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母語病毒携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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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我坐在書桌前寫一篇關於語言與政治極化的文章。小兒子跑進來問我一個問題,我不假思索地回答:Non。

他走了。我繼續盯著屏幕。然後我停下來了。

不是因為他問的問題,而是因為我回答的方式。Non。法語。我在寫一篇中文文章,腦子裡運轉的是中文的邏輯,但脫口而出的是法語。沒有猶豫,沒有翻譯,沒有任何意識介入的痕跡。就像呼吸和眨眼一樣。

我意識到的不是自己說了法語。我意識到的是:我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說法語。

這個區別沒有它看上去那麽微小,因此它讓我坐在那裡想了很久。

母語是什麼

我們通常說的母語,是一個關於起源的概念:你最先學會的語言,你在家裡說的語言,你做夢用的語言,你憤怒時咒罵用的語言。這個定義有它的道理,但它描述的是語言的來歷,而不是語言在你內部運作的方式。

昨天下午,我開始想一個不同的定義。母語,是那些你不會去思考的語言與詞匯。

這個定義按照自動化程度來劃分,而並不是按照習得順序。它的含義是雙向的,而且兩個方向都出乎意料。

一方面,它比傳統定義更窄。即便是你從小說的語言,那些你仍然會停下來打量的部分,其實已經不再是本文的"母語"意義上的母語了。我在寫那篇文章時重新審視"我們"和"他們"這些詞——這個審視的動作本身,就把它們暫時從母語區驅逐出去了。

我開始感覺到"他們"這個詞的重量,感覺到它邊界的模糊,感覺到它如何在不知不覺間替我完成了本應由我自己承擔的思考。在那一刻,"他們"對我而言不再是母語;它變成了一個需要被仔細端詳的陌生物體。

另一方面,這個定義又比傳統定義更寬。它意味著母語區可以跨越語言的邊界。對於我,法語詞"Non"已經進入了那個不假思索的區域,儘管它的語源是外來的;而我的中文裡,有些詞和用法我已經使用了幾十年,卻從未被真正審視過它們攜帶的預設——它們比那個"Non"更深地嵌在我的自動化系統裡,以至於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用它們思考,還是被它們思考著。

嗯,對的,母語,是你已經不再意識到自己在使用的語言——不論它的起源是什麼。

自動化的禮物與暗中標好的價格

這個重新定義所暗示的語言自動化過程,讓我接下來想到一個更大的問題:自動化本身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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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還是拿語言的母語化這個自動化的過程來說。

和生活中所有其他的習慣一樣——騎自行車、開車換擋、在熟悉的廚房裡找到鹽——母語的本質是把重複性的認知操作從意識層面下沉到某個更深、更快、更省力的地方去。這是一種神經系統的優化,是人類能夠在複雜世界中生存的基礎之一。

我小時候(現在有時也是)查字典,會從一個詞的釋義中的某個細節興致勃勃地查到下一個詞,然後走神走到一個晚上都荒廢了;如果我們每次說話都要有意識地選擇每一個詞,思考每一個句子的結構,我們大概率也說不完一個完整的句子。

所以自動化當然是一份禮物。它讓我們高效,讓我們流暢,讓我們能夠把有限的意識資源集中在真正需要思考的地方。但禮物通常都暗中標有價格。

10 years challenge for the monarchy - black humor post - Imgur

自動化的代價,就是盲點。而盲點的定義,就意味著如果你不做出超出常規的動作,你就看不見它(摘抄自駕校的課程筆記)。

當我說"他們總是這樣"的時候,我不覺得自己在做任何特別的事。這個"他們"從我嘴裡出來,就像"Non"從我嘴裡出來一樣自然——除了它不像"Non"那樣無害。"他們"在完成一個我沒有意識到的操作:它把一群複雜的、彼此不同的人壓縮成一個均質的類別,把無數個具體的"他"和"她"替換成一個抽象的集合,然後讓我對著這個集合展開我的情緒和判斷,而不必真正面對任何一個真實的個體。

這個操作發生得太快,太自動,以至於我通常不知道它發生過。這就是為什麼語言的自動化在政治討論中會產生特殊的危險——不是因為我們有惡意,而是因為我們的善意和惡意都在意識層面運作,但真正在塑造我們認知的那些機制,卻悄悄地在意識之下進行。

亞伯拉罕的顫慄

Kierkesgaard在《恐懼與顫慄》裡描述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場景:亞伯拉罕接到上帝的命令,要他殺死自己的兒子以撒。

