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富强之业:通商与修路

1、通商:“广通商贾,兼立富强之基。”2、修路:“开修铁路为推行西法之本”3、背后的认识:

a、“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

b、“实见洋人无为害中国之心”

c、“势不足,尤恃理”(弱国更需外交讲理)​

二、富强之本:政教与风俗

1、反思富强之本:“谈洋务本末”2、政教(制度):“通上下之情”3、风俗(教育):“考求学问以为富强之基”

三、从追求富强到反对富强

1、反思富强的实质:“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2、以反对修铁路为例:“未睹其利而先见其害”3、警惕对富强的追求:“闻富强之说而益滋惧也”

四、结语:“犯一时大忌”

按:

我的问题意识是郭嵩焘对“富强”的看法,更准确地说,是他为什么从早年的追求“富强”变成了晚年“闻富强之说而益滋惧”?

我从他的文字中大致整理出一个线索(见“目录”),把所摘录的资料附在各目之下。所以此文可以说是我初读(其实只读了半日)郭嵩焘文集的一篇长笔记。但既然要分享出来,为方便阅读,就添加了一些按语,所以也有点像“学案”。

 

引语

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成长于道光(1821-1850)年间。咸丰(1851-1861)年间,曾在曾国藩幕中,也曾入值南书房,同治(1862-1875)初年开始显赫,曾做广东巡抚,与左宗棠反目,去官回籍。光绪元年(1875)复起,很快进入总理衙门,不久出任驻英公使,光绪四年又罢归,光绪十七年(1891)病逝。

郭嵩焘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对于当时的清廷来说,“体察天下大势,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古不易之局”(p325《致沈幼丹制军》)。问题已经不在于要不要与西洋交涉,而是如何交涉。

如何应对世界,如何让中国(当时的清朝)变得富强,可以说是郭嵩焘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和追求的目标。我浏览郭嵩焘文集,大致将他对“富强”的看法梳理为三个层次:

一是“富强之业”。主要指技术层面的富强,即造船、强兵等等,但郭嵩焘以为这些不过是“末中之一节”,重要的是通商和修铁路,用他的话说,就是“广通商贾,兼立富强之基”和“开修铁路为推行西法之本”。值得注意的是,郭嵩焘所谓的“广通商贾”,并不单指朝廷自上而下地计划经济或鼓励商业,更重要的是要“通官商之情”和“筹公私之利”,也就是说要放权,不要与商贾争利,不要与民争利。放手让民间去做,甚至可以承包给外国。其种种观点,在传统王朝的政治思想下,无疑会被指为“卖国”。而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见解,首先是他对西方富强之业背后原因的分析,即“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更大的背景则是他对中外形势的对比,认为“洋人无为害中国之心”,认为和洋人是可以讲理的。

二是“富强之本”。当认识到“广通商贾”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需要民间风气的培养后,进一步的反思促使郭嵩焘得出了另一个与流俗极为不同的意见:“西洋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在当时普遍视西方为“夷狄”的环境下,郭嵩焘的话无疑是说西方也有“道”。后来郭嵩焘屡言西洋“政教风俗”之美善,所谓政教也就是英国的议会制,能够使“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朝廷之爱憎无所施”、“直输其情”、“直言极论,无所忌讳”、“顺从民愿之情”。所谓风俗也就是西方的学问研究与教育,在听了各类科学家的演讲,参观了剑桥、牛津大学后,郭嵩焘认识到西方“考核学问”风气的养成,来自民间追求“无用之用”的学问的精神,来自国家的鼓励支持,也来自学校中“所学与仕进判分为二”。这之后,他开始频繁地把西方比作儒家理想中的“三代”,不仅是西方也有“道”,而且是“道”在西方。这些意见被后来的维新派、革命派所分享,而郭嵩焘可以说是迈出关键一步的人。

三是对“富强的实质”的思考。治乱世需要用重典,办洋务需要多筹钱,要追求富强,而清廷一时又无法改变朝廷制度,引入市场机制,似乎只能再次走上秦朝严刑峻法、压榨百姓的老路上去。于是强兵、造船、修路等的财政压力最终都转移到了老百姓身上,民不聊生。而郭嵩焘不但能指出国家“富强”的实质在于国家与人民共同的富有,人心风俗的良善,还认识到,如果上下之情不能相通,那种自上而下展开的各种“富强工程”也将无法避免舍本逐末、事倍功半的危险,结果是“只益其侵耗而已”,甚至可能“未睹其利而先见其害”。因此,曾经力主修铁路的他,在晚年却发出了反对修铁路的声音,甚至一听到有人谈“富强之说”就觉得恐惧。

一、富强之业:通商与修路

 

1、通商:“广通商贾,兼立富强之基。”

 

在中国传统中,山川薮泽、盐铁矿物,都是由国家垄断的,不可能给老百姓或商人去开辟经营,更不要提承包给外国商人去开辟经营了。郭嵩焘却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说明了这种深度“通商”的重要性:

述俄国彼得大帝变法图强(1877)

