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9日,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学生入学平权协会诉哈佛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案」,哈佛与北卡罗莱纳大学败诉,相关入学政策违法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本案中,大法官Roberts、Thomas、Alito、Gorsuch、Kavanaugh、Barrett形成多数意见,并构成了Opinion of the Court,即本案判决;大法官Sotomayor、Kagan、Jackson构成少数意见。因哈佛案发生时,Jackson是哈佛大学监督管理委员会成员,因此回避了哈佛案的审判及投票,其少数意见与投票针对北卡案发表。
仔细读了「本庭意见」(Opinion of the Court)、部分赞同本庭意见的附议(concurring)以及有代表性的大法官Sotomayor的少数派反对意见(dissenting),梳理了一下他们各自的法律论证,非常有意思。判决原文237页,我读了大概100多页,中文读者除非专业人士,估计很少有通读全部判决的。我个人支持最终判决结果,下面把本庭意见和少数反对意见的法律论证简要解释如下,以便中文世界对本案感兴趣的朋友有深入的了解。
首席大法官Roberts撰写的本庭意见,首先回顾了美国最高法院在历史上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在Plessy vs Ferguson一案中(1896年),最高法院维护了「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校园种族隔离政策的合宪性,Roberts写到,这个判决让大多数今天的美国人会感到丢脸。这是开宗明义,Roberts表明美国最高法院并不是一贯正确,也有错的离谱的时候。这个判决大约维持了半个世纪,直到1954年的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案,最高法院推翻了先前Plessy案的判决,判定所有州及联邦政府在法律层面(de jure)的种族歧视,均不合宪。这个判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Brown案及随后的一系列案件,表明宪法第14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的核心,在于「政府基于种族施加的歧视,均需被废止」。Roberts写到,第14修正案要求的「平等保护」也有豁免的例外(1995),但这种例外要通过「两步」异常严格的检验,也就是所谓的「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这「两步」严格审查,第一,种族分类是否可以提升显著的社会治理方面的利益(2003);第二,如果第一步满足了,那么种族分类是否是达到这种利益所「必须」的手段(2013)。换句话说,第一点是论证充分性,第二点是论证必要性。假如这两点都满足了,那么有限度的使用种族因素,使用基于种族考量的政策是可以被允许的。Roberts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先例,确认了「两类具有显著性的利益,允许基于种族考量的政府行为」。这两种政府行为是:第一,纠正过去发生的,具体的、可辨识的违背宪法的歧视政策带来的后果(2007);第二,为了避免监狱中对人身安全构成即刻或重大风险的情况,如一个种族针对另一个种族的暴动(2005)。在这两种情况下,基于种族考量的政府政策被认为是合宪的,即成为第14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的豁免例外。
接下来,Roberts大法官回顾了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另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先例判决,即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s Bakke案(1978)。在这个案件当中,加州大学医学院每年有100个招生名额,其中16个名额留给少数族裔学生,并且少数族裔学生使用单独的招生程序,白人学生只能申请84个名额。Bakke是一名白人学生,成绩优秀,但没能入学,他认为自己的入学资格被这种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侵害了,因此提起诉。当时的大法官Powell写到,学校为自己基于种族考量的招生政策辩护的理由之一,是减少医学院历史上因为排斥少数族裔所造成的历史欠账。Powell大法官认为这种政策本身就是歧视性的,「纠正社会歧视政策的影响」本身是一个缺乏支撑的概念,这种「无形的伤害」,如果追溯历史,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起讫点。Powell大法官最后写到,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可以支持学校特殊的入学政策,增加了那些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的医生数量,而这正是学校特殊入学政策所宣称要达到的目标。
