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AFlockofSealions

據説Āyatullāh歸天了,咱放首歌慶祝一下吧文章配图

Oops,放錯了,這是上一位Āyatullāh......不過無所謂啦,最高領袖們都面目模糊,大同小異。

我首先得聲明,幫助Āyatullāh升天,這事本身絕對是好事×3。但是這事發生的前提、程序和後果呢?這就複雜了......

總有人會搬出“通往地獄之路由善意鋪就”之類的話來為Trump admin的霸道總裁風辯解,這話聼上去就像“哎呀,既然都沒有誰打出來一部莎士比亞來,咱們不如換隻猴子試試吧!”一樣讓人無奈——對待數盲還真沒有啥有效的法子。

下文隨便聊聊伊朗。我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麽,但是比較起來,我知道什麽不會發生的把握要稍微高一點點文章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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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美國的中東政策時,伊朗往往被置於兩種對立的敘事框架中:要麼它就是「Axis of Evil」,是必須以最大壓力迫使其屈服或崩潰的對手;要麼它就是可以通過接觸與協議,逐步融入國際秩序的理性行為者。

這兩種框架都抓住了一部分現實,但都無法解釋一個核心問題:為什麼在三十年的制裁、對話、核協議、退出、再制裁、再對話、再協議、再退出……的循環之後,伊朗的政治結構依然基本完整,而美國的政策卻始終無法實現其宣稱的目標?

本文借用前文「文化、穩定態與不可跳躍的社會改造」中的框架,將文化理解為「幫助某個生物群體達到其最近穩定態所需的能量使用偏好的總和」,以此重新審視伊朗的文化度規、當前的結構性張力,以及美國干預所面臨的內在邏輯困境。

文化作為一種結構性度規,沒有什麼神秘本質——它只是決定了哪些行為路徑是低耗且可重複的,哪些看著充滿了希望但一旦外力離場就會倒塌。穩定態之間存在能量壁壘,變革的可能性取決於既有度規下的測地距離——而非(unfortunately)僅憑意志或資源投入。

What is Iran?

理解伊朗,必須首先理解它與阿富汗的根本差異:伊朗擁有深厚的中央國家傳統。

波斯帝國的行政遺產、薩法維王朝在16世紀確立的什葉派國家認同、卡加爾與巴列維王朝的現代化努力——這些歷史沉積,使伊朗在結構上擁有阿富汗從未真正擁有過的東西:全國性的責任鏈條、跨地域的共同認同,以及對「國家」概念本身的制度記憶。

在我們的框架中,這意味著伊朗的文化度規中存在著「中央國家」這一穩定單元。無論政治形態如何更迭——帝制、立憲革命、巴列維威權、伊斯蘭共和國——國家作為組織原則從未在伊朗社會中消失。這使得伊朗的穩定態分析與阿富汗有著根本不同的起點。

其次是什葉派伊斯蘭在伊朗的功能。它扮演了一個類似於天皇制在戰後日本所扮演的角色:能夠將不同層次的社會訴求翻譯為共同政治語言的核心接口。但兩者之間存在一個關鍵差異——

天皇制在麥克阿瑟的操作下,成功地從「軍國主義的象徵緩衝器」轉型為「和平憲法的情感依託」。什葉派的殉道傳統(Karbala敘事)卻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是1979年革命動員群眾的強大工具,也是神職統治得以維繫的意識形態基礎,同時更是普通伊朗人對「受難—反抗—正義」的深層情感結構。

這一接口並非不可轉型,但其轉型的方向不是單一的。Khamenei式的神權政治、Khatami式的改革伊斯蘭主義、Montazeri式的對神權統治的神學批判——這些都在同一個接口下競爭。

Ali Khamenei | Biography, Title, History, Successor, Son, & Facts |  Britannica

Khatami: The Reformist (1997-2005)

Iran's dissident Grand Ayatollah Montazeri dies | Iran | The Guardian

當前政治結構的三股合力

伊朗當前的政治結構——伊斯蘭共和國——並非某種「自然而然」的文化結果,而是多股力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暫時合力。