(光绪三年十一月)廿七日。俄国之强,缘始毕德(Peter,彼得)。其初尚未知舟车枪炮之利。毕德变姓名居英国三年,学习武里治铸造之法;及德尔茀斯得造船局,手自操作,与工役同寝处。又以荷兰富强,往观其政教风俗。阴求奇技有智能者厚结之,约同赴俄国。归而重任所偕者数十人,广开制造局,讲求练兵经国之计。以开垦地利所费多,乃兼募西洋各国富商,令其占山开矿,与约二十年自备机器人工,而令本国人充役……任听各国富商占山,擅二十年之利,而本国利源于是大开。人工技艺,取用不穷。真豪杰之举也。……大变风俗,广通商贾,兼立富强之基。(p100-101)

彼得不但亲赴欧洲学习技术,还引进人才,招募西洋富商占山开矿。郭嵩焘所赞美的这种“通商”思想,背后的实质是“放权”,是不要“与商贾争利”。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中给出了具体建议:

条议海防事宜(1875)光绪元年

嵩焘推求中外情势所以异同与所宜为法戒者,谨就愚见所及,约为四条,论次其得失,以备采择:

一曰急通官商之情。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嵩焘前署广东巡抚,与英领事罗伯逊等商制造轮船之方,罗伯逊言西洋机器,惟舟车外轮机器最巨,各国多者不过数具,国主不能备,则富商备之,国主兵船亦多假商人机器用焉。丁韪良亦言英人铁路通至缅甸,俄人铁路通至伊犁,皆商人为之。往闻粤商伍怡和为弥利坚开修铁路,费至巨万。其伍怡和、吴建章及籍隶宁波之胡墉、杨坊,号称巨富,皆有轮船,经营贸易遍及西洋诸国。惟深自隐讳,以与洋商比附为利。国家制法防范愈密,则商人之比附亦愈深。何也?利之所趋,虚文有所不能制也。窃谓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

二曰通筹公私之利。洋人通商口岸,自新加坡至五印度,各口皆有兵船屯驻以防意外之变,兼备海盗,亦使数万里之海岸声势自相联络。惟其以保护商贾为心,故能资商贾之力以养兵。中国通商各口,商贾云集,徒以上下之情太隔,彼此不相顾恤,是以中国税则轻于洋人数倍,而多方偷漏以求幸免,洋人乃独专其利。近数年各省添置轮船,设管驾官司之,亦与商人声息判然不相通。闻西洋各国置备兵船,多或数百,少或数十,商贾轮船必数倍之,贫富强弱之势即于此分。近年各海口轮船合计亦二十余号,而一切由官经理,其势不能与商贾争利,故有轮船支销经费之烦,而尚未得轮船之利。窃谓各海口官商制造轮船,宜略仿宋元遗制,设市舶司领之,而稍变通其法,官商各船……

自古国家大利之所在,皆成于渐而起于微,断无一蹴而即臻强盛之理。经费出入,国有常制,科敛以应一时之需,竭蹶经营而求自强,家国生民必有承其害者,其势亦万难持久。……。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p227-233)

 

2、修路:“开修铁路为推行西法之本”

 

中国的一大特色的幅员辽阔,再加上地方差异很大、信息链条过长,给传统帝国时代的国家治理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信息不畅,民情不通。一般人对修铁路的认识,主要在于“通货物、销矿产、利行旅、便工役、速邮递”(李鸿章语),郭嵩焘却看到,修铁路对地方治理、民气上达、考察治理绩效等大有帮助,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修铁路才不仅仅是器物之“末”,而和政教之“本”发生了关系:

伦敦致李伯相

中国幅员逾万里,邮传远者数十日乃达,声气常苦隔绝,二者行万里犹庭户也,骤有水旱盗贼,朝发夕闻,则无虑有奸民窃发称乱者,此一利也。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又益相与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气常郁结不得上达。二者行,富民皆得自效以供国家之用,即群怀踊跃之心,而道路所经,如人身血脉自然流通,政治美恶无能自掩,则无虑有贪吏遏抑民气为奸利者,此又一利也。三代盛时,不过曰吏效其职、民输其情而已,其道固无以加此也。论者徒谓洋人机器所至,有害地方风水。其说大谬。修造铁路、电报必于驿道,皆平地面为之,无所凿毁。至于机器开煤,吸水以求深也,煤质愈深愈佳。(p321)

以后来者的眼光去看,郭嵩焘的这些见识似很平常,但如果放到当时士大夫的普遍舆论环境中,就显出了郭嵩焘见解的超前。举一个荒诞好笑的例子。郭嵩焘将要出使英国时,王闿运给他写信,嘱咐郭到了英国以后要以中国的“圣道”好好教育西方人,让他们“崇本抑末,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而天下太平”。这封自大又荒唐的书信值得长引于此:

海岛荒远,自禹墨至后,更无一经术文儒照耀其地。其国俗,学者专己我慢,沾沾自喜,有精果之心,而并力于富强之事,诚得通人开其蔽误,告以圣道,然后教之以入世之大法,与之论切己之先务,因其技巧,以课农桑,则炮无所施,船无所往,崇本抑末,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而天下太平,此诚不虚此一使。比之苏武牧羊、介子刺主,可谓狂狷无所裁者矣。夫好异喜新者,人之情也。利马窦之学在中土则新,在彼国则旧;公之学,在中土则旧,在彼国则新。诚为之告以佳兵之不祥,务货之无益,火器能恐人而不能服人,马头利分争而不利混一,铁路日行万里,何如闭户之安;舟车日获万金,不过满腹而饱。彼土人士,心气已达,欲是同,其比之徐光启之见西儒,奚啻十倍倾仰而已。纵不及化,而后生有述。昔老聃之流沙,而胡皆为佛,即其效也。奉使称职,一时之利,因而传教,万世之福。云生昔赠吾诗,劝以为火莫为月。夫化墨为圣,进器于道,岂非火之用哉。(《处变观通》172)

把郭嵩焘对于通商和修路的强调,和王闿运“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而天下太平”、“铁路日行万里,何如闭户之安”的话放在一起,才更能看出郭嵩焘见解的“现代性”。士大夫舆论如彼,郭嵩焘见解如此,也难怪他写给清廷的《使西纪程》在被刊刻之后,引起士林大哗,遭人弹劾,奉旨毁版。

 

3、背后的认识

 

如果说郭嵩焘关于修铁路的见解还能为国内大部分开明人世所共享,那他借彼得大帝谈到的通商政策,在传统王朝的政治思想下,无疑会被指为“卖国”。郭嵩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见解呢?

这种见解的背后首先是他对西方富强之业背后原因的分析,其次是他对中外形势的对比,第三是他对洋人的认知。

 

(1)“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

西方的富强真的只在奇技淫巧、唯利是图吗?那这“利”和“技”又是怎么来的呢?郭嵩焘很早就看到了关键的一点,即“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

致李傅相

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而其治国之经,务用其技巧通致数万里,货物遍及南洋诸岛屿,权衡出入之数,期使其国所出之产,销路多而及远,其人民趋事兴工,日增富实,无有穷困不自存者。国家用其全力护持之,岁计其所需以为取民之制,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议政院。其国家与其人民交相维系,并心一力以利为程。所以为富强者,民商厚积其势以拱卫国家。国大者数千里,小者一二百里,莫不皆然。中国官民之气隔阂太甚,言富强者视以为国家之本计与百姓无涉, 百姓又各怀挟私意觑其利而侵冒之,其持议论者又各讼言其不利而阻挠之。一闻集股开办,远近闻风者,皆得挟一说以起而与为难矣。数十年来,举行矿务讫无成效,盖由此也。要之,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未也。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p345)

 

(2)“势不足,尤恃理”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条约史”,是一部“屈辱史”,所以后人常常喜欢说“弱国无外交”。在郭嵩焘所处的时代,列强在华,有通商口岸,有驻京公使,有治外法权,“挟制之势已成”。在郭嵩焘看来,正是因为势和力都不如人,所以更需要靠外交来讲“理”:

拟销假论洋务疏

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之。……处之得其法,其于各口税务及学馆教习及练兵制器诸大端,洋人相与经营赞画,未尝稍有猜忌;处之不得其法,则议论繁多,变故滋生,往往小事酿成大事,易事变成难事,以致贻累无穷。(参论西洋帮助中国,《处变观通》p168) 

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有了和洋人打交道的具体经验。他对洋人有两个宏观判断:首先,发现洋人也是可以讲道理的。他甚至说:

“在粤处置洋务,无不迎机立解,常谓开谕洋人易,开谕百姓难,以洋人能循理路,士民之狂逞者,无理路之可循也。”(《处变观通》p122)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郭嵩焘在谈到洋务时,才屡言讲“理”,屡言“是非曲直”,这并非书生的迂腐之见,而是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产生的智慧:

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处变观通》p103)

社会心理学上有个观点,叫“自我实现的预言”,以某种预期为前提去行事,事情往往也会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先入为主地认定洋人必“无道”,自然会得出对洋人不需要讲“理”的结论,以无“理”(无“礼”)待之,对方最终必也以无理待之。国际政治中这样的悲剧可谓屡见不鲜(参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3)“实见洋人无为害中国之心”

其次,他认为洋人只是为了通商谋利,并无害中国之心,甚至希望中国也富强;

与慈禧太后对话(1876)光绪二年二月

兵部值日,蒙召对问:“近来可提起云南一案?”对:“近来不曾提起。据臣愚见,洋患已成,无从屏绝。惟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要在应付得法,使不致有所要挟。经洋人一回要挟,中国亦伤一回元气。所以应付之法,在先审度事理,随机以应之,不可先存猜嫌之心。”(p3-4)

办理洋务宜以理势情三者持平处理折附乾隆四十一年上谕(1876)光绪二年

其实洋人于中国未尝不尊崇结纳,而以富强相期,要在知所以处置之法而已。

自述能见洋务之大(1879) 光绪五年闰三月

亦实见洋人无为害中国之心,所得富强之效,且倾心以输之中国,相为赞助,以乐其有成。

洋人居然也希望中国富强,有什么证据吗?这里举出两条:

