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秦晖老师做了《从西班牙飞地非移冲击波到西非铁带:移民问题背后的全球制度博弈》的讲座,我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评秦晖《从西班牙飞地非移冲击波到西非铁带:移民问题背后的全球制度博弈》,提出一些批评意见,紧接着秦老师又做了《休达风波的联想2——答疑和问题延伸》,进行一些回应。本文是我针对秦老师回应,再谈一些看法,继续向秦老师请教。
一、非法移民与难民
我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写完之后,我们的朋友,也是秦老师资深读者的武林君就评论说,秦老师这里用难民应该是口误,其实讲的是非法移民。我是同意武林君看法的,可能秦老师原先讲座并没有在意,疏忽了,做个澄清就好了。以秦老师的博学和睿智,怎么会分不清非法移民和难民的区别?谁能保证自己没有口误?
答疑讲座一开始,秦老师说非法移民和难民不能混为一谈,这是常识,法律也不会把他们混为一谈。所以我觉得秦老师应该同意,这两个不能混用的是吧?
先说完这两个确实不一样,法律也不混为一谈,接着秦老师就开始分辨死里逃生、饱而求富的动机,并且说中国历史上的流民就是这样,有些是死里逃生,有些是饱而求富,现实中这两种动机往往兼而有之,难以仔细分辨。
秦老师还说,虽然我们叫闯入休达的这些人为非法移民,但他们自称难民。我真是很奇怪,他们自称为难民,他们就是难民了吗?所有「饱而求富」的人都自称难民,那些真正「死里逃生」的难民还能存在吗?获得难民身份的认定这么容易吗?
秦老师说,蒋瑞兄讲的不错,逐案审查是针对难民。首先,被秦老师尊称为「兄」真是让人惶恐,秦老师比我年长一辈,更是学问大家,愿意跟我们后辈交流,已经是我们的荣幸。但是呢,我没说过这个话。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原文,就美国来说,边境、入境口岸发现的非法移民,可以直接遣返;而在内陆发现的一些人,即便是非法移民,也有获得逐案审查的机会。立即遣返和逐案审查,是发现的渠道不同,不是非法移民和难民遣返措施的区别。
秦老师说,「马格里布地区总的来讲,不如近十多年来一直动乱不已的北非的阿拉伯地区,有那么多的难民,所以他们(西班牙)可以搞一些逐案审查。因此我觉得这里头的问题绝不是难民不等于非法移民那么简单。如果真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区分,那就好了,我们所有的这一切争论都不存在了。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的。」
非法移民不等于难民,这个问题太简单,因此可以混用吗?这两种人不容易区分,因此可以不区分吗?马格里布以东地区,非法移民和难民数量多,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希腊,所以希腊采取了立即遣返的政策。马格里布地区,因为政治和经济比较稳定,传统上非法移民和难民比较少,因此西班牙采取了部分逐案审查的办法。问题是,因为西班牙受到的冲击少,采取了部分逐案审查的措施,这是非法移民和难民就可以混用的理由吗?这能解释的通吗?
如果希腊混用这两个概念,某种程度上情有可原,因为马格里布以东有内战之类的,真是有大量难民,两种动机难以区分也是可以理解的。恰恰是在马格里布地区,基本没有战乱,经济比较发达,也就是不太存在「死里逃生」,绝大多数人都是「饱而求富」,这两个概念在这里很容易区分,至少比马格里布以东地区容易区分的多,混用更没有道理吧?
秦老师前面举了那么多「死里逃生」和「饱而求富」的例子,他们的动机现实中往往难以区分,就是想论证非法移民和难民,在这里也就差不多?如果真是这样,在摩洛哥这样比较稳定的地方这两个概念都难以区分,那么在其他不太稳定的地方,是不是就更难区分了?甚至,这两个概念还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吗?如果这两个概念真的可以混用,不仅是让那些不应该受到庇护的非法移民有了可乘之机,更重要的是,让那些本该获得庇护的难民,会以非法移民的名义失去了本该获得的人道主义庇护。我想,秦老师也肯定不愿意看到这一点吧?
