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Inquisitive One
看一個視頻。歷史學家Ada Palmer在談及近代早期歐洲科學史時,提出了一個放非常有趣的觀察。她說,在十七世紀的歐洲,資金最充裕、設備最完善、程序最嚴格的「實驗室」,很可能並不隸屬於任何大學或自然哲學家的私人圈子,而是屬於羅馬宗教裁判所(Roman Inquisition)。
這個說法初聽之下幾乎像是一個惡趣味的玩笑。宗教裁判所?那個在歷史上象徵著思想壓迫與異端迫害的機構,竟然與現代科學方法的源頭存在某種親緣關係?
然而Palmer的意思並不是說裁判所在追求自然知識。她指出,當時歐洲最大的、資金最充裕的實驗室(experimental laboratory)很可能就是由宗教裁判所運作的羅馬機構。裁判所的審判程序要求對被指控者的主張(claims)、證詞或涉及的「異端」現象進行重複驗證(repetition and verification)。這包括多次重做相關的「實驗」或觀察,以確定事實是否成立。這種強調可重複性、證據驗證的做法,意外地類似於後來的科學方法核心元素,甚至被她戲稱為「意外發明了peer review」(同行評審)。
Ada Palmer還會補充說,人們對裁判所的刻板印象(像好萊塢電影裡那種純粹殘暴、反智的形象)其實是誤解。當時的裁判所主要目標是抓捕像路德宗、加爾文宗這樣的新興「危險異端」(她强調她并不是為這樣的行爲辯解),對純粹的「科學」活動其實處罰很輕——例如整個時期因為做科學相關的事,只處決過一人。
她當然不是為裁判所的行爲背書;這個歷史觀察的重點也並不在於它的反諷意味。它所揭示的一個深刻問題,也許比我們想象的要更加有切題性——在某些條件下,制度的程序性比制度的道德性更具決定性的力量。
順便推薦一下,她的書不錯——我沒有讀完,不過一切責任在我

裁判所的科學方法
要理解Palmer的論點,需要先了解十七世紀羅馬宗教裁判所實際的審判程序。
當一名被告被指控從事巫術、持有異端思想,或宣稱能夠執行某種超自然行為時,裁判所的審判官並不只是要求被告認罪。他們面對的,是一個認識論問題:這個人說的是否真實?這件事是否真的發生過?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裁判所發展出了一套嚴格的程序。多名獨立證人必須分別陳述,且陳述必須能夠相互印證。如果案件涉及某種可觀察的現象——比如,某種藥劑的效果、某種自然事件的起因——審判官大多數時候還會要求進行重複試驗,以確定說法是否成立。所有過程必須詳盡記錄,存入案卷,以供未來比對。
這套程序的設計初衷,當然是為了確保定罪的合法性與神學上的權威性。然而它在實踐中產生了一個意料之外的效果:它系統性地限制了審判官的主觀判斷空間。因此,一個審判官不能僅憑個人直覺或道德義憤來定罪,他必須依賴可記錄、可重複、可比對的證據。

更出人意料的是,這套程序有時反而使裁判所在巫術審判中比民間更為「理性」。正因為需要提供可驗證的證據,裁判官在某些案件中反而傾向於駁回指控——因為舉證不足。與其說裁判所製造了迫害,不如說它有時反而阻擋了迫害,原因恰恰是它對程序的堅持。
Palmer的觀察由此引出了一個更廣泛的命題:制度的結果並不完全由其道德目的所決定,程序本身即具有獨立的塑造力量。
如果你也比較敏感,或者瞭解我的尋思方式的話,應該會猜到我接下來會延申到哪。
惡法的兩種問題
在法哲學的傳統中,「惡法亦法」與「惡法非法」的爭論已持續數百年,雙方都有嚴肅的思想資源。
自然法傳統認為,法律的有效性依賴於其道德內容。Thomas Aquinas的古典表述是:「一條嚴重違背正義的法律,不過是對法律形式的一種腐蝕,在終極意義上它並非法律」。