自通商以来,十四口出入税则渐增至一千二百余万,皆洋人为司会计;沿海练兵、制器及学习语言文字,皆洋人为司训课。其于中国富强之计理当嫉忌也,而反为之经营;理当抵忤也,而反助之教练。盖其环伺中国,观衅而动,久蓄蚕食虎噬之心,而故为无诈无虞之状,中国强则辅而翼之,弱则狎而侮之。故今日与洋人交涉,其势有甚迫而不能缓,其机有甚危而不可安者。(《处变观通》p168)

观此更可见郭嵩焘对洋人的“善意”并不存有天真的想法。

后来他出使英国,当地的绅士也为中国的“富强”纷纷建言。不但如此,清朝遇到灾荒,英国人还“急起布救之”,另外还有英商和传教士设立禁烟会,以号召英政府停止对华的鸦片贸易:

伦敦致李伯相

其地士绅力以中国宜修造火轮车相就劝勉,且谓英国富强实基于此。……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p320)

 

二、富强之本:政教与风俗

 

1、“谈洋务本末”

 

面对坚船利炮的现实,再保守的士大夫也不可能不承认洋人的“富强”。但即使如此,当时人普遍还把西方看做是“惟利是视,好勇斗狠”的夷狄,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王韬《与周弢甫征君》曰:“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

曾国荃《遵旨筹议防务疏》曰:“形而下者为器,此外夷之所擅长也;形而上者为道,此中华郅治之隆也。”

方濬颐《机器论》曰:“彼之人无礼乐教化,无典章文物,而沾沾焉惟利是视,好勇斗狠。”

但是这种以形上和形下、道和器的二元思维来区分中、西,本身就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如果说一个国家只有“器”却没有“道”,还说得过去,但如果说一个国家有“道”却没有“器”,就难以自圆其说。岂有得道之国而国库空虚、人民穷困的?

人们所使用的概念范畴往往决定了其思维方式。以“有道”、“无道”来思考中、西,可能的组合无法四种:中有道而西无道(守旧派)、中无道而西有道(革命派)、中西皆有道(文化保守主义)、中西皆无道(权力至上的现实主义)。

“中无道而西有道”虽然以革命派为典型,但在洋务派、维新派中也不乏其人,郭嵩焘就是一例。可以说,正是郭嵩焘,在这中间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认为西方也有“道”。但是从概念范畴和思想方式来说,这种突破也是一种“必然性”在吧。

郭嵩焘很早地就指出西洋的富强不仅是在于机械船炮这些表明器物,更重要的是,“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是国家与民商互相援助的结果。往前再进一步,他认识到这种相互援助之所以能够产生,更重要的是人家的“朝廷政教”:

西洋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

后来郭嵩焘屡言西洋“政教风俗”之美善,所谓政教也就是英国的议会制,所谓风俗也就是西方的学问研究与教育。

 

2、政教(制度):“通上下之情”

 

郭嵩焘已经看到,英国议院里对国家重大问题(“国是”)的讨论与维持,议院外臣民对于政治的“直言极论,无所忌讳”,让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用郭嵩焘的话,就是“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

论英国政治(1878) 光绪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于是两党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问难酬答,直输其情,无有隐避积之久而亦习为风俗。……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深矣。世安有无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者哉?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处变观通》p194)

这种政治文化,和中国传统中“天生烝民”、“作之君,作之师”那种寄希望于贤君和圣人的政治理想是非常不同的。即使英国君主的“君德”没办法和“中国三代令主”比肩,但“国政一公之臣民”,所以“朝廷之爱憎无所施”,反过来说,就是要以臣民之爱憎为目标,来推行政策。

再看他对英国巴力门(parliament,议会)和买阿尔(mayor,市长)的评论:

论英国政治(1877) 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计英国之强,始自国朝,考求学问以为富强之基,亦在明季,后于法兰西、日耳曼诸国。创立机器,备物制用,实在乾隆以后。其初国政亦甚乖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而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久而后定,买阿尔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p97,参观《处变观通》罗志田序p14)

中国自秦汉之后,每一次中央政权的更迭无比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灾难。郭嵩焘却看到,英国虽然中央也有政治斗争,“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久而后定”,但市镇层面的基层却“独相安无事”(参《处变观通》罗志田序p14),这是秦汉以后缺乏封建和贵族传统的中国社会所无法想象的。

郭嵩焘曾亲自参观两党辩论,发现两党“其负气而不相下,又可笑也 ”,虽然有此缺点,但他还是认为,“西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以求一是,用意至美”(见光绪四年(1878)三月日记,p112)。

他同时看到了“民气过昌则主权日替”的危险:

民气过昌则主权日替,德国谋收主权,毕斯玛克遂欲以一人之力,遮遏一国人之势使不得相抗。操之过急,则将溃而四决以成乎乱,操之缓则终无济也。……毕斯玛克于此,倘亦所谓不学无术者哉?(见光绪四年十二月日记,以上几段同时参见《处变观通》p194)

郭嵩焘对俾斯麦评价的本身是否合理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但他的这种评价,透露出他对“专制”的否定,在认识到“议会制”的诸种弊端后,还能坚持对议会制的基本肯定。