秦老师说,「你一定要以他们不是难民,只是非法为理由,把他们堵回去,那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我是越听越困惑,秦老师到底认为这两个概念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如果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秦老师就该规范使用,第一次讲座中的混用是不恰当的,尽管可能是口误。但答疑讲座听下来,秦老师不觉得这是口误。如果这两个概念是相同的,这就和秦老师去年的看法又自相矛盾。去年,秦老师严厉批评美国民主党的边境管控,搞出来这么多非法移民在美国,如果这两个概念相同,那么多到美国的人,可以自称难民,难民又是不能强制遣返的,秦老师又有什么理由严厉批评民主党的边境管控政策?去年,秦老师认为,把很多非法移民留在了美国,会产生很多问题;今年,秦老师认为,把很多非法移民堵回去,也会产生很多问题。这个两个看法,是不是不太一致?
所以,一开始我和武林君都认为秦老师可能是口误,混用了这两个概念。我不知道武林君听完这个答疑是什么想法,我听完答疑,疑问反而更多了。
二、联想与因果联系
我的评论文章写到:
如果说,秦老师之前的很多文章和讲座,谈的是“低人木又优势”的危害,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发达国家考虑更多的是国与国的博弈,不重视制与制的博弈,带来了很多问题,这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在北非也是这样吗?我们看到了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博弈,看到了西班牙与摩洛哥的博弈,看到了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博弈,甚至美国和摩洛哥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博弈,地缘政治此起彼伏,国家博弈屡见不鲜,但是似乎并没有看到制与制的博弈。
这个讲座听下来,会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就是中资企业在阿尔及利亚建厂、建铁路,似乎跟摩洛哥(注意不是阿尔及利亚)冲击休达的非法移民有某种联系。本次讲座的题目:移民问题背后的全球制度博弈,使得这种联系若隐若现,但又没有明显的逻辑链条。
秦老师在答疑讲座中说,他从来没有要在第一讲的几个现象之间建立因果联系,而是说这些事情之间是一种联想。这真是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在《拯救德先生》一书中,秦老师不就是在中国的「低人木又优势」和美国的制造业失业,甚至全球格局演变中建立因果联系吗?同样是在《拯救德先生》一书中,秦老师自己说,过去的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更注重国与国的博弈、没有重视「制与制的博弈」,从而造成一系列恶果。他在用「制与制的博弈」的时候,显然看中的就是其间的因果联系。这次讲座的副标题,「移民问题背后的全球制度博弈」,同样讲的是制度博弈,又没有说明是联想或者漫谈,再加上秦老师自己常说的,历史研究应当研究事情之间的因果联系,我们也都铭记在心。往日的讲座、专书、文章,也都体现出了强大的逻辑链条,也都是在讲因果联系——这也是秦老师受欢迎的重要因素。那么读者按照平日里的习惯,或者说按照秦老师过往的风格,很自然在各种现象之间寻找逻辑链条、因果联系,就是很自然的事。
