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小城之春》里,女主玉纹刚出场时,就走在城头上,独白道:
“住在一个小城里边,每天过着没有变化的日子。早晨买完了菜,总喜欢到城墙上走一趟。这在我,已经成了习惯,人在城头上走着,就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眼睛里不看见什么,心里也不想着什么,要不是手里拿着菜篮子跟我先生生病吃的药,也许就整天不回家了。”
这个城墙允许她从束缚压抑的家庭里暂时获得一点喘息,但它并不能带人去任何地方,它带来的是安慰,而不是真正的勇气。正如巫鸿在《废墟的故事》里指出的,城头上的路并不是真正的路,“它既允许自由,但又给进一步的行动设立了限制。虽然它似乎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但城头上的环形路径并不通向任何的确定地点”。
费穆的“城墙”让人想起曹禺话剧《北京人》中的“鸽子”。与《小城之春》里的玉纹的丈夫戴礼言类似,《北京人》里的曾文清也在一个没落的旧世家。他身体孱弱,沉滞怠惰,却又绝顶聪明,精通书画,只剩下“一个生命的空壳”。
他想要走出去闯荡天地。他出场时和妻子曾思懿有这样几句对话:
曾思懿:……你今天究竟走不走,出门的衣服我可都给你收拾好了。
(屋内文清的声音:(慢悠悠地)鸽子都飞起来了么?)
曾思懿:(不理他)我问你究竟想走不想走?
(屋内文清的声音:(入了神似的)今天鸽子飞得真高啊!哨子声音都快听不见了。
他决定走出去,但他仍然躺在屋子里,以画外音出场。他关心的是鸽子
曹禺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当我们读完整部剧本,再回头看曾文清出场时关于“鸽子”的话,会发现这鸽子就像他的命运。他想出走,正如鸽子要飞起来;他想做出一番事业,正如他今天感觉到鸽子飞得很高;但是最终他仍然回来了,也像家养的鸽子一样,无论飞得多高多远,仍然会飞回来。他就像男性版本的鲁迅笔下的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玉纹出场时,她感受着城墙的自由,但仍然拿着菜和药。
文清出场时,他想象着鸽子的高飞,但仍然躺在屋子里。
但我们不必仅仅把“城墙”和“鸽子”消极地理解为精神困境的一种象征。它们也可以是一种安慰,一种希望,并积蓄着可能的勇气。
它们还可以是一种普遍的存在状态,因为哪怕走出城墙之外,也还会有新的城墙,而生无所息的飞翔也许只是人们在带着乡愁寻找新的故乡。
传统的积淀制造着女性的束缚,但她仍然可以在“城墙”上获得喘息,乃至眺望远方。
时代的变革导致了男性的早衰,但他仍然可以在“鸽子”上寄托想象,乃至获得鼓励。
也许,这就是我们可以赋予费穆的“城墙”和曹禺的“鸽子”的新的象征意义。
正如奥尼尔所说:“人类需要能够延续生命的白日梦才能忍受现代生活的现实。”在同期创造的戏剧《送冰的人来了》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让事实见鬼去吧!……只有白日梦才把生命赐给了咱们这伙不走运的疯子。”奥尼尔谈这部戏时说它“是一出关于白日梦的戏,该剧的哲学是,总有一个梦被留下,最后一个梦,不管你是多么卑微,哪怕卑微到不能再卑微,我知道,因为我见过。”
无论如何,人应该保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