郭嵩焘对英国政治的观察,是与他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分不开的。总结地说,他认为中国政治的主要问题在于“民气不通”,而这背后的原因是“尊君卑臣”,是君主专制下的“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而不足”。所以他才格外肯定英国议会制所蕴含的“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朝廷之爱憎无所施”、“直输其情”、“直言极论,无所忌讳”、“顺从民愿之情”等效果。

 

3、风俗(教育):“考求学问以为富强之基”

在光绪三年(1877)十月的一则日记中,郭嵩焘在介绍了培根、伽利略、牛顿后说:

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开之。此英国实学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p93-94)。

郭嵩焘在英国三年,在这则日记之前,他已经听了英国学者讲热学、天文、电学、化学、矿物学,参观了英国电报局、博物馆、格林尼治天文台、牛津大学。经历不可谓不丰富。

对于这种“学问考核”风气的形成,郭嵩焘有三点观察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国家的鼓励支持,二是学问追求中的“无用之用”,三是学校中“所学与仕进判分为二”。

关于第一和第二点,郭嵩焘记在了一次与海洋生物学家的谈话,涉及私人游历研究、国家资助刊书、专门学问的无用之用:

记西人重视海洋学(1879)光绪五年正月

鼾百里引见 英人布类里,以化学著名者也,专穷究水土生化虫物,著书凡数十种,皆国家为之刊刻。问:“此行由锡兰历中国以至日本,亦国家所命乎?” 曰:“此自游历,非国家命也。”问:“国家刊刻所著书何意?”曰:“国家考求海中生质,岁费金镑七千,约以十年为期。以渠究心虫鱼之学为专门也,所得生物,必以谘之,因为刊行所著书。”问:“海中生物无关国家大计,考求何为?”曰:“是有大用。凡生物皆有宜,由水土之气所化也。得其生物之性,亦可辨知其水土之用。往年英国电线通至美国之纽约,忽然中断,由其海底产硫磺,浆皮裹铁线为硫磺所蚀而生锈,则电气不能过。于是改用铜线。嗣是岁常遣船探测海道及海中生物,凡海道浅深及土性物性之宜,推测穷究其来由,是以风雨晦冥中不辨海道,亦可缒取其沙土及水中生族,用显微中〔镜〕照之,知为何种沙石所生化,以推测其海道所经,而辨知其道里方向。”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p173,参观《处变观通》p189)

关于第三点,光绪三年十月,郭嵩焘应著名汉学家理雅各之请,参观牛津、剑桥大学,写下了很长的日记(p88-93),并提出这样的判断:

所学与仕进判分为二。而仕进者各就其才质所长,入国家所立学馆,如兵法、律法之属,积资任能,终其身以所学自效。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汉魏以后士大夫知此义者鲜矣。

半年多后他又总结到:

与英人论中西进身路径(1878)光绪四年五月

吾谓西法学、仕两途相倚,不患无以自立,此较中国为胜。赡斯言:“文武两途员缺有定制,而求仕进者日增。学成而待用,亦苦阶级之不易攀跻,闲废为多。惟律学为人民料理词讼,可以自食其力。其仕进有阶,其从容燕处亦足资以为生。”吾谓西洋律学、医学皆可以求仕,学成亦可以治生,故托业者多。(p128)

英国人重视“实学”的风气和学校里“学”与“仕”的分离,促使郭嵩焘重新反思中国的学校制度,人才培养制度。郭嵩焘认为,“学”与“仕”的合一、“学”仅仅成为通往利禄之途,是中国学校制度败坏的根源,而具体的事件则为汉武帝“广厉学官”:

汉武帝广厉学官,著为功令,一以利诱之,于是三代学校之制荡焉无存。(以上几则参观《处变观通》p189-192)。

在中国历史上,秦代有“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的政策,汉代独尊儒术,也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天人三策》),汉晋举孝廉,隋唐兴科举,至唐太宗而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之言。

其实自有科举以来,历代大儒无比反对批评,如朱熹即认为科举制败坏人才和风俗,他与吕祖谦编《近思录》时还曾打算专门加一门“说科举坏人心术处”。近代新儒家徐复观曾论古人以“垂饵”和“入彀”形容科举,认为最能

“刻画出此种制度精神与面貌。士大夫与政治的关系成为“垂饵”与“入彀”的关系,这已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渔猎者与动物的关系。”(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

这样的制度设计,而对于一切科学实学,都视为“末流”之“技”,国家既不资助鼓励,普通人想以此“治生”也很困难。尤其科举变而为八股,更是成了纯粹的智力测试。正是以此为参照,所以才有了郭嵩焘的一方面说英国的学习制度“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一方面感慨在中国三代学校之制已“荡焉无存”。1905年清政府的废除科举,可以说也是儒者的“旧”见识与西方的“新”见闻结合后的必然产物。

中国自来就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郭嵩焘也看到,要达到英国那种考核学问、陶铸风俗、养成人才的社会,是一项长久的事业。他甚至悲观地说,“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