Powell大法官随即考察学校抗辩的最后一条理由,即学生的多样性,会给高等教育带来好处,学校认为这可以构成第14修正案豁免先例的「显著性社会利益」。这个抗辩理由,在Powell大法官看来,是宪法可以认可的高等教育的一个目标。他同样认为,在美国,大学拥有学术自由,作为学术自由的一部分,学校可以选择自己的学生,这个传统同样深厚。但是学校的学术自由不是无限的。基于种族或者民族的任何区别对待,本质上都值得怀疑并警惕。Powell大法官解释到,对此(基于种族的政策)的反感,深深根植于宪法和人口变迁史当中。一个大学不能制定一个基于配额(quota system)的招生系统,不能给一个班级制定一些来自特定族裔的配额,也不能为一些可识别的申请者预留配额。
Powell大法官继续写到,种族只能作为「申请者的一个附加条件」,只能是「多样性的众多相关因素中的一个因素」,来决定申请者是否满足要求。Bakke案中Powell大法官这种「阐发型例子」,被随后的哈佛大学用来为自己的招生政策抗辩。哈佛论证到,一个来自Idaho农场的男生,就可能给哈佛带来一些波士顿地区所没有的元素,一个非洲裔学生也可以带来一些白人所不具备的特质。因此种族已经是、并且应当是一种入学的考量因素。在当时的判决中,没有其他大法官同意Powell大法官的看法,其他人更倾向于认为,政府可以以种族为目的,来纠正过于社会歧视政策带来的影响。
在随后的日子里,下级法院的法官,试图搞清楚Powell大法官的意见,是否可以构成某种具有联系的先例判决。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03年最高法院再次审理了类似的案件,即Grutter vs Bollinger一案,这个案件是关于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入学政策是否公平的。同样是没有一致意见的判决,最高法院第一次以多数意见的判决形式,认可了Powell大法官当年的意见,即学生群体的多样性,构成一种显著的社会利益,可以证成大学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的合理性。这个判决在很多方面都援引了Powell大法官当年的论证。比如,「法学院认为学生的多样性是其教育目标之一,这个目标,本庭颇为敬重」。但是无论是这次判决还是先前的Powell大法官,都清楚的表明,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只能应用有限度的手段。学校不能为「特定族裔建立基于配额的招生系统,使他们单独录取」。这种限制性的手段,正如Grutter案所阐释的,是用来防范两种基于种族考量的政策所带来的风险。第一种风险,种族作为考量因素,有可能变成一种不合法的原型(1989)。学校的入学政策,不能假定少数族裔的学生一定带有某种特殊气质。第二种风险,种族有可能不是被当做一个「附加条件」,而是作为一种「负面限制手段」,对那些非定向族裔的其他族裔学生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学生的入学政策,如果使用种族作为考量因素,不能对「非少数族裔的申请者造成不适当的损害」。即便上述限制都被充分考虑了,Grutter案的大法官仍然表现出种种不安。即便「种族分类有显著的社会利益」,仍然是「危险的」。为了回应这些担心,Grutter案给这些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加上了一个时间限制,即在某个时点,这种政策必须终结。「这些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存续期限,之后必须及时结束,必须有一个逻辑上的终点。这种偏离正常情况平等保护的政策,必须是一种临时性政策」。
同时,「为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进行永久性的合理化论证,将有违宪法平等保护的原则」。Grutter案的判决总结并进行了如下的警示:「自从Powell大法官第一次认可为提升学生群体的多样性,来使用基于种族因素的入学政策,已经25年了。…… 我们希望从今天开始的25年以后,这些种族政策将不再必要。」时至今日,自Grutter案又过去了20年,结束这种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看上去遥遥无期。哈佛大学对何时结束这种招生政策,并没有明确的期限。Roberts大法官写到,「由于种族歧视在各方面糟致不满」,我们要求大学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必须在「严格审查」(strict scutiny)的程序下,「使用一种可以被充分测量,并可接受司法审查的方式进行」(2016)。而本案的被告方,并没有满足这些要求。