其一,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的軍事—經濟複合體。IRGC不僅是軍事力量,更通過其龐大的商業帝國(建築、能源、電信乃至走私)成為伊朗經濟的最大受益者。制裁環境實際上強化了IRGC的相對優勢,因為非正規貿易是其核心能力——把國際禁運理解為國家間的禁酒運動(Prohibition)就可以了:禁酒運動苦了民眾,私酒販子可開心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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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神職階層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儘管這一合法性在過去四十年間持續侵蝕,但作為制度骨架,神職網絡仍然滲透至地方社區(特別是廣大農村)、教育系統與法律體系。

其三,民族主義對外部干預的結構性反彈。無論意識形態立場如何,「抵抗外部壓力」在伊朗具有跨越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底層共識。這一共識的根源,深植於1953年的政變記憶——摩薩台政府被CIA和MI6聯合推翻,至今仍是伊朗政治話語中最深的歷史傷痕(話術)。

這三股力量的疊加,並非一個充滿活力的吸引子,反而更像是一個由慣性、利益與恐懼共同支撐的大壩——阻止社會流向下一個局部穩定態。

失控的穩定態

伊朗是中東地區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社會之一。2022年的數據顯示,其大學入學率超過60%,女性在大學生中的比例接近一半。這一人口結構持續重塑著社會的「能量使用偏好」——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其職業發展、個人選擇與全球連接的需求,與現有制度所能提供的路徑之間存在日益擴大的落差。

這是一個熱力學問題:當舊的穩定態無法提供足夠的「能量回報」,個體會尋求替代路徑。2022年的「女性、生命、自由」(Zan, Zendegi, Azadi)運動,便是這種替代路徑尋找的表現。Mahsa Amini之死不過是導火索,其深層動力是幾十年積累的能量壁壘——一代人被困在阻止其通往希望抵達的穩定態的地形之中。

與此同時,1979年已越來越遠。霍梅尼當年高喊「法基赫監護」(Velayat-e Faqih)進行的“抽空德黑蘭沼澤”,並非完全是憑空強加——它回應了彼時伊朗社會對巴列維威權腐敗的深層憤怒,也契合了什葉派對神聖與世俗秩序關係的特定理解。但四十五年的神職統治,已大規模消耗了這一意識形態接口的能量儲備。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神職統治反而加速了世俗化——當宗教被作為政治工具使用,它便失去了作為精神資源的功能。根據多項匿名調查,伊朗年輕一代中認同伊斯蘭共和國的比例已大幅下降。

用我的框架說:什葉派伊斯蘭這一「翻譯接口」的效力在降低,而政權尚未找到替代的合法性來源。此乃結構性的死穴,並非一時的風波。

核保險

在分析外部干預的邏輯困境之前,必須先理解伊朗核問題的真實性質——否則對JCPOA(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的得失便無從判斷。

伊朗的核計劃,不僅是潛在的軍事資產,也不僅是對外威懾工具。在文化地形框架中,它更是一種價值物化符號。在長期制裁與技術封鎖的環境下,核門檻能力成為「我們可以」的物證——象徵的不只是生存保險,而是現代性能力的自我確認。對一個自視為古老文明中心、卻在近代屢遭外部干預的國家而言,掌握高端技術是一種恢復歷史主體性的行為。

因此,核能力具有三重功能:對外,提高強制政權更迭的成本,鎖定現有穩定態;對內精英,作為跨派系的戰略共識資產,維持統治聯盟的協調基礎;對社會心理,作為民族尊嚴的技術化表徵,強化抵抗敘事的正當性。

擁有核門檻能力(不需要實際製造核武器,只需保持「隨時可製造」的能力),為伊朗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戰略保護層:它使得外部的「強制政權更迭」選項成本極高,從而在現有體制下創造了一個額外的能量壁壘。北韓的核武器戰略提供了最清晰的類比——核能力不是為了使用,而是為了確保現有穩定態不被外部力量強行破壞。

在此意義上,核問題無法被還原為僅僅是軍控議題——它是體制存在敘事的一部分。任何要求伊朗放棄核門檻能力的協議,都在觸動一個遠超安全考量的象徵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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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美國什麼事?美國干什麼事?