尝论泰西勤求武事,万难及其百一。然有贤者起,竭三十年之力为之,亦可望有成效。制造之精,竭五十年之力为之,亦庶几什一望见其涯略。若此者,其源皆在学校。学校之起,百年而后有成。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之人才而磨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渐积以使之成。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为自秦汉以来二千年流极败坏之久,累积之深,非是不能有成也。(《处变观通》p237)

处在今天,我们未必要分享郭氏的悲观,但却不得不承认,他看到了问题的根本。

 

三、从追求富强到反对富强:

“闻富强之说而益滋惧”

 

1、反思富强的实质:“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中国的儒家其实是有点“耻言富强”的传统的。《商君书》中说:

“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可见,商韩所说的“富强”是指“国富民强”。

秦用商韩之法,而变得富强。这富强的背后,是国家对财富的绝对垄断,是人民作为耕战工具绝对臣服,是对思想资源的绝对控制。秦二世而亡,可见这样的富强并非百姓之福,甚至也未必是国家之福。

不过后代惩秦之弊,罕言富强,耻言富强,也是一种矫枉过正。包世臣《再与杨季子书》曰:

“未有既贫且弱,而可言王道者也。故谓富强非王道之一事,陋儒也。”

近代中西交接,看到了机械器物之便,感到了亡国灭种之忧,富国强兵的说法再次兴起,也算是得到了某种“正名”。治乱世需要用重典,办洋务需要多筹钱,要追求富强,而清廷一时又无法改变朝廷制度,引入市场机制,似乎只能再次走上秦朝严刑峻法、压榨百姓的老路上去。

对此郭嵩焘是有深刻感受的。他年轻时即随曾国藩平太平天国之乱,屡次担任筹饷之职。在广东任上因为收税,曾被人讥讽为“人肉吃完,惟有虎豹犬羊之廓;地皮刮尽,但余涧溪沼沚之毛”。他也曾带着犹豫和无奈为乱世重典和商韩之法进行辩护,但这终究与自己接受的儒家教育、与自己的政治理想相冲突,所以始终不能自信。

郭嵩焘在平乱之后,于同治五年(1866)去官,家居八年,一边在书院教书,一边潜心治学。光绪元年(1875)复出时,他关于乱世重典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终于回到了儒家“明道经世”的路上来。上文谈“通商”时所引的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就写于该年,郭嵩焘已经建议要“通言官商之情”、“通筹公私之利”,不要“与商贾争利”。

等到出使西方,对西方的“富强之业”有了更亲切的观察,对其“富强之本”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后,郭嵩焘才完全从传统的就思路中解放出来。儒家的旧理想和西方的新知识结合在一起,千言万语,加上无数案例,他认识到的仍然是国家不要与民争利:

与友人论仿行西法

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经营,不必官为督率。若径由官开采,则将强夺民业,烦扰百端,百姓岂能顺从? 而在官者之烦费,又不知所纪极,为利无几,而所损耗必愈多。……以保全山脉为言,亦律法所必禁也。士绅既假律法以相难,在工执役者又相与乘势侵冒,耗散滋多。一经委员主办,视为公家之利,恣意侵蚀,益无所惜。此又中国之人相为猜忌诬罔,深言极论而莫能喻者也。人情习于故常而震于所创见,西洋亦然。而但有能开利源,国家必力助成之,委曲使人共喻,人亦不疑其专利也。获利既厚,输税国家亦常丰。中国不然,其初尽力阻挠,而官不问及;稍得利,群起而争为之,互相侵夺,官亦不问。西洋用以裕民富国,中国为之,徒滋百姓之矫诬以坏乱风俗。此又中国之人相为臆揣冥行,深言极论而莫能喻者也。……然则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所用以仿行西法以求富强者,未知果何义也。……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p350-351)

人民富有,国用易足。家无余资,老幼无所养,即使国家富强,政治也难以稳定,即使政治稳定,这稳定也是不可欲、不值得羡慕和称道的。

 

2、以反对修铁路为例:“未睹其利而先见其害”

 

如果说富强的表现是国与民之“富”和“强”,那么国家的富强之业,就需要“资之民商”。要做到“资之民商”,就需要改变“政教风俗”,扭转以往那种“尊君卑臣”和“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而不足”的局面。否则,所谓的“追求富强”,只不过是“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也将无法避免舍本逐末、事倍功半的危险,结果是“只益其侵耗而已”,甚至可能“未睹其利而先见其害”。这些意见集中表现在他晚年转而批评国家修铁路上:

铁路后议

泰西立国之势与百姓共之。国家有所举废,百姓皆与其议;百姓有所为利害,国家皆与赞其成而防其患。汽轮车之起,皆百姓之自为利也……其国家与其人民交相比倚,合而同之……今殚国家之利兴修铁路……而计所核销之数,视所用数常相百也。是其意将以为利也,而但见其费,未睹其利。又一切行以官法,有所费则国家承之(按,实国民承之),得利则归中饱;积久,无所为利焉而费滋烦,于是乎心倦而气益馁。泰西通一国之利以为利,日推日广;行之久,遂以为富强之基。中国竭府库之储以为利,利未兴而害先见焉,将并所已有之成功而弃之。(p375)