秦老师说,「蒋兄还提到说,我这篇文章把休达事件看成是地缘政治还是制度博弈呢?所以他认为这不是制度博弈。我觉得如果就这件事情本身而言,它可能两者都不是。」「第三,蒋兄提出的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中资在海外活动方式、制度的变化,他提出一个问题,叫做制度演进还是制度博弈?」这些表述都不是特别准确,我原文已经放在上面了。简单讲,我们看到了很多地缘政治、国家博弈,但没有看到制度博弈。无论是低人木又和高人木又的制度博弈,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博弈,第一场讲座的副标题,移民问题背后的全球制度博弈,标题有制度博弈,内容基本没涉及制度博弈,所以我说这次本次讲座的遗憾之处。而我说的制度演进,主要是指摩洛哥的制度变化,诚然如秦老师所说,这种变化可以是进步,也可以是退步,但这里不涉及中资在海外经营方式的变化等。
三、「低人木又优势」与单一解释体系
在世界民主退潮时,尤其需要为民主、自由、人木又呐喊,在今天依然有重大意义。刘军宁说秦晖的「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一大障碍;奥派的古原说,秦晖提倡「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是「中国首恶」。依照这个逻辑,既不给中国人自由,也不给中国人福利的秦始皇,岂不成了「中国首善」?首善之家,应该流芳百代,又怎么会二世而亡?在 90 年代一众自由主义启蒙者,秦老师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学理深厚、视野开阔、逻辑清晰,问题意识敏锐,且持续为民主、自由、人木又呐喊的学者和思想家,在今天这种恶劣环境下,尤其难能可贵。
在国内问题方面,兼顾福利与自由,秦老师提出「共同底线」说,在中国与世界关系方面,秦老师提出「低人木又优势」的解释,力图缩小中外差距。客观的说,这些解释都很有价值,但我对「低人木又优势」也确实有自己的反思。所以在去年,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和秦老师商榷,即便是商榷文章,我对秦老师的贡献也有充分的肯定。这次的评论文章,对「低人木又优势」也有一笔带过。
但是在此次答疑讲座中,秦老师说,「蒋兄提到我称赞中资的进步,他因此就认为我讲的低人木又优势已经过时了。」这真是非常大的误解。我去年写的四篇文章,以及今年的这篇评论,哪一句话说过「低人木又优势」的理论「已经过时了」?在去年的第四篇文章,我的说法是「在低成本已经转移的今天,低人木又优势理论的解释力有所下降」,在这次的文章中,我说的是「中国这些年的确有很大进步,问题依然不少。但今天全球化方面遇到的危机,已经不是用低人木又单一因素可以解释的了」。莫不是秦老师认为,「有所下降」就等同于「过时」?还是全球化危机只能用低人木又单一因素解释,加入其他因素,多因素解释,就代表「低人木又优势」已经「过时」?秦老师这个说法,真是有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感觉。
去年的四篇文章,我充分肯定了秦老师「低人木又优势」理论的贡献,可以说推崇备至,比如:
第一篇文章中:
您在近些年的文章、讲座中多次提及,中国的「低人木又优势」对全球化的影响,撮其大旨,在贸易中包含人木又,中国的低人木又商品借全球化之机,畅销海外,使各国劳动力要素回报下降,进而影响到其本国的产业变迁、劳工失业,乃至政局生态。推原西方自WTO以来之失误,又下中国转型几十年间,未获外部环境积极压力之断语,此均力透纸背、开辟鸿蒙之论,中外政、商、学、工,所当警醒者固多矣。
第三篇文章中:
秦晖老师《拯救德先生》一书,在区块链上出版的《拯救民主》的基础上,重写一篇序言,以纸质版在美国出版,为中文读者留下一部时代的见证。其中文字,几乎横跨二十年,散见于各种文章、采访、讲座,现在集结成书,自当可喜可贺。这么多年来,网上网下、校里校外,他几乎逢人必讲「低人木又」之危害,既先知先觉,又身体力行。可是正如秦老师所说,他一直「不幸言中」,终是难以改变当年寓言一语成谶的结果。这本书的出版, 作不成「反证」只能作「见证」,又岂是平生意?