照我看,Kierkesgaard感興趣的不是這個故事的神學含義——他更感興趣亞伯拉罕面臨的處境的結構。在倫理的"普遍性"裡,殺死自己的兒子是不可辯護的惡。任何理性的道德體系都會譴責這個行為。但亞伯拉罕選擇服從,不是因為他失去了理智,而是因為他做出了一個在普遍倫理框架之外的、純粹個體性的決定。這就是Kierkesgaard說的"Leap of Faith"——一個把自己從集體的、自動化的道德確定性中甩出去的動作。顫慄來自哪裡?當然來自這個甩出去的動作本身。我們當下經常念叨的“離開舒適區”其實就是一種微笑的leap/甩出——當你離開那個"普遍性"提供的庇護,你就必須獨自承擔你的選擇。沒有共識可以替你背書,沒有規則可以替你負責。你在一個沒有安全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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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打算在這裡討論亞伯拉罕的神學,但這個結構讓有助於解釋語言的自動化問題。

Kierkesgaard的"倫理普遍性",和我說的"母語區",在結構上是同構的。兩者都提供安全:一個讓你不必承擔道德責任,一個讓你不必承擔認知責任。兩者都有代價:一個讓你失去個體的精神深度,一個讓你失去對語言的清醒。而脫出兩者,都需要一個主動的、帶有不適感的動作。

昨天下午,我對兒子說"Non"之後停下來的那一刻,是一個很小的、完全無害的顫慄。我突然站在自己語言習慣的外面,看著它,感覺到它的輪廓。這個感覺不完全舒服——不舒服的原因是它提示了我,還有多少類似的自動化在我意識之外運轉,而我對此毫無察覺。

但Kierkegaard告訴我們,顫慄不是要被消除的東西——它是清醒的標誌。

Spacer的命運

Aismov在他的機器人與銀河帝國系列裡,描述了一個關於舒適區的長期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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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r是最早離開地球的人類殖民者。他們在外星球上建立了文明,擁有先進的技術,每人配備大量機器人,平均壽命長達幾個世紀。從任何外部標準看,他們的生活都是成功的。他們安全,富裕,長壽,不需要做任何艱難或危險的事情。

幾百年後,他們在宇宙探索中幾乎停滯了。他們無法忍受與陌生人——尤其是骯髒、擁擠的地球人——的近距離接觸。他們變得保守、封閉、對改變充滿抗拒。表面上他們依然強大,但那種驅動最初殖民者離開地球的衝動——對未知的好奇,對冒險的渴望,對自我超越的需求——已經在幾個世紀的舒適中悄悄熄滅了。

他們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麼。這正是問題所在。

Asimov的洞見不是"技術讓人懶惰"這麼簡單。他描述的是一種更隱蔽的過程:當外部系統接管了越來越多的認知和生存負荷,人類在舒適中漸漸遺忘自己曾經能做什麼,甚至遺忘自己曾經想做什麼——就好像,當下不依賴GPS而是自己靠地圖或者記憶找路的人只怕沒有多少了吧?最終,他們喪失的不只是能力,而是對喪失的感知。

語言的母語化,在這個意義上,是一種微型的Spacer化。每一個進入自動化的詞和概念,都是一個把認知負荷外包出去的動作。

大多數時候,這是合理的效率選擇。但當"他們"這樣的詞進入母語區,當政治判斷、道德評價、對他人的理解都開始在自動化系統裡完成,我們就在語言層面複製了Spacer的命運:我們還在說話,還在思考,但真正的思考已經在我們不知情更枉論授權的情況下被替換成了一套快速運行的模板。

而和Spacer一樣,最大的問題不是這件事發生了,而是我們根本沒有感覺到它發生了。

摩擦的價值

Asimov的系列裡有一個對照:地球人和後來的移民者Settlers。他們活在擁擠、貧乏、充滿摩擦的條件下;他們稱之爲鋼窟,The Caves of Steel——這正是Spacer極力迴避的那種條件。但恰恰是這種摩擦,讓他們保持了某種Spacer已經喪失的活力。

The Caves of Steel 835 (1958) - Asimov, Isaac - LastDodo

所以一種顯而易見的可能性就是,也許對抗自動化的最有效方式,不是哲學覺醒,而是匱乏和阻力本身。也許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更多的反思,而是更多的摩擦——那種迫使我們停下來、無法繼續自動運行的阻力。

我對兒子說"Non"的那個停頓,其實就是一個微小的摩擦事件。法語和中文在同一個句子裡的並置,製造了一個認知上的輕微碰撞,讓我從自動化中短暫地彈出來。如果我的生活完全在單一語言裡運行,這個摩擦就不大可能自發發生。多語言環境,在這個意義上,不只是一種語言技能,它是一種內建的、持續發生的陌生化機制。

當然,我知道這個解釋有它的侷限。不是每個人都生活在多語言環境裡。而且,語言只是自動化的一個維度。我們的政治判斷、我們的道德直覺、我們對"他們"的感知,都有各自的自動化迴路,它們不會因為我偶爾說法語而受到擾動。

kierkegaard提供了另一條路:主動地把自己從安全區甩出去,不依賴外部的摩擦,而是依靠一種內在的意志。但他同時也誠實地說,這是令人顫慄的。他沒有說這很容易,也沒有說多數人能夠持續做到這件事。信仰的躍進之所以是躍進,正是因為它不是自然而然就會發生的。