致李傅相

泰西铁路,公司通及十余国,皆渐积以成。而行之一段,即收一段之利。公司皆得为之分任其功而总计其息。所收货税,各国自有经理,而铁路通任之公司。未闻一举营治数千里,估费数千万,示期八年,为此无端厓之计画者。然且曰:是将以求富强也。乌在其为富强哉?自取穷困而已矣。数千里之远,宜开铁路几道,车几辆,添设栈行几所,均未暇计。北道诸水湍疾,泥沙俱下,水涨则车路尽没,又浮沙不受杵。(p246)

致李傅相

嵩焘所虑者,独谓国家物力未足以堪之,将谋为富强之计,所费过钜,收效尤难,非经国之义也。泰西富强,具有本末。所置一切机器,恃以利用致远,则末中之末也。今将习其末而徐探其本,但宜小试,而决不宜大举。故谓津通铁路,惟中堂能断行之,亦惟中堂能知其妙用,非沿海言洋务者所能辨也。香帅铁路之议,以三千余里为程,筹备经费,勘估道路,事前之烦费已不可胜计,其势亦决不能行。幸而八年之久,铁路告成,事变且益繁多,未睹其利而先见其害,又可豫计而决知其然也。中堂于此宜熟思审处,未宜傅会成之。(p347)

因为认识到了“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因为反思到了“富强之本”在“政教风俗”,所以郭嵩焘能够洞察那种自上而下的“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存在的弊端。郭嵩焘并不反对计划,所以才批评清政府的铁路工程对许多问题“均未暇计”,他是主张一种上下通气,并且以民商为主的“渐进主义”和“实验主义”,所以说“渐积以成。而行之一段,即收一段之利”。

其实关于国家工程“所费过钜,收效尤难”的判断,在清代中期就有人提出。下面是戴震和沈垚关于富商立学田和修桥梁的议论:

戴震《汪氏捐立学田碑》:

凡事之经纪于官府,恒不若各自经纪之责专而为利实。(《戴震文集》卷十二)

沈垚《谢府君家传》:

兴造本有司之责,以束于例而不克坚。责不及民,而好义者往往助官徇民之意。盖任其责者不能善其事;善其事者每在非责所及之人。后世之事大率如此。此富民所以为贫民之依赖,而保富所以为《周礼》荒政之一也。(《落帆楼文集》卷六《外集》)

政府的控制与计划不及民间的自治,背后的原理用顾炎武的话来说明最为恰当:

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亭林文集》卷之一,以上三条转引自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顾炎武作《郡县论》九篇,推崇“封建”,背后的用意即是希望能够实现地方自治。从顾炎武到戴震再到沈垚的议论,这些充满智慧的思想资源一旦经由郭嵩焘而与对西方社会的观察汇合,将释放出无穷的能量。

 

3、警惕对富强的追求:“闻富强之说而益滋惧也”

郭嵩焘这些在如今看来近乎“常识”的观点,在当时虽也有同调,但与整个士大夫的舆论环境,与清廷的君主本位意识却是格格不入的。时人陈庆松曾将视中西对抗为两人忿斗:

“全恃乎气。彼既寻殴,我即扑打。此期间着不得思议。一着思议,便是逡巡退让”,“中外倚伏,全视乎势。中国得势,则中国强;外夷得势,则外夷强”。(参《处变观通》p92-93)

看到那样劳民伤财且事倍功半的富强工程,再加上这样弱肉强食的议论,就难怪郭嵩焘会发出“闻富强之说而益滋惧”的感慨:

致瞿禨鸿信三通

以耀兵为强,以朘削为富,鄙心终有疑焉。疑此之为其于谓富强者有济与否? 未可知也。譬之为家,聚群子弟之无行者,不责之立身守约,而责之求富,其言虽工,果足信乎? 鄙人所为旁皇四顾,闻富强之说而益滋惧也。环顾一时人才,可与言此者,亦无多矣。(p353)

在当时,郭嵩焘或许知音寥寥,但在稍后却不乏同调。谭嗣同喊出了“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的反语,陈独秀发出了“恶国家不如无国家”的悲言,胡适之则有“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恨辞,鲁迅也以他幽默讽刺的语气说,中国“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

 

四、结语:“犯一时大忌”

 

郭嵩焘一生思想递转递进,其间有两个重要的外缘,一是任广东巡抚时处理洋务,发现对洋人的要求可以“以理格之”、“以礼通之”:

《罪言存略》小引

其时于泰西政教风俗所以致富强,茫无所知,所持独理而已。癸亥秋,权抚粤东,就所知与处断事理之当否。则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阻,又皆可以礼通之,乃稍以自信。退而语诸人,一皆扞格而不能入,矜张傲睨而不能与深求。盖南宋以来诸儒之议论,锢蔽于人心七八百年,未易骤化也。衰病颓唐,出使海外,群怀世人欲杀之心,两湖人士指斥尤力。(p283、又参p325)

郭嵩焘思想的第二次转进自然是因为出使英国。他看到了英国对香港等海外殖民地的治理,看到了英国国内议会的激烈讨论和市长的为民请命,看到英国民间自发组织救济中国的灾荒,组织禁烟会批评英政府的鸦片贸易。这时的他,一再把西方比作儒家理想中的“三代”,而把当时的清政府视作落后的“夷狄”:

“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以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郭嵩焘的这些观念在后来的维新派和革命派那里,已经渐渐成为一种“共识”,但是在郭嵩焘所处的年代,却是惊世骇俗之论。所以后人常以“超前”来形容郭嵩焘独领风骚的见识。郭嵩焘自然是没有如谭嗣同、陈独秀那样的“恨国”言论,但他从“西洋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发展到“拟西国于三代”,再发展到“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无疑已经开启了后来维新派乃至革命派的道路。也难怪他一再被参,《使西纪程》被禁,并最终“谤满天下”了。

虽然如此,郭嵩焘却始终对自己的观点异常自信。光绪五年(1879),他告病归乡,朋友劝其不要多谈洋务,郭嵩焘有一段“自述坚持谈洋务”的话,情辞动人:

小垣属见人不谈洋务。吾谓并不见人,然固不可不谈洋务。所以谈者,欲使人稍知其节要,以保国有余。苟坐听其昏顽而已,不动兵则坐削,一旦用兵,必折而为印度。此何等关系,而可不言乎?世俗之说,但谓不知言之人不可与言。此为无关系言之。苟有关系,忍坐视乎?彼于中国强且逼,然其意犹然尊视中国,略无猜忌之意。诸公乃视言及洋务为忌讳,然则将听其终古昏顽而莫之省也?果可以昏顽终古,则自洞庭以南,蠢蠢之三苗至今存可也,而其势固必不能。传曰: “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以能使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夫惟其知之也,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予于此亦有所不敢辞,于区区世俗之毁誉奚校哉!(p186)

意思很清楚,不过有几点还是可以略加说明。第一,朋友借韩愈《五箴》中“不知言之人乌可与言”的话劝郭嵩焘“不谈洋务”,郭嵩焘以殖民地印度为例说明洋务对“保国”的重要性。“苟有关系”,也就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之意,郭嵩焘有一首很著名诗也表达了这个意思:

拏(拿)舟出海浪翻天,满载痴顽共一船。无计收帆风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

第二,所谓“可以昏顽终古,则自洞庭以南,蠢蠢之三苗至今存可也,而其势固必不能”,仍然是他“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的意思。

“先知先觉”的自信来自于亲见亲历后的深思,“不敢辞”和不计较“毁誉”的勇气则来自于对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

该年同一个月,郭嵩焘语另一位友人“论谈洋务之亟”,有类似的对话:

子寿相戒以不谈洋务。吾谓洋务与他事不同,正惟举天下人不知,又方以为忌讳,相顾而不敢言,而其入处中国,盘结已深,固必无能拒而远之。日日与之相处,而日怀猜防之心;人人受其欺侮,而人存菲薄之见。……其未来之患且有累积而日深者乎! 所以酿成三十年之大变,惟无一人知之故也。诚知之,则亦可以弭祸于几先,而稍存国体,以不至贻笑天下矣。吾是以发明此义,惟恐人不知之,以为苟且缄默,规免人言之嚣而自附于明哲,吾所不敢知也。(p187) 

抱着这样的认识和忧患,辞官归乡的郭嵩焘,一方面警惕并批评着当时种种“富强”言论,一方面又认为“不可不谈洋务”,这样的精神,大概只能用“虽千万人吾往矣”来形容。

在1878年的日记中,郭嵩焘记载自己“与西人述被参缘由”,引用严复的话然后感慨自己“犯一时大忌”:

严又陵言:“中国切要之义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可谓深切著明。鄙人生平所守,亦不去此三义,而以是犯一时大忌,朝廷亦加之贱简,谁与知之而谁与言之! 密斯盘谋就鄙人见闻所及,刊刻新报,晓示中国士民。因告以前岁自上海开行沿途日记钞送总署,以致被参。刊刻新报,殆非鄙人所敢任之。密斯盘亦相与怃然,叹息不已。 (p113)

其实,哪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都难免“犯一时大忌”,也难免谤满天下。但这终究只能延缓历史的发展,只能暂时逆转历史的走向,却并不能阻止世界之大势。处在今天,我们也许仍然免不了因不无知而对时代的先知先觉者诋毁羞辱,但我们能吸取的教训,似乎是不应该再堵住他们说话的渠道,更不应该再让“奉旨毁版”、禁止刊书的事情发生。

我在上一篇随笔《中西道器之间》的末尾说:“今日之中国,似已臻于“富强”,似已不再有“器”不如人之焦虑。然坚船利炮,适足以长战狼气焰;舆论汹汹,仍与国是相互挟持。而国际形势,依然海浪翻天,亿万生灵,仍旧系乎一念。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可不慎乎?”

这篇笔记的标题是“从追求‘富强’到反对‘富强’”,这样说更多是为了“醒目”,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反思”而不是“反对”。最后,不妨重温郭嵩焘对“富强”的“反思”之言: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关于“富强”,这是郭嵩焘最根本的意见,也是最朴素不过的意见。

2021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