體;在現代政治中,受害者則成為道德權威的來源。在這種結構中,女性有時會被固定為「受壓迫者」的象徵。她們的弱勢地位不僅是一種社會問題,也成為政治敘事的重要基礎。

榮譽、純潔與受害,這仨看似完全不同的敘事,在深層結構上卻有一個共同特徵:女性被賦予象徵角色——一種大於她們本身的物權。她們可能是群體榮譽的象徵、道德純潔的象徵、或社會不公的象徵。在這三種情況中,女性都被放置在一個預先定義和標價的位置之中。
這當然並不意味著所有這些制度都具有同樣的後果。它們的政治結果可能截然不同。當女性被視為榮譽象徵時,她們的自由受到限制;當女性被視為純潔象徵時,她們的生活被道德理想束縛;當女性被視為受害象徵時,她們的身份可能被固定在弱勢位置。
一種更隱蔽的功能性厭女?
在理解三種神話的共同結構之後,我要大膽尋思一下:如果說厭女在最深層的意義上是一種去人格化,那麼它是不是不僅表現為對女性的敵意,也可能表現為對女性的“善意”(過度象徵化/無由的崇高化)?
當代覺醒主義(Wokism)對弱勢群體的推崇,處於其極端形式下,是否本身構成了受害神話的一個新變體,甚至是一種更為隱蔽的厭女形式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需要區分兩種截然不同的愛的結構:
功能性的愛,是愛對象所扮演的角色、所處的狀態、對自己的用途;人格性的愛,是愛對象作為完整自主主體的本身。
一個「非常喜愛女性」的人,也可能是厭女的——如果他喜愛的是女性功能性的品質(溫柔、順從、照料或者性),而不是女性作為完整人格的整體。他需要的不是這個女人變得強大、獨立或自由——他需要的是她持續地扮演那個讓他需要她的角色。
你不覺得覺醒主義的邏輯在深層結構上與此驚人地相似嗎?比如,覺醒主義的核心操作之一,就是把人的「邊緣化身份」本體化——「作為女性/黑人/跨性別者所受的壓迫」成為某個人最重要的定義性特徵。表面上似乎是在抬高這些群體,實際上卻是把他們釘死在受害者的位置上。
一位女性若拒絕以受害者身份自我定義,在這套框架裡就會被視為「虛假意識」或,更糟糕的,「內化壓迫」(比如“婚驢”這樣的蔑稱)。這意味著她的自主判斷被剝奪了——除非她的判斷符合框架的預期。這是一種以解放之名實施的控制。
![女权理论]已婚女性都是婚驴- 知乎](/media/52c815979c751887e48f.webp)
覺醒主義的另一種傾向是,把苦難本身轉化為道德資本——經歷過“越窮越光榮”年代的人應該很容易免疫。這產生了一種隱性的誘因結構——維持弱勢狀態比走出它更有象徵價值。
這恰恰對應了「功能性的愛」的結構:他們需要的不是這個人變得強大和自由,而是這個人持續地處於需要被保護的狀態。覺醒主義所推崇的,與其説是女性或其他弱勢群體的innate quality(內在品質與能力),莫若說是她們的弱勢現狀本身。
所以,你看,傳統父權制的厭女邏輯是:「我愛女性,所以我要保護她,讓她待在家裡,不讓她接觸危險的世界。」某種覺醒主義的邏輯則是:「我支持女性,所以我要確保她不被任何讓她不舒服的言論傷害,建立安全空間,讓她遠離挑戰性的思想。」於是這對形式上對立的敵人,結構上卻可能共謀——都在不同程度上拒絕承認女性(以及其他被推崇的群體)作為完整道德主體的能力。
不要誤會,對弱勢群體一定的保護是合理的——我要是把11嵗以前的孩子一個人扔在家,還可能被條子抓走!所以一定程度内的父權或者覺醒都是有合理性的。
Hegel的「不幸意識」在此頗有啟發性:某些意識形態需要永久的對立面來維持自身的存在感——結果有人把這句話當作警句,有的卻用作操作手冊。覺醒主義作為一種身份政治,在結構上也需要永遠存在的壓迫者和永遠受苦的被壓迫者。如果女性真正平等了,這套話語體系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因此在邏輯上,它不能真正希望問題被解決,只能希望問題被不斷重新詮釋和放大。
Le Guin的地下室
Ursula K. Le Guin的短篇小說《離開Omelas的人》(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思想實驗:一座美麗繁榮的城市,其幸福的先決條件是某個孩子被永遠關在骯髒的地下室中受苦。居民們知道這個事實,一些人選擇接受,一些人選擇離開。