納粹德國以完全合法的程序制定了種族滅絕的法令,然而戰後的紐倫堡審判所隱含的道德判斷,正是對這一傳統的援引——有些命令,無論其法律形式多麼完整,都不能構成免責的依據。
與此相對,法律實證主義者,例如H.L.A. Hart,則主張法律的有效性來自制度來源,而非道德品質。一條法律之所以是法律,是因為它按照既定程序被制定,並得到制度的承認與執行。將道德標準引入法律有效性的判斷,反而會為任意解釋打開缺口——誰有權決定哪條法律「真正」符合正義?爭論到後來往往還是比較拳頭大小。

這兩種立場各有其脆弱之處。自然法論者的難題是:道德判斷的標準從哪裡來?誰來裁定?實證主義者的難題則是:當法律本身成為壓迫工具時,對其有效性的確認是否等同於對壓迫的背書?
然而Palmer的歷史案例暗示,或許實證主義者應該在這一場比較中(略微)得分。「惡法亦法」vs「惡法非法」的爭論,主要處理的是法律的規範性地位——即,惡法是否有約束力?人們是否有道德義務遵守它?但這個問題與Palmer所陳述的案例中的問題並不相同:一套程序的嚴格性,能否在道德目的缺失的情況下產生理性的副產品?
裁判所的例子告訴我們,答案有時是肯定的。
善意與例外的陷阱
如果說宗教裁判所的歷史提供了「壞目的、嚴格程序」的案例,那麼政治史上更常見的,是另一種組合:「好目的、彈性程序」。
這種組合通常以一種特定的語言出現:「這次情況特殊」、「為了更大的善」、「規則是死的,人是活的」。這些話在道德上往往具有相當的說服力——我粗略估算,一個人平均要花費71.69%的精力用於對付自己的confirmation bias。

當一個人真心相信自己掌握了更高的正義,當現有規則的確無法應對眼前的緊急情況,當打破一次規則可能拯救更多人——在這種時候,堅持程序似乎是一種殘酷的迂腐。但制度史的教訓往往是:允許例外的制度,反而可能比惡意的制度更快地走向崩潰。
原因並不複雜。第一次例外為第二次例外建立了先例,第二次例外使例外開始常態化。當例外足夠頻繁,它就不再是例外,而是成為了真正的規則——只不過這條規則的內容是「掌權者的判斷優先於成文規定」。
BTW,所謂的Constitutional rot(憲制腐蝕)就是這麽形成的;大家眼中心裏自有實例,這裏就不多説了。
此時,原本的成文規則並沒有消失,它仍然存在,仍然在形式上被宣稱有效,但它已經失去了實質約束力。它變成了一個裝飾性的外殼,在需要時被援引以賦予決定合法性,在妨礙時則被以善意為由暫時擱置。
Friedrich Hayek在其法治理論中對此有深刻的洞察。他指出,真正的法治並不是「由好人制定好法律」,而是「規則對所有人一視同仁,並在長時間內保持一致」。法律的核心功能不在於它的道德內容,而在於它對權力的非人格化約束:它使掌權者也無法輕易逃脫規則的管轄。一旦例外邏輯滲入,這種非人格化的約束力就開始瓦解。
這正是為什麼,一個冷酷執行程序的機構,從統計角度來看,反而比一個充滿善意卻不斷為自己創造例外的機構更加可靠。