最大壓力的邏輯困境

Trump政府於2018年退出JCPOA後重啟最大壓力政策,其邏輯是:通過空前的制裁與孤立,使伊朗政權的維持成本超出其承受能力,迫使其在屈服或崩潰之間選擇。

然而這一策略對「崩潰後系統在文化地形框架下將滑向何處」缺乏回答,甚至缺乏找答案的動力。即使「最大壓力」(比如前天的轟炸)能夠破壞當前穩定態,新的最近穩定態未必是美國期望的民主轉型。在伊朗既有的度規條件下——深厚的民族主義記憶、神職網絡的韌性、IRGC的制度化——更可能的過渡態是:更民族主義、更軍事化的威權體制,甚至是碎裂化的混亂狀態——後者對美國利益的威脅遠超現狀。

利比亞和阿富汗的教訓已清晰驗證了這一邏輯:強行移除一個穩定態,在缺乏可達過渡路徑的條件下,結果往往是系統塌縮至更低層次的混沌。

制裁的反預期效果

制裁的設計邏輯是通過提高維持現有政治結構的能量成本,迫使系統尋找新的穩定態。但在伊朗,制裁產生了幾個反預期的效果:

第一,制裁強化了IRGC的相對優勢。在正式經濟受到打壓的環境下,IRGC的走私網絡、影子銀行與平行市場反而獲得了競爭優勢。制裁事實上重塑了「誰從現有體制中獲益最多」的結構——偏向了最不可能接受改革的力量。

第二,制裁削弱了最可能推動漸進變革的社會力量。中產階層、私營企業主、技術精英——這些是改革的潛在載體,但他們也是制裁環境中受衝擊最大的群體。許多人選擇移民(伊朗的「人才外流」問題在中東地區尤為突出),剩下的則陷入求生狀態,難以積累推動變革所需的政治能量。

第三,制裁強化了「外敵威脅」的敘事,使政權得以將國內矛盾轉化為外部衝突。民族主義的能量壁壘往往不是被制裁所削弱,反而有可能被制裁所強化。

換言之,制裁一方面加速了體制合法性的失控,另一方面又加固了對現有穩定態的維護。兩種效應並存,且後者在短中期往往佔優。

JCPOA的結構性悖論

Obama政府推動的JCPOA框架,在邏輯上更接近「順著度規尋找測地線」的思維。其隱含假設是:通過降低伊朗融入國際秩序的能量壁壘,讓「經濟正常化」成為各方都可接受的過渡態;隨著中產階層壯大和利益結構改變,政治改革的條件將自然成熟。

(我知道,這個嘗試和失敗看著眼熟,緩則們必然破口痛罵:綏靖!JCPOA的確有重大缺陷,接下來說。)

然而,在已建立的「核能力是體制存在保險」這一認知框架下,JCPOA的核心假設——「核問題可以與政治體制分開處理,以核換制裁,政治改革留待後續」——即便不說完全錯誤,至少也是過於理想化的。

對於體制內的保守派,「核問題+制裁解除」的組合意味著:他們失去了核能力這一保險,卻得到了他們最不希望看到的結果——改革派因經濟改善而獲得政治資本。換句話說,JCPOA對保守派而言是「輸兩次」的協議,他們有絕對的動機阻撓其成功實施。

此外,接觸政策還面臨兩個結構性障礙:核協議帶來的經濟紅利分配嚴重不均——解除制裁後,最大受益者是已有基礎設施和網絡的IRGC關聯企業,而非急需正常環境的私營部門;以及美國國內政治的高度不穩定(政策在政府更迭間劇烈反轉),使伊朗的任何行為者都難以相信承諾的可靠性。對JCPOA的退出,不僅是對核協議的否定,更是對「與美國達成任何協議的可靠性」的根本性否定。

這是簡單的地形問題:協議所設計的路徑終點,對掌握關鍵否決權的行為者而言,並非最近的可達穩定態。

民族主義禁區

美國干預伊朗面臨的最深層困境,是所謂的「民族主義禁區」:任何被貼上「美國支持」標籤的政治力量,都會在伊朗的底層度規中喪失正當性。

這一效應的根源是1953年。CIA和MI6主導推翻摩薩台政府的「阿賈克斯行動」,確立了一個至今有效的宣傳認知框架:「外部勢力(尤其是英美)支持的改革,最終都是為了剝奪伊朗的主權」。因此,每當美國公開表態支持伊朗抗議者或改革力量,這一表態都在伊朗政府的話語中提供了將鎮壓合法化為「抵抗外部顛覆」的最有力論據。