首先,大学认为可以成为显著性的利益,经不起有意义的司法审查。哈佛列举了如下利益:1)训练未来的领导人;2)使毕业生适应一个多元化的世界;3)使学生通过多样性获得更好的教育;4)从多样性中产生新的知识。北卡罗来纳大学列举了相似的理由:1)促使有力的想法可以充分交流;2)拓宽与深化相互理解;3)培育创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培养有参与感和有创造力的公民和领导人;5)增加赞赏、尊重、同情、跨种族的理解,放下偏见。这些目标都值得赞赏,但他们不足以在「严格审查」的要求下,满足充分性来论证其目标合理性的要求。因为从一开始,法庭如何衡量这些目标是否实现了,本身就是很不清晰的。其次,这种政策何时终止,也没有明确的答案。最后,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并不是按照有多样性、没有多样性进行区分的,多样性本身只是一个程度多少的问题,而非有没有的问题。如果没有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哈佛将产生更少的领导人,更少是多少?或者将产生更差的教育结果,更差是多差?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法院可以回答或解决的。
Roberts大法官进一步论证到:和其他宣称具有显著利益、基于种族考量的政策相比较,就会发现这些招生政策的含混性。在监狱里基于种族暴力而产生的同监间者的临时种族分隔,法庭可以询问这种行动是否会阻止监狱中的暴力;而在工作场合的歧视,法庭可以询问基于种族区分带来的好处,是否对那些被区分的人整体上带来了伤害;在学校中,法庭可以判断,基于种族的隔离,如果没有这种违反宪法的隔离,学生的分布是否会不一样。与上述可以衡量的案例相比,学校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可以培养参与感和创造力的公民,增强理解、尊重、同情,训练未来的领导人,就没有立足点。其次,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在其所使用的手段,和其所宣称的目的之间,没有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比如北卡罗来纳大学,要实现学生群体多样性的目标,学校使用了如下的种族分类:1)亚洲人;2)夏威夷或太平洋岛国原住民;3)西班牙裔;4)白人;5)非洲裔;6)美国原住民。这些分类本身就不够精确。有些过于宽泛,比如「亚洲人」,大学显然没有兴趣区分是南亚学生,还是东亚学生,以及他们是否被「足够代表了」,而是只要存在其中之一,另外的也就被代表了。而其他一些种族分类,比如「西班牙裔」,就很随意也很难定义。「西班牙裔」究竟指谁?在美国历史发展中,文化范式在不断演化,今天美国的「西班牙裔」或是「拉丁裔」都含混不清。同时,很多其他分类又包容性不够。事实上,使用这些含混不清的种族分类,削弱了而非促进了大学所宣称要实现的目标。比如,聚焦于那些未被充分代表的族裔,大学会倾向于一个班级有15%的学生来自墨西哥,这种倾向要超过一个班级有10%的学生来自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仅仅是因为墨西哥有更多的西班牙裔学生。大学对上述批评的回应,基本上是「相信我们」,他们认为当大学用种族政策招生时备受尊敬,因此不需要回答上述问题。的确,尊重学术自由是一种传统,但是我们也非常明确的表明,这种尊敬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并受其约束。也就是说,受尊敬并不能免除司法审查。大学可以定义自己认为合适的办学目标,但宪法定义了我们的目标。法庭不允许基于种族因素来区分学生,不认可没有足够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这要求那些证据是可以衡量的证据,并且足够具体而能够接受司法审查。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没有遵循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即种族不可以被用来作为「负面手段」来使一个族裔陷入不利境地,也不可以作为一种原型从而制定其他标准。