程序的悖論
至此,我們可以更清晰地描述這個悖論的結構。
嚴格程序本身具有一種獨立的理性化力量,它能夠在惡意目的的背景下產生良性的認識論副產品。程序的嚴格性約束了個別執行者的任意性,使整個機構的運作趨向可預測、可比對、可重複驗證。
但這個觀察如果被過度延伸,就會變成一個危險的論點:只要程序夠嚴格,任何制度都可能產生好的副作用。這顯然是錯誤的,也是對歷史案例的一種誤讀。
更準確的表述,當然是這樣的:程序的嚴格性是一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它能夠在特定條件下限制惡意的蔓延、產生理性的副產品,但這種效果既不必然出現,也無法為惡意目的本身提供任何正當化。比如,宗教裁判所在程序上的嚴格性是真實的,它所造成的迫害也同樣是真實的——承認前者不能消解後者。
然而這個必要條件的重要性不應被低估。在評估一個制度的長期可靠性時,它的程序是否具有穩定性與一致性,往往比它宣稱的道德目標更具預測力。一個宣稱追求正義但程序任意的制度,比一個目標模糊但程序嚴格的制度,在長期上通常更危險。前者的善意會隨著時間、人員與情境的變化而消耗殆盡;後者的程序慣性,在某種意義上,具有更強的抵抗腐化的能力。
這並不是說程序比正義更重要——我想說的是,程序比正義更“易接近/accessible”。在試圖追求正義的過程中,我們往往需要依賴我們並不完全信任的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判斷一個制度是否值得有限度的信任,程序的穩定性是一個更可靠的指標,因為它更難以被偽裝和操弄。
并非基於善意的文明
Palmer的觀察,以及由此引出的這些思考,最終導一個關於文明本質的問題。

我們習慣於將文明的進步與道德意識的提升聯繫在一起。這種聯繫並非完全錯誤,但它也是不完整的。文明的穩定運作,更深層地依賴於一種不同的東西:人們——包括掌權者——是否必須在同一套規則之下行動,而這套規則是否在足夠長時間內保持足夠的一致性,使得任何人都難以輕易地以「更高目的」為由將其架空。
這是一種反直覺的基礎。它意味著,文明的保障並不主要來自於人們的善意,而來自於規則對善意本身的約束——對宣稱掌握了善意的人加以約束。很簡單,善意通常是一種自我標榜的品質,而自我標榜的品質在歷史上從來不是可靠的制度基礎。
“通往地獄之路由善意鋪就”。這句話通常被解讀為對樂觀主義或理想主義的一種警示。但從制度理性的角度看,它有一個更精微的含義:善意傾向於為自己創造例外,例外通常侵蝕規則,規則的侵蝕則最終消解了制度對任意權力的約束,而任意權力——無論其初始動機多麼崇高——在歷史上從未以好的方式收場。所以,我的選擇會是:“天堂須按部就班抵達”。
*Lord Acton對此親自點贊*

宗教裁判所的程序,以一種怪異而殘酷的方式,保留了某種認識論的嚴肅性;它要求對主張進行驗證,要求對證據進行記錄,要求多人共同審查。這種嚴肅性的存在,並非因為裁判所的人相信知識或真理本身有多重要,而是因為程序有其自身的慣性——一旦建立,它就產生了自己的邏輯,這個邏輯超越了個別執行者的動機。
這或許正是規則最深層的意義:不是因為人們總是理性或善良,恰恰是因為人們既不理性也不善良的時候更多,而規則能夠在那些時候,仍然為行動設定某種結構性的邊界。文明,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由這些邊界的累積所構成的。它脆弱,不穩定,充滿悖論,卻又是我們目前暫時所能找到的最可靠的東西。
當然,Palmer的觀察可能是一個歷史的偶然,是不是具有普遍性,還需要在其他案例中來對比分析——不過我相信,原教旨資本主義者會拍手稱是。
寫了這麽一堆,我發現我可能會製造一種誤會——即我認爲“道德意義的善是無用的東西”。其實恰恰相反,我認爲那種善,和包含它的整個道德體系,實在太美好和重要了,不應該時刻被掏出來,為各種具體操作進行指導或者甚至肉帛......肉搏。人類創立了各種程序,而程序最大程度上讓道德免於變成爲大棒的厄運。
因爲,當一個社會開始失去對程序的信任時,往往會出現一個現象——道德重新武器化。比如公共討論會變成,“誰更邪惡”、“誰更壞”、“誰更應該被消滅”,而不是,“規則是什麼?”、“證據是什麼?”或者“程序是否正當?”——這其實是一種文明退化的信號。
有的退化已久,有的正在退化。所以真正值得我們反思的,不是宗教裁判所是否是「好」的機構——它不是——在我們自己所處的時代,當我們宣稱掌握了更高的善意,並試圖為自己創造例外時,我們是否清楚地意識到,我們正在鋪設的,是一條通向何處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