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保爾柯鎮惡

不同時期對此二人的觀感。在此合并一下。
Trump看似混亂、草率甚至荒誕的外交動作,如果置於某種假設之下,便會呈現出高度一致的邏輯。這個假設的核心並非某種正面的政策藍圖,而是一股強烈的負向動力:對Obama的執念。(他和Obama的私怨,請自行Google)
Obama不僅是前任總統,更是Trump必須摧毀並「反向工程」的象徵秩序。Obama代表了制度化的自由主義、全球技術官僚精神,以及通過合作獲取尊敬的文明形象。這種形象是Trump的鏡像與夢魘:他渴望獲得同樣的國際中心地位,卻鄙視(同時也無能)Obama用來獲取地位的手段(文明、理性與多邊合作)。這種「渴望結果」與「鄙視過程」的心理矛盾,催生了Trump獨特的行為模式。
因此,Trump的政策生成規則簡單而殘酷:「凡是Obama建立的,就是我必須拆除的。」這解釋了為何他對Obama的攻擊頻率遠超任何政敵,也解釋了他行為的選擇性。從退出《巴黎協定》、撕毀伊核協議到攻擊北約,這些舉動並非單純的利益計算,而是「身份政治」的宣示。如果Obama是「文明與合作」的符號,Trump就必須成為「破壞與支配」的化身。
在這個框架下,荒謬的行為變得清晰可解。比如“買下格陵蘭”與其他對盟友(比如加拿大)的霸凌,是對Obama式「平等夥伴關係」的直接逆寫。Trump試圖將文明的國際協調,退化為帝國式的領土買賣與屬地支配。拆解北約,不僅是為了軍費,更是為了否定Obama所代表的戰後自由國際主義秩序。
在Obama未曾涉足或投入不深的領域,Trump的破壞衝動顯著較弱;而在Obama視為遺產的領域,他的反應則激烈且立即。他的「創造性」,本質上是對前任符號的抹除。
另一方面,他在任內以極快速度推動一系列被包裝成“和平協議”的外交成果,其真正的目的也並非為了地區長期穩定,而是為了重新奪取Obama曾因外交成就而享有的國際性榮譽,aka諾貝爾和平獎。
從阿布拉罕協議到阿富汗撤軍,這些動作更多是一種象徵性衝刺:不是為了建立體系、維持平衡、處理地緣複雜性,而是為了製造可被媒體宣傳的“和平框架”。他要的不是和平,而是「被認為帶來過和平」,以此填補與Obama在全球形象上的巨大落差。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這些協議多數缺乏可持續性,甚至在短期內就反覆爆雷 ----它們的目的不是建立持久和平,而是抓住那個足以換取國際掌聲的瞬間。
當然,Trump的行為動機是多重的。共和黨基本盤對Obama的敵意、民粹主義浪潮對建制派的反感、商人式的談判邏輯,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但這些因素無法完全解釋Trump行為的選擇性和持續性。為什麼他對Obama政策的拆解如此系統而徹底?為什麼即使在沒有明顯政治利益的情況下,他仍然執著於抹除Obama的象徵?這種超越理性計算的執念,指向了一個更深層的心理結構:一種需要通過否定Obama來確認自我存在的鏡像動力。
歸根結底,Trump的外交並非面向未來的治理,而是面向過去的「符號搏鬥」。他不是在解決問題,而是在「解決Obama」。只要Obama的遺產仍象徵著某種文明秩序,Trump就會持續以混亂為武器,進行這場無休止的象徵性復仇。
在聽Slayer的Aggressive Perfector時,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對Musk的反感的可能原因:他是一個“不愛具體的人,只(號稱)愛抽象的人(類)”的激進完美主義者。他的技術精英治理方式,就像在自然演化中只強化某些被認為有利的基因趨勢,而忽視甚至剔除其他變異的可能性。這種方法短期內或許能提高效率,但長期來看卻為人類發展設限,削弱了社會的抗風險能力。
真正的演化依賴隨機變異和環境篩選,而Musk的方式更像「高壓定向進化」,即人為選擇單一路線;這樣的方案可能適合一個大型養鷄場,但是對於人類社會,這可能導致一種「基因瓶頸效應」----當環境變化時,過度單一化的體系可能無法適應突發變數,最終走向崩潰。
諷刺的是,儘管Musk被視為技術精英,他的思維方式卻並不像一個真正的理工科學家,而更像一位科幻小說家。他偏好充滿宿命感的宏大敘事,比如「地球已經沒救,唯一的希望是火星移民」或者「AI和腦機接口是人類唯一的未來」,這種戲劇化和線性化的敘事方式,反而缺乏真正的統計學與複雜系統思維。
展開來講,人類社會中許多看似「反效率」的制度 ----如民主、共和、法治或三權分立---- 實際上是從全局演化的視角出發所構建的自穩定機制。這些制度的核心目的並非短期內最大化效率,而是確保社會在長期演化中保持適應性與韌性,防止權力與決策的單一化導致不可逆的災難性後果。它們本質上是一種「冗餘機制」,即通過設置制衡、分散權力與放緩決策速度來增加社會對不確定性的適應能力。
相比之下,Dark Enlightenment的支持者通常反對這種自我約束的機制,認為效率才應該是治理的核心,並推崇更直接、更集中化的權力結構,例如技術專政或精英治理。他們的思維方式更傾向於「局部最優」,試圖通過強化某一治理模型來達到高效統治,卻忽視了社會系統的長期穩定性與適應性,甚至可能無意間削弱了社會對未來變數的抗風險能力。
正是Dark Enlightenment的領軍人物Curtis Yarvin和Nick Land的思維方式嚴重影響了Musk這樣的技術精英主義者;他們都是試圖基於當前可見的最優解來設計社會,而忽略了演化中的不確定性和多樣性對系統生存的重要性。這也解釋了為何這些思潮往往敵視民主與法治,因為後二者內在的「非效率性」正是其穩定性的來源。
Musk們語出驚人的背後,其實是思維的懶惰和一種無不同於需要“先建立一個血海”的兒戲般漫不經心的熱情。
真正的科學思維需要謙遜地接受數據的複雜性和限制,而不是一味追求宏大敘事。一位統計學家會問:「火星移民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失敗的風險成本是多少?」或者一位複雜系統專家會問:「這個計劃的次級效應和反饋迴路是什麼?」Musk的公開言論卻很少展現這種細緻的分析,反而更像是在寫一本《基地》或《沙丘》式的小說 ----技術精英帶領人類走向命運的轉折點。
然而,是朝向哪個方向的轉折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