Roberts大法官继而论证到,如果所有这些还不够,那么被告大学方面的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缺少一个明确的逻辑终点。被告方大学方面宣称,当这种政策终止时,少数族裔将有相当一部分人出现在大学中,有意义的代表这个群体,但是大学又说到,这种有意的代表,不包含任何「严格的数字标准」,或是「精确的数字百分比」,或是「特定的百分比」,Roberts大法官问到,「那么你这个指标还包含有什么?」哈哈,真的是灵魂拷问。首先,宪法的核心,是平等的保护每一个个体,而不是将个体看成种族、宗教、性取向或是民族阶级的组成部分。直接的种族平衡,是明显的违宪。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入学政策表明,种族永远是一个相关因素,而终结这种政策永远不可能达到。其次,北卡大学宣称的,学生会从学生群体多样性的大学教育中受益,简单说,这些目标是否实现,法庭无法衡量,以及在没有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时,这些目标是否就不能实现。这里是论证Roberts大法官一开始讲第14条修正案豁免先例中,使用「种族因素」的「必要性」方面。第三,Grutter案的大法官认为,25年后,这种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将不再合适,届时大学的多样性已经得到平衡。但是这种观点被过分的应用了。无论是哈佛还是北卡大学,都没有准备在五年后终止这种政策,而是继续使用这种政策。最后,作为被告方的大学表示,他们的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不需要终点,因为他们定期重新审视这些政策是否需要继续。但是Grutter案大法官需要这种定期审视,但从来没有暗示,定期的审视,可以将违宪的行为变成合宪的。相反,Grutter案法庭明确表示,基于种族的入学政策最终要停止。
Roberts大法官总结到,本庭的少数派反对意见,拒绝认可这些结论。他们坚持认为,第14修正案允许纠正社会性歧视政策造成的后果,即便这些纠正措施基于明显的种族考量。尽管他们的看法论证详尽且许多方面展现了思想的火花,但本庭长期以来都没有接受他们的核心论点。如上所述,哈佛和北卡大学的入学政策,与第14修正案「平等保护」的条款相违背。两个大学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缺少足够聚焦且可以衡量的指标,来保证这种基于种族的考量的入学政策不会不可避免的成为一种负面因素,并缺少有意义的政策终结点。同时,所有人也都承认,我们的上述看法,不应该被理解为禁止大学考虑申请人关于自己的种族经历如何影响自身生活的叙述,无论是受到歧视,感召,或是其他。直接禁止做的事情,也不能间接做。宪法处理的是实质问题,而非仅关注形式。反对种族歧视,要关注问题本身,不局限于称谓。学生必须被当做单独的个体,而不是基于其种族。很多大学的做法相反,并且已经很长时间都是如此。这么做,他们就会错误的得出结论,一个个体的身份,不是经由锻炼而得到,技能不是经过学习而得到,学业不是经过钻研而掌握,而仅仅是由于肤色。我们的宪法历史不允许这种选择。
本庭对于第一巡回法庭、以及北卡中区的地区法院对于本案的判决,不予采纳,(判决哈佛、北卡大学的入学政策违宪)。
此令,判决如上。
下面是Sotomayor大法官撰写的少数派反对意见,并得到Kagan、Jackson大法官的背书,要点如下。
第14修正案确保种族平等。本庭长期以来认可为了达到种族平等,可以通过基于种族考量的手段,因为我们的社会长期以来并非对种族肤色视而不见。布朗案(Brown,1954),本庭确认了种族融合学校的宪法必要性,种族隔离会造成伤害,以及教育对民主社会的重要性。45年来,本庭拓展了布朗案的遗产,应用到高等教育领域,允许大学在有限的方面、基于有限的目的,将种族作为一种考量因素,来增进种族多样化带来的重要益处。这种有限的种族政策,帮助使每一个种族的学生可以更公平的享受教育机会,并改善了校园的种族多样性构成。【案,Roberts大法官撰写的本案多数意见,驳斥了这种说法,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并没有使所有种族平等的受益,亚裔的例子,中美洲非墨西哥的其他国家学生的例子。】
今天,本庭退回到几十年前的立场,将巨大的进步一扫而空。本庭强化了一种肤浅的裁定,即「肤色无关论」是宪法的一项原则,而我们的社会中地域性的分裂无处不在,种族依然重要并且持续重要。从建国开始,美国就实验了共和的政府形式和民主的公众参与。但是同时,美国社会也被利润丰厚的奴隶制所结构化,而宪法当时保护奴隶制的存在。在当时,认为黑人是下等阶级,智力低下,这种看法是种族主义概念的基石之一。南方各州为了奴隶制长期存在,禁止黑人接受教育,无论他们是奴隶还是自由人。当时所谓的「黑人法典」,正是通过种族对黑人进行歧视,无论他们是否已经变成自由人。美国的重建时期,标志着美国民主历史的转折点。平等的机会通向平等的社会,这种看法尽管出现时间很短,但在本庭的「帮助下」,以及一系列随后的裁决中,本庭显著缩减了「重建时期修正案以及权利法案」对少数族裔的实质性保护。