用熱力學的語言說:美國的「支持」目前是一種逆向能量輸入——在這種能量輸入不夠足夠絕對性強大時,它提高的是改革路徑的能量壁壘,而非降低它。

相變的條件與障礙

外生衝擊的作用

上述分析假設文化地形呈現為連續曲率的演化。然而,歷史中偶發性的外生衝擊,往往會對既有地形產生「非線性凹陷」。

這些衝擊包括但不限於:最高領袖的突然離世與繼承危機;區域戰爭的不可預測升級;重大腐敗醜聞導致的合法性瞬間塌縮;全球能源市場劇烈波動。

在文化地形框架中,這些事件並不直接決定新的穩定態,但它們可能改變度規本身的局部曲率。原本不可達的路徑,可能因壁壘被削弱而成為可行;原本穩定的吸引子,也可能因支持結構被削弱而失去鎖定力。使用Matplotlib 画洛仑兹吸引子- oldj's blog

外生衝擊是觸發器,不是塑形者。它可以加速相變,也可以引發塌縮。其效果取決於衝擊發生時地形內部張力的累積程度。

低強度滲透式退化

威權體制的演化並非只有爆炸式轉型一途。還存在一種更為隱蔽的過程——低強度滲透式退化(比如蘇修)。

這種退化不以戲劇性事件為標誌,而體現在日常治理的慢性失效之中:官僚系統的消極怠工與責任轉移;地方治理對中央命令的選擇性執行;非正式經濟規則逐漸取代正式制度;社會規範與法律文本之間的脫鉤;公民對政治語言的普遍犬儒化。

在這種情境下,體制並未崩潰,但其實質整合能力正在下降——「空殼化穩定」:制度形式持續存在,但其內在動員能力與合法性儲備卻在緩慢流失。如果外生衝擊發生於此類退化進程之後,系統更可能出現非預期性坍縮;相反,如果退化尚未達到關鍵閾值,即便爆發大規模抗議,也可能被重新吸納。

伊朗的「過冷水」問題

伊朗是否存在類似愛沙尼亞的「過冷水」狀態——在蘇聯時期就已過冷,一旦外部壓力容器破裂便迅速結晶回歐洲形態?

伊朗確實存在民主憲政的歷史先例(1906年立憲革命);也確實存在一批具有改革意志和技術能力的精英;城市中產階層的價值取向在相當程度上已接近「過冷水」。但伊朗缺少愛沙尼亞的幾個關鍵條件:沒有明確的「回歸」目標(愛沙尼亞有「回歸歐洲」的清晰測地線);沒有地理上的逃脫路徑(愛沙尼亞緊鄰芬蘭與瑞典);更重要的是,容器(IRGC與神職體制)遠比蘇聯後期的地方黨政機構更具韌性和主動防禦能力。

路徑創傷

伊朗歷史上曾多次接近相變臨界點,但每一次嘗試都在走到一半時被截斷:1906年立憲革命(建立了議會制度,但隨後被英俄列強干涉和卡加爾王朝的反撲所終結);1951—1953年摩薩台政府(伊朗歷史上最接近議會民主的嘗試,被英美情報機構的政變中斷);1997—2005年哈塔米改革時代(被保守派司法體系和最高領袖的系統性阻撓所終結);2009年綠色運動(以嚴酷鎮壓告終);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運動(同樣遭到鎮壓)。

1953 年,伊朗總理穆罕默德·摩薩台被推翻,這場政變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英國軍情六處(MI6)共同策劃的,原因是摩薩台 決定將石油工業國有化,並驅逐外國公司。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完全鞏固了他的權力。 : r/iran

這種反覆的「路徑截斷」,在伊朗社會的集體記憶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結構——我稱之爲「路徑創傷」:人們不僅面臨能量壁壘,更面臨著對「嘗試改變本身是否有意義」的根本性懷疑。這種懷疑進一步提高了實際行動的啟動門檻,使得即便系統已處於「過冷」狀態,結晶也難以自發發生。

Nothing to fear but fear itself。但是fear itself已經足夠讓人瘮住了。

相變的必要條件

基於上述分析,伊朗發生實質性政治相變需要以下條件的某種組合:

條件一:IRGC的分裂或去整合。IRGC是當前穩定態最關鍵的能量壁壘。如果其內部出現顯著的派系分裂——例如在繼承人問題或資源分配上——穩定態的維持成本將急劇上升。歷史上,軍事精英的分裂是許多威權政體轉型的必要前提。(近期看不到)