這個寓言通常被閱讀為一個關於道德共謀的故事。但如果我們把它與象徵化的討論並置,它揭示的是一個更深的問題。
三神合一的共同操作,正是Omelas式的:某個群體被系統性地固定在地下室的位置,以維持整個社會秩序的運轉。榮譽神話中,女性的自主性是犧牲品;純潔神話中,女性的慾望與複雜性是犧牲品;受害神話中,女性作為完整主體的可能性是犧牲品。
關鍵還在於,這種固定化不是偶然的,它已經潤物無聲的嵌入了系統中。它需要穩定性(這個群體總是在那個位置)、可辨識性(我們知道誰在承受)以及對比性(她們的苦難或弱勢地位襯托出其他人的秩序、純潔、或進步,or vice versa)。
面對這個困境,一個合理的次優解是:打破固定化,讓象徵化的代價不系統性地落在某個群體身上。Omelas的地下室之所以不義,不僅僅在於某人必須在其中受苦,還在於那個孩子被永遠固定在那個位置。
Le Guin的原文並未規定必須是同一個孩子。如果某人必須在地下室受苦是真實的先決條件,那麼輪換方案——讓所有人都平等地承受代價——在邏輯上是連貫的。它接受了這個殘酷的先決條件,但拒絕讓代價系統性地落在固定群體上。
然而,通過昨天的文章用於顛覆己知世界的提問,我覺得更應該問一個問題:這個先決條件本身是真的嗎?
Omelas的居民從未認真驗證過「某人必須在地下室受苦,城市才能繁榮」這個條件是否成立。他們只是被告知「必須如此」,然後在接受與離開之間做選擇——但沒有人嘗試第三條路:逼迫系統給出更精確的條件,或者檢驗條件本身的真偽。
這在現實中有非常直接的對應:「女性必須被管控,秩序才能維持」從未被驗證;「弱勢群體必須保持弱勢身份,進步敘事才有意義」從未被檢驗;「必須有人承受系統性代價,文明才能運作」作為自然法則被接受,作為政治選擇則需要被質疑。
“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
這在面對「犧牲/象徵化某個群體是否必要」這個問題時,我們的思維習慣與面對Russell悖論時的反應驚人地相似。
Russell悖論問的是:「村裡的理髮師給所有不給自己理髮的人理髮——那麼誰給理髮師理髮?」最顯而易見的反應是在悖論內部尋找平衡點,接受這個矛盾,然後找到某種和解方案。
但Russell的真正回應是:這樣的理髮師不存在。問題本身的設定有誤。真正的解決方案不在悖論內部,而是通過類型論(Type Theory)從根本上重建語言層次,禁止這類自我指涉悖論的形成。
這與Omelas困境和象徵化問題有著完全相同的結構:當我們面對一個看似無解的困境時,我們傾向於在困境內部尋找最優解,往往忽略了質疑困境本身的構成是否合法。
「社會必須象徵化某個群體才能維持凝聚力」——這個前提被作為自然法則接受了。我們於是在「接受哪種象徵化」和「如何更公平地分配象徵化的代價」之間討論,卻鮮有人追問:這個前提本身,是一條自然法則,還是一個從未被認真挑戰的政治神話?

這是一種認知上的「框架捕獲」(Frame Capture):問題的設定本身已經悄悄排除了最重要的選項。這個模式在現實中極為普遍——「經濟增長必然伴隨環境破壞」接受了幾十年後才被認真挑戰;「安全與自由必須取捨」作為政治公理流通,但從未被嚴格證明。
Russell解決悖論的方式,是發展出類型論——通過建立更嚴格的語言層次,從根本上禁止自我指涉悖論的形成。對應到象徵化問題,類似的根本性解法或許是:建立一種不依賴替罪羊機制的社會凝聚語言——或者至少嘗試去證明,沒有替罪羊,沒有「地下室」,社會也沒有明顯的worse off。
這很困難。但Russell當年解決悖論的方式也沒有人預先知道——他拒絕接受悖論是終點,然後找到了出路。拒絕接受問題的設定,往往是找到真正解法的第一步。
離開地下室,更上一層樓
真正的平等或許意味著一件更簡單也更困難的事情:女性不再承載整個文明的象徵任務。她們既不是榮譽的旗幟,也不是純潔的化身,不是政治敘事中的永恆受害者,也不是覺醒主義所需要的道德資本來源。
她們只是人。既強大,也愚蠢、既高尚、也卑劣。
但要達到這一點,僅僅說「讓象徵化的代價更公平地分配」是不夠的。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是否願意像Russell面對悖論那樣,拒絕接受「某個群體必須被象徵化」這個前提,並認真追問它究竟是自然法則還是政治神話?
在Omelas的寓言中,Le Guin只給了兩個選項:留下或離開。大多數讀者也接受了這個設定。但還有第三種可能:走回去,打開地下室的門,然後弄清楚——如果沒有那個孩子,城市究竟會怎樣。也許什麼都不會發生。也許一切都需要重建。但不去嘗試,就永遠不會知道——我們到底是不是真需要那個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