这种努力在Plessy vs Ferguson案中达到了高峰,当时的判决写到,当给不同种族提供实质性的相同设施设备的时候,不同种族就已经被平等对待了,即使这些设施设备是隔离开的。因此,本庭历史上的判决赞同政府的种族隔离措施,这破坏了平等的机会,并且演变成符合宪法的范式,从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Plessy案的Harlan大法官写到,这种火车车厢的种族隔离,使一种「等级制度」永久化。Harlan进一步说到,「在法律之下,没有任何一个族群是高级的、主导的、统治其他公民的阶层。」直到半个世纪后的布朗案(1954),这一判决才被纠正过来,Harlan大法官的看法才被接受。在布朗案中,本庭判决,隔离开的教育设施,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这种种族上的分隔,剥夺了黑人学生在第14修正案下享有的平等保护的权利。种族隔离使黑人学生接受到了低等级的教育机会,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肤色,所以才如此,并且在社群中标记了他们的「低等级」社会地位,种族隔离使这种等级制度永久化。这清楚的表明,对种族的漠不关心,并不能终结歧视本身。最终的目标,是种族的机会平等。【案,这个目标非常动听,但是正如Roberts大法官多数意见所表明的那样,对黑人的所谓的机会平等,伤害到了其他族裔,比如亚裔人群。而宪法不允许「种族」作为一种负面手段,来伤害一个群体。】
Sotomayor大法官,实际上反对宪法应当不区分肤色。她的要点在于:1)整个社会很多地方仍存在基于种族肤色的歧视;2)为弥补过去歧视政策造成的恶果,有必要进行弥补。也就是认为宪法的colorblindness is not suffient enough,还需要额外的措施来补救,这为后续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进行了理论铺垫。在Bakke案中, Marshall大法官认为学校应当采取更多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以在第14修正案下对过往歧视政策进行纠正,并认识到我们种族不平等方面是无处不在的社会现实。从Bakke案开始,本庭认可了一系列数量巨大的入学案,判定有限度的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是合宪的。Bakke案、Grutter案、Fisher案是Brown案的延伸,这些裁决认可了「种族经历对于多样性有实质性贡献」这样一种观点。这种对于学生群体多样性的追求,不仅深植于本庭认可的平等保护条款修正案的司法裁决当中,而且是学术自由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点长期以来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简略言之,过去四十多年来,本庭确认并裁决的司法判例,确立了第14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对于有限度的使用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学生群体多样性带来的教育上的好处,正是这种政策的目标。今天,本庭认为不以种族为考量因素是唯一符合宪法且被允许的手段,以此来达到入学政策上的种族平等。这种对第14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的解释,不仅与历史上的先例相左,而且深植于种族不平等是不同代际的问题这种幻象之中。牢不可破的种族不平等依然是今天的现实。这种局面大体上是社会现象,具体到本案,哈佛和北卡大学,历史上很长时间有排斥少数族裔的政策。忽略种族问题并不能使一个种族不平等的社会实现种族平等。1860年、1954年,以及迄今为止,这些看法都正确无误:平等的实现需要以承认不平等为前提。【案,这个论述是滑坡的,过去受到歧视,并不意味着今天应当享受特权。历史上的错误,假定我们认可affirmative action的正当性,但不应当由当代的白人学生、亚裔学生来承担这个代价。正如本案多数意见所写,即便这种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有临时性的正当性,也必须适可而止,有明确的终止时间。历史上受到歧视,并不意味着可以一直享受特权违反平等保护,并一直享受下去。自由派法官喜欢讲underrepresented minority students,但正如Roberts指出的,这里的underrepresented并不包含,或者学校并不在意,东亚裔学生或者南亚裔学生是否未被充分代表,他们只考虑特定的族裔,如非洲裔、拉丁裔。这本身对其他族裔就是一种不公平。由于历史的原因,黑人受教育机会少,可以通过special funding system予以解决,比如提供补贴,黑人学生可以买更多教科书,可以请更好的家庭教师,而非直接在入学上有违平等保护的宪法原则。】
