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鴨蛋娜

有一次和小兒子同車,音響裡正放著Gangsta's Paradise。這小子突然讓我把音量調大,命令我跟著唱主旋律,他好在旁邊唱和聲。

如果你聽過這首歌就會明白,他所謂的「和聲」,其實就是在副歌部分踩著拍子發出一連串的「啊——啊——啊——」。畢竟作為一名英語「半文盲」,這是他參與這首硬核饒舌的唯一方式。

然而,文字的匱乏一點也阻止不了他本能地追尋音樂節奏、樂器質地和人聲氛圍。這種魔鬼般的直覺似乎是種遺傳——就像我聽Cocteau Twins時,也從不在乎歌詞。簡單來說,如果不看詞,我不知道Liz Fraser在唱什麼;如果看了詞,我也不知道她在寫什麼。眾所周知,Liz把自己的聲音當成一件樂器,歌詞不過是記錄她發聲路徑的某種符號。你可以稱之為音樂界的「蝌蚪文」。

這讓我想起音樂評論人Ricky Beato的節目。他常對當代流行樂的平庸頗有微詞。有次他吐槽歌詞,舉例Taylor Swift的作品,認為那些瑣碎的敘事簡直不知所云。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切入點:Cocteau Twins或Dead Can Dance的音樂歌詞同樣「不知所云」,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前者通過打亂音節,完全基於音色和情感質感來發音;後者則創造了一種超越具體語言的原始感,用自創的虛構語言(Glossolalia)吟唱。別說外人,連歌者自己恐怕都無法保證能對位具體的含義。那麼,為什麼這種有目的的「不知所云」不僅不讓人反感,反而令人沉溺?

我想起讀書時的一段經歷。某次深夜,倆室友在寢室低聲聊天,儘管音量極小,卻讓我徹夜難眠;而平時哪怕戴著耳機聽狂暴的重金屬,我也能安然入睡。

唔,看起來,意義比噪音更具破壞性啊。

人類的大腦對「意義」有一種強制性的解碼本能。室友的低語之所以讓我難眠,是因為我的語言中樞無法不去捕捉那些碎片化的信息;即使聽不清內容,認知系統仍在拼命嘗試拼湊詞語、推測語境。這種無法閉合的語義處理,就像一個關不掉的後台程序,持續榨取著我的注意力資源。

相比之下,重金屬音樂雖然音量巨大,但我潛意識裡已經放棄了理解它的義務。我將其視為純粹的聲音紋理和節奏模式。當語言中樞不再參與,這種規律性的震動反而成了冥想的背景。

這正是Cocteau Twins和Dead Can Dance起作用的機制。Liz那破碎的音節讓大腦迅速意識到「此處無信號可解碼」,於是放鬆警惕,轉而沉溺在聲波的按摩中。Lisa Gerrard的自語則創造了一種擬語言的錯覺,它聽起來宏大且充滿神諭感,卻因永遠無法被理解而獲得了一種永恆的靜謐。

如果聲音看似有語義,但實際上邏輯混亂(如某些平庸的流行歌詞),大腦就會陷入一種「半解析」的死循環。它在邏輯的荒漠裡焦慮地尋找出口,最終演變為一種認知層面的躁動。

而如果聲音從一開始就拋棄了語義(自語、亂碼、虛構語言),大腦反而會徹底躺平。就像金屬樂或4AD系的仙音一樣,它變成了一種純粹的感官洗禮。

甚至可以說,意義不是我們主動抓取的,而是被動「降臨」的。一旦語言出現,人類根本沒有選擇「不理會」的自由。這也是為什麼,那些平庸的歌詞、破碎的敘事、或語義曖昧卻又並非刻意留白的文字,最是面目可憎。半成品的意義,才是最具破壞力的干擾。

説到這裏,事實上,儘管西方樂壇有過Cohen、Dylan或Waters這樣的詞作大師,但絕大部分偉大的作品並非靠打磨詞句而流傳。但在華語樂壇,乃至整個中華文化圈,我們太迷戀文字的遊戲了。

「沒有什麼不是來一首詩可以解決的;如果有,那就來兩首。」

喜樂有詩,哀歌自來;即便在冷酷的刀叢中,迅哥兒也建議去尋覓小詩。我曾鍾情的香港樂壇輝煌期,大量借用外埠曲目,而在地化最主要的努力,就是詞人們在方寸之間絞盡腦汁,堆砌意象,捲得像一群爪哇稻農。

我並非痛恨詩意;即便在香港的词作中,也有"鞋踏破路湿透"这样我心仪的锦句。

所以,恰恰相反,我希望萬事萬物皆可為詩。我更希望那些詩意是隱秘、間接且稀缺的。它們最好不要在旁邊立個牌子,大聲吆喝:「此中有深意,望君多聯想。」

因爲,意義是會過載的,韻文也是會讓人疲憊的。

華語流行樂亟需更多樣性的節奏,以及能讓人超越文字枷鎖、只想跟著唱和聲的Flow。我們需要探索世界的邊界,而不僅僅是在微言大義的「吧啦吧啦」中自我咀嚼。在拓展表達邊界的過程中,每一種逃離語義的嘗試都是一種解放。

別再嘚吧嘚吧了。誠如Martin Gore君所言:

*Words like violence/*Break the si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