而Asimov的Spacer則在提醒我們:即便你知道舒適有代價,即便你能夠清晰地描述那個代價,你也可能在知道的同時繼續選擇舒適。知道和做到之間,有一道斥力場。

一些自找麻煩的摩擦案例

Google了一下,現炒現賣幾個學來的技巧。

  1. 拆解「集合名詞」的顆粒度 (Granularity Friction)

昨天文章中提到的「他們」,就是一個典型的高速自動化詞彙。對抗它的方式是「強迫具象化」。

案例: 當你想說「年輕人現在都不想生小孩」時。

製造摩擦: 停下來,把「年輕人」這個集合名詞拆開。改為:「我那兩個月薪四萬、正在付房貸的大學同學,因為擔心生活品質下降而決定不生小孩。」

效果: 當「年輕人」變成「具體的個人」時,那個原本順滑的政治判斷(如:年輕人太自私、太頹廢)就撞到了現實的牆上。具體性是自動化的天敵。

  1. 借用「異質語言」的翻譯偏差 (Translation Gaps)

正如我脫口而出 "Non" 一樣,有時外語中存在一些「無法翻譯的詞」,它們能像沙子一樣磨損母語的平滑感。

案例:處理人際衝突時,母語邏輯可能是「公道」或「面子」。

製造摩擦:試著用日文的 「空気」 (Kuuki) 或法文的 「Raison d'être」 (存在意義) 來重新審視這場衝突。

效果:當你發現母語找不到精確對應詞時,那種「詞窮」的瞬間就是最好的覺醒。你會意識到,你原本以為是「真理」的東西,其實只是「語言慣性」提供的現成答案。

BTW,外語不光是人生鬥爭的一種武器;廣義的外語更多是一種對思維可能性的窮舉。有句話似乎是說,「如果你只會一種語言,你就不真正懂得自己的語言(母語)。」我想說的,大概也是這個意思吧。

  1. 使用「陌生化」修辭 (Defamiliarization)

俄國形式主義者Viktor Borisovich Shklovsky提過,藝術的目的是「讓人重新感覺到事物的存在」。在政治討論中,我們可以互換標籤。

案例:在討論移民問題時,不要用「非法移民」或「難民」。

製造摩擦:改用「沒有移動許可的人」或「正在尋找物理安全區的鄰居」。

效果:這些冗長、彆扭、不專業但是未經打包的描述,會破壞你大腦中預設的「支持/反對」迴路。因為這個說法太陌生了——你不得不重新思考這群人到底經歷了什麼,而不是直接跳到立場。

  1. 建立「定義檢查點」 (Definition Checkpoints)

這是在高強度討論中非常有用的技術摩擦——同時也非常招人煩。

案例:當對方說「這不公平」時。

製造摩擦:暫停對話,問一句:「在你的母語區裡,“公平”是指“結果的均等”,還是“規則的對等”?」

效果:這個動作會把「公平」這個已經被磨損到失去形狀的硬幣,重新放回天平上稱重。它強迫雙方從情緒化的自動駕駛,切換到理性的手動操作。

上述四點其實就一句話:不要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要多問問題。

去汉室,入南蛮!小哥寻祖路上的大转折!

一個未解決的問題

我仍然坐在書桌前。

那篇關於語言與政治極化的文章,我試圖在裡面論證:當我們把"他們"換成具體的"他",對話就變得更有可能——即便是微小的差異。這個論點我仍然相信。但寫這篇文章的過程讓我意識到,這個論點有一個它自己無法解決的前提:它要求說話者首先能夠察覺自己在使用"他們",而不是在自動化的庇護下根本感知不到這個詞的重量。

換句話說,語言的改善需要以語言意識的覺醒為前提——但語言意識的覺醒,正是被語言的自動化所遮蔽的東西。這是一個循環。

我沒有辦法從這個循環裡走出來,至少在這篇文章裡沒有辦法。我能做的,只是把這個循環指出來,讓它從背景進入前景,讓它從不需要被思考的東西,變成需要被思考的東西。

Klein Bottle Cartoons & Limericks

也許這就是所有這類思考所能做到的最誠實的事:不是提供出路,而是讓人感覺到牆的存在——感覺到牆,至少說明你還沒有完全住進去。

昨天下午後來,我兒子又跑進來,問了另一個問題(他每天能問出本《十萬個爲什麽》!)。這次我用中文回答了他。我不知道這是因為我剛才的那個停頓改變了什麼,還是純粹因為這個問題碰巧觸發了中文迴路。

大概我永遠不會知道。也許,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答案——

——我當時懶筋發作了!

P.S.本文是Us and Them的延伸思考,起點是同一個關於語言自動化的問題,方向是向內的。

P.S.S.正在重看Seinfeld,隨機亂貼些視頻文章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