黑人学生在学校之外的资源并不平等,阻碍了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并更容易增加犯罪的风险。【案,社会问题确实需要解决,但不能以牺牲其他族裔的平等保护为代价。】
天赋存在于所有地方,但机会却不是。【案,这段前半句非常动听,但似乎不是事实,至少在身体素质上,黑人田径项目展现的天赋,超过白人和黄种人。显然天赋的分布并不是在所有地方,如果我们认可身体机能的天赋并非平均分布,智力天赋,也就没有必须平均分布的道理。当然这不是赞同某个族群智力低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一个实证问题,可被证实或者证伪,虽然面临着极大的伦理风险或者政治不正确的风险。】
长期以来,北卡大学有白人至上主义,甚为不光彩。大学领导层包含有奴隶主、三K党领导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切热拥护者等等。【这段历数北卡大学历史上的污点。】
哈佛也好不到哪里去。从哈佛建校开始,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就与生俱来。哈佛及其赞助者,从奴隶贸易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哈佛如今也承认,通过奴隶制积累的巨大财富,对于其成长为顶尖性的全国学府至关重要。【本段历数哈佛历史上的各种污点。】
接下来是少数意见法官论证的关键,他们力图证明哈佛和北卡大学的入学政策,可以通过「严格审查」的检视。北卡中区法院和第一巡回法院,支持北卡大学和哈佛的入学政策,SFFA(Students For Fare Admission,本案原告)不服,上诉到本庭,本庭予以审理。本庭基于三个问题核准了调审令(Writ of certiorari):1)是否需要推翻Bakke案、Grutter案、Fisher案的判决;2)北卡大学的入学政策是不是限定性制定的;3)哈佛大学的入学政策是否是限定性制定的。SFFA提出,北卡大学不能以种族作为考量因素来制定入学政策,其他不考虑种族的指标同样可以实现学生群体多样性的目标。除了存在「管用」且「可用」的种族中立的方法,即意味着种族中立的其他选项提升了学生群体构成的多样性——在可以忍受的管理成本下实现这个目标,使用种族进行限定性的制定才是被允许的。限定性的制定,并不是量身定制。本庭的先前判决已经非常明确,限定性制定并不需要穷尽所有种族中立的手段。也不需要一个大学在保持学术声誉或是为所有族群提供教育机会方面进行二选一。地区法院在检视大量的专家证言之后,SFFA提出的种族中立的其他手段,并没有满足这些标准。少数意见法官认为,SFFA的提议,在方法论上有瑕疵,他们对于入学申请者候选群,有「可怕的不切实际」的假设。SFFA认为,哈佛大学的入学政策,没有被限定性的制定,因为学校有其他「管用」的种族中立的选项,没有将种族仅仅作为「附加条件」,并且实施了平衡种族数量的行为。第一巡回法庭认为,地区法院的判决并没有错误。像北卡大学一样,哈佛仔细的审视了其他种族中立的方式来达到多样性的目标,但这些方式没有一个「管用」。【案,胡扯淡。美国左派有时候是脑子发热,因为历史上亏欠黑人种族,不惜牺牲其他少数族裔的平等保护,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自我圣化,并以其他族裔为代价。其实对白人的孩子何尝不是一种歧视。】
第一巡回法庭认为,两所学校出示的数据表明,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使所有少数族裔受益,包括亚裔美国学生,亚裔美国学生的入学人数自1980年以来增长了5倍,自1990年以来增长了2倍。【案,这个论证是滑坡的。这些数字并不能论证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照顾非洲裔是合理的。因为这种不合理政策的存在,可能剥夺了本该属于亚裔,或是中美洲非墨西哥其他国家学生的入学资格。换句话说,亚裔入学人数的增长不能证明照顾黑人的政策的合理性。】
今天这六位未经选举而上任的多数意见大法官,基于他们自己的政策偏好,美国应当喜欢什么种族、但却没有被偏爱,以及对一个社会中「肤色无关论」的偏爱,毫不顾及这个社会的种族问题总是在现实中和法律上息息相关,推翻了既成事实和判决先例。【案,好像少数意见法官他们自己是经过选举的一样,以至于用政策偏好来攻击多数意见法官的法律论证,如果说政策偏好,少数意见法官才是。这个论证就有点涉嫌动机了。】