條件二:合法性來源的重構。當前政權缺乏能夠替代「伊斯蘭革命遺產」的新合法性話語。如果出現一種能夠將伊朗民族認同與非神權政治相結合的敘事框架,並由體制內的合法行為者所承載,則可能降低過渡的能量壁壘。這需要「波斯民族主義」與「憲政主義」的創造性結合——而非外部輸入的自由主義話語。(在鬆動)

條件三:經濟危機達到臨界點。長期惡化的經濟狀況(通貨膨脹、青年失業、貨幣貶值)在不斷侵蝕政權的基礎支持。但要注意:經濟危機本身並不自動導致民主化,它可能同樣導致更嚴酷的威權強化(「迦太基選擇」)。(屢次發生過但臨界點在哪不清楚)

尋找測地線

任何有效的伊朗政治轉型,必須看起來且實際上是由伊朗社會內部力量主導的。這不是策略建議,而是度規約束:在伊朗的文化地形中,被外部勢力貼上標籤的變革路徑,其能量壁壘幾乎不可逾越。

這意味著,外部的隱性技術支持(加密工具、繞過審查的技術基礎設施、信息流通,等等)或許可以降低組織成本,但公開的政治背書幾乎必然適得其反。美國的「自由伊朗」廣播節目和公開的「民主促進」計劃,在伊朗語境中更接近逆向能量輸入。

Radio Farda: September 24, 2015 — The Shortwave Radio Audio ...

真正可行的協議框架,必須讓伊朗體制的關鍵行為者能夠在內部敘事中將其包裝為「勝利」而非「屈服」。JCPOA在設計上部分考慮了這一點(「我們保留了濃縮能力,換取制裁解除」),但沒有充分考慮保守派的核心利益——他們需要的不僅是面子,更是確保協議不會加速其政治衰落。這意味著,任何有效的核協議必須包含某種對體制韌性的隱性保證——這在道德上令人不適,但在地形分析上是誠實的。

有效的外交是在既有地形上尋找測地線,而非要求地形改變其形狀。

更複雜的是中東地緣的整體結構。中東地區的獨裁者/神權中,最不聽話的就是伊朗,而其他獨裁者/神權得以幸存的前提之一就是美國需要借用它們來對付不聽話的伊朗。若伊朗也開始成為「聽話的獨裁/神權」,那麼這些盟友的地緣價值就不穩了——它們有充分的動力阻止伊朗真正正常化,以維持自身對美國的不可替代性。這是一個往往被忽視的結構性制約:對伊政策並非美伊雙邊問題,而是嵌套在整個地區的利益網絡之中。

伊朗的文化地形正在發生深層變化,但其時間尺度是一代人,而非一個政治周期。宗教合法性的侵蝕、年輕人口的價值轉變、「路徑創傷」的逐漸消解——這些都在發生,但無法被加速到符合(美國)選舉周期的速度。任何期望在任期內看到「政權轉變」的策略,都可能在地形尚未成熟時強行干預,反而截斷了正在自然積累的相變條件。

對外部行為者而言,最難學習的謙遜是:不干預本身有時也是一種積極的戰略選擇(比如當年的Containment戰略)。

George F. Kenn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 1944-1946: The Kennan-Lukacs  Correspondence: Kennan, George F., Lukacs, John: 9780826211095: Books -  Amazon.ca

地形的誠實

本文的分析並非為任何一方的立場辯護。我的目的是在「邪惡軸心」與「理性行為者」這兩種過度簡化的敘事之外,提供一個更具還原性的結構性分析。

伊朗不是阿富汗——它有中央國家的歷史根基,有可識別的測地線,有內部的改革能量。但它也不是日本——外部改造者同時是最深的歷史干預者,這使得任何麥克阿瑟式的合法性植入幾乎不可能複製。

伊朗面對的是一種特殊的困境:改變的吸引子在理論上可達,但通往它的每一條測地線都穿越了「民族主義禁區」與「路徑創傷」這兩道高能壁壘。穩定態正在慢慢位移,但外部力量的粗暴介入,往往是延遲而非加速這一自然過程的主要因素。

真正的政策智慧,也許首先需要承認一個令人不舒服的事實:在某些地形條件下,任何外部干預都只是在要求水往高處流。

理解這片地形的真實形貌,承認其中存在無法以善意(更遑論惡意!)或資源抵消的結構性約束——這才是有效政策的起點——也是避免下一個阿富汗式悲劇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