基于第14修正案的文本和历史,清楚的表明平等保护的条款,允许基于种族考虑的种种措施。少数意见法官开始距离,如Brignoni-Ponce案(1975)。在Brignoni-Ponce案当中,本庭认为,边境巡逻人员基于合理的怀疑,将嫌疑人的肤色作为单一因素来正当化停车检查,是不合宪的,但是认为「墨西哥长相」可以作为多个因素中的一个「相关因素」予以考量。随后本庭拓展了这个判例,巡逻人员可以选择性的基于长相,对摩托车骑行者进行二次检查,这并不违宪。少数意见法官认为,如果肤色可以用来评估一个嫌疑人,但不能用来评估一个人对多样性环境的贡献,这是无法接受的。
【案,这个论证是有问题的。上述案件最高法的判例允许基于肤色对于嫌疑人进行检查,除了肤色这个标签以外,更重要的是地理环境决定的,你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巡逻,当然墨西哥长相的人有非法入境的嫌疑。而最高法当然没有认可美国国内基于肤色的巡查,比如黑人犯罪率高,警察不能见到黑人就要求搜身,肤色当然不能成为判定一个嫌疑人身份的单一指标。而一个人对群体多样性的贡献,这种听起来更是似是而非,多数意见法官已经论证的非常清晰了。首先其他族裔也可以贡献多样性,并非局限于非洲裔。其次,多样性不是有和没有的区别,而是多少程度的差异,每个人的多样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第三,我的看法,基于肤色和族裔带来的多样性,只是多样性的一个层面。思想、饮食、体育爱好,都是多样性的一个侧面,多样性不仅仅局限于肤色,任何一个族裔并不能证明某种族裔必然带来不同的多样性,也无法论证本族裔的多样性一定优于其他族裔的多样性。】
第二个案例,少数意见法官举了军事院校涉及国家安全这种重大利益时被豁免的例子。少数意见法官认为,本庭所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一种特殊利益,但这种利益无法解释本庭确认的「有限度的豁免」先例,因为国家安全这个问题在大学中依然存在。本庭可以说军事院校不是本案的相关方,但是同样的逻辑,很多其他机构也不是本案的相关方,包括一些教会大学,也没有被本庭豁免。少数意见法官认为,本庭的本案判决,凸显了裁决的任意性,以及第14修正案并没有绝对禁止使用种族作为入学考量因素。他们引用多数意见法官的「附议」说,大法官Gorsuch认为,如果种族分类通过一种「限定性的方式」,并且能提供显著的利益,则是可以被认为是合宪的。Kavanaugh大法官也认为,如果「种族考量」可以通过严格检验,则是合宪的。Thomas大法官认可种族因素可以成为纠正过去歧视政策的一种考量,并且如果通过严格检验,并且可以提供阻止专制、遏制暴力、隔离囚犯这样的显著利益,则可以被允许。Thomas大法官不时暗示,宪法只允许「直接纠正」措施,以使那些「歧视政策可辨识的受害者」受益的措施。少数意见法官认为,本庭主张「肤色无关论」的宪法,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基于种族考量的政策取向,满足平等保护条款。所以,少数意见法官认为,本庭真实立场其实不是「肤色无关论」,而是以自己的价值取向来判断什么样的利益才足够显著,才能论证基于种族考量的政策是合理的。【案,这一段话的论证有些份量。但是多数意见法官仍然可以反驳。首先,基于种族考量的政策取向,不能使种族成为一种「负面限制手段」,从而危害到其他族裔的利益。在上述Thomas大法官的论证中,阻止专制、遏制暴力、隔离囚犯,都是属于对某一个族裔有显著利益,但并没有侵害其他族裔的例子。而入学政策则不同,偏向某个族裔,必然以其他族裔的利益为代价,因此没有可比性。】
本庭为了避免公众对其司法转向的追责,试图寻找对显著性的量化指标。但是本庭的先例判决中,从来没有要求显著性的社会利益满足某一门槛儿后才可以被认为是显著的。事实上,本庭将大量利益确认为「显著的」,这些利益等同于或更多是无形的,包括保护「公众对司法制度的公正性的信心」,这个利益就很难简单的进行精确的量化。【案,少数意见法官的这个抗辩是有力量的。】
尽管本庭的多数意见法官对被告大学的办学目标种族多样性予以口惠赞赏,但是却做出了清晰的价值判断:即今天高等院校的种族融合对他们来说不足够重要。【案,这个论证是滑坡的。多数意见法官从来没有说明这个目标不重要,相反,他们论证的是,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对这种政策之外的其他族裔是不公平的,并且,这种政策很难衡量是否真的实现了上述目标,以及如果没有上述政策而采取了其他种族中立的政策,上述目标是否就一定不能实现。】
与本庭的先例判决一致,被告这种全面审视申请人的入学政策,只是在一个有限度的方面考虑了种族因素,种族只是众多考量因素中的一种。【案,这里的论证是无力的:大学入学政策的其他考量因素,都和学生本人的努力或者偏好相关,唯独种族是天生的,一个人不应该仅仅因为天生赋予的某个因素而被视为不同并享受优惠政策。并且,这种试图淡化基于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中的族裔因素,是很没有说服力的:如果族裔因素真的不重要,不能决定一个学生是否会入学,那取消与否自然无所谓。正是因为族裔因素决定了很多学生是否能入学,所以才显得非常重要,因此也是实质性的有违平等保护的第14修正案。】
这种多维度的入学政策,使所有学生受益。【案,这又是说胡话了。如果这套入学系统使所有族裔都受益,亚裔学生为什么要提起诉讼呢?如果这套明显有违平等保护的入学政策,使所有学生受益,最高法的先前判例中,为什么要加25年的时间限制?为什么要其未来某个时点必须终结?这些都是少数意见法官难以回答或者自圆其说的地方。】
多数意见法官似乎真正反对的是,一个有限度使用种族因素的入学政策,实现了他最初的设计目标,即平等化了入学机会,并增加了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裔和拉丁裔的学生人数,从而实现了被告大学的办学目标。【案,这个意思是说,多数意见法官,看到非洲裔、拉丁裔学生数量人数增长,就不舒服,这完全是胡扯。多数意见法官的论证已经很清晰了。少数意见法官这种涉及动机的判断和论证,真的非常有失风度,并且显得少数派的论证力度不够。】
毫无疑问,少数族裔的学生将承担本次判决的后果。【案,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话,基于种族因素的入学政策本就是不公正的,之前因为这些政策而没有入学的亚裔,才是这些政策的最终受害者。如今本案改判,亚裔就成为了受益者,亚裔也是少数族裔,怎么能说是要承担本案的判决后果呢?后果这里当然带有不利的负面色彩。少数意见法官的这个用词,非常不妥当,明显没有把亚裔认为是少数族裔。这就是美国今天一部分左派的近视病。】
本案的判决写到,今天的本庭意见,并没有禁止学校在审阅学生的个人论述时写有相关的种族认知和种族经历。这种假装认可,即学校某种程度上可以考虑学生的种族因素,无异于给猪脸上涂口红进行粉饰。【案,这显然又是误解。多数意见的法官,认为种族不应当是入学的考量因素,但显然不能禁止学生在个人论述时叙述自己的种族经历。而学生描述了自己基于种族的个体经历,也不是认可种族可以成为一种影响入学的考量因素。这个论证是非常滑坡的。】
最后,本庭几乎是将自己对于入学申请的喜好,强加给整个国家,而非扮演一个尊重先例的法庭,进而扮演了大学管理者的角色,并决定什么对社会来说是好的。【案,首先,先例并非都要遵循,比如种族歧视的这种坏的先例要不要遵循?其次,多数意见法官显然是从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出发,没有决定什么对于社会来说是好的。相反,少数意见法官倒是认为,diversity就是好的,或者说认可大学的目标,diversity就是好的,不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用平等的方法,而非伤害某一个或某几个族裔。最后,某一个族裔历史上受到歧视,并不是今天享有特权或者特殊照顾的理由。即便如多数意见法官所论证的,affirmative action具有一定正当性,这种政策也应该是临时性的,也必须有个终止的时间点,但哈佛和北卡显然没有准备终止。】
本庭认为哈佛和北卡大学的种族导向的入学政策,是不合宪的,因为他们依据的种族分类是「不精确的、模糊的、任意的」。让我们从头说起,这些本庭发现的有问题的种族分类,广泛应用于联邦政府的数据收集、合规报告、计划管理等目标,比如联邦统计局就广泛应用。【案,少数意见法官的这个论证很有意思,但我觉得不能成立。多数意见法官反对的不是种族分类,而是特定的种族分类,造成了实质性的不平等,损害了其他族裔的利益。也就是他们反复论证的,种族不能成为一种「负面限制」的因素,给其他族裔造成损害。联邦统计局的种族分类,和造成某个族裔的利益损失,没有必然联系。】
本庭三位有色人种大法官受益于这一制度,进入顶尖法学院,开始法律生涯,并取得了不起的成就。【首先,三位有色人种的大法官进入法学院,并不能证明他们受惠于此,尽管Sotomayor大法官明确表示她自己受惠于此。有可能是他们本身就极为优秀,即便没有种族考量的入学政策,他们也可以进入顶尖的法学院。这两件事同时存在,但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其次,三位大法官的成功,不能论证一个政策的合理性。有可能这种政策压制了其他族裔获得成功的机会,比如我们至今没有见到亚裔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黑人法官倒是很多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以上是本案判决的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要点。我觉得读完这个判决,我自己原有的意识形态立场淡化了很多。比如我支持女性堕胎的权利,但我也同时支持亚裔的平等入学权利。前者是由所谓的保守派大法官推翻的,后者是由几乎同一批人肯定的。所以同一批人他们究竟是保守还是自由呢?至少对于国内中文语境下的读者而言,过分僵化的意识形态立场,可以歇一歇了。只有到具体的案例当中,立场才会清晰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