这本书是一部反思「低人木又优势」为出发点的全球当代史,是打通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一种「通史」尝试。既有宏观视角,也有微观分析;既有经济一体化,也有全球化逆风;既有价值取向,也有实证分析。本书对民主与人木又,可谓念兹在兹,昭然若揭;对民主的危机与反思,也是心有戚戚,忧患实深。
第四篇文章中:
回顾历史,秦老师大约在2005年前后提出「低人木又优势」理论,在2009年前后提出「昂纳克寓言」的世纪拷问,真可谓是先知先觉。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在20年后依然让人由衷赞叹。
秦老师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相关论述,视野开阔、立足实证、见解高明、振聋发聩,极具穿透力。
但我的确对秦老师的理论也有所批评,说其「解释力有所下降」、「需要加入其他因素」。平心而论,这已经是非常温和的批评,但我从来没有说过「低人木又优势」理论的「已经过时了」。在今天,我们人木又现状和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认为「低人木又优势」的解释已经「过时」,在逻辑上的后果,岂不是反对提高中国人的人木又?我还不至于这么不明事理呀。但我也很诚恳的希望秦老师如果引用我的观点,尽量准确,不至于让读者产生误解。
我为什么说「低人木又优势」理论的解释力有所下降,以及全球化危机,不是用低人木又单一因素可以解释的?我们还是用例子来解释吧。
去年 12 月 30 日秦老师《全球化中的劳工博弈》,回应了我的一些看法,一方面秦老师对我的文章有些谬赞,说「水平很高」,另一方面秦老师也举了一些例子来反驳我。他举了2007年中铝集团在澳大利亚奥鲁坤项目作为例子(上述讲座1 小时 14 分左右),大意谓中资企业在和当地居民谈判的过程中,被他们的高人木又震惊,觉得不划算,2010年的时候项目就终止了。他甚至说,奥鲁坤这个项目说明,如果中资企业和其他公司在同样的人木又标准下,是竞争不过对方的。
我不同意这种解释。奥鲁坤项目终止的主要原因,是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叠加 09 年开始的欧债危机,使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衰退,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铝价暴跌,而生产成本又不断上涨,再加上当时澳洲要出台高达 40% 的超额利润部分的资源税等因素,最终投资协议终止。当地劳工的工资集体议价,就是薪酬福利等等,人力成本的上涨对于整体生产成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图片
这是伦敦交易所全球铝价的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中铝集团 2007 年介入这个项目,几乎是铝价近 30 年的高点,09 年的铝价相比 07 年的高点,几乎暴跌了 40%。因为全球央行开始救市,叠加财政刺激,2011 年有所反弹,但因为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反弹昙花一现,铝价此后低迷了 10 年左右。矿业公司是强周期属性的公司,矿业公司的利润基本取决于大宗商品价格,项目能不能成功,和人力成本的关系微乎其微。
我们来看看具体数据吧。
必和必拓,2025 年年度收入 512.6亿美金,管理费用 11.8 亿美金。那些所有的工资集体谈判,导致的高薪酬、高福利等等,都在管理费用科目核算,管理费用占总收入的 2.3%;
力拓,2025 年年度收入 536.5 亿美金,管理费用 12.3 亿美金,管理费用占总收入的 2.29%;
必和必拓是澳大利亚本土公司,力拓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合资公司。这些都是民主国家的上市公司,也都严格遵守当地的劳动法规,面临劳工工资集体议价。他们的管理费用,也就是包含所有的薪酬福利等等你能想到的员工花费,也就占总收入的2.3%左右。这是秦老师说的民主国家的高人木又环境的例子。那么中铝集团如何?
中铝集团(中国铝业),2025年年度收入2411.2亿人民币,管理费用 38.5亿人民币,管理费用占总收入比例1.6%,中铝集团又不是所有项目都在高人木又国家,我们就假定中铝所有项目都在高人木又国家吧,和必和必拓、力拓的差距,高人木又和低人木又的差距,就是总收入的0.7%左右。有一句话叫做,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管理费用升高总收入的0.7%,这个项目就做不下去了,在高人木又的环境下竞争不过对方,就把中铝集团吓跑了,这个解释能成立吗?
有人说这是2025年的情况,2010年前后可能就不一样。中铝集团2011年年报总收入1458.7 亿人民币,管理费用25.8亿,占比 1.77%,和 2025 年占比 1.6%,变化不大。也有足够的说服力。
从经济账上看,这个项目的最终停止,和高人木又的关系微乎其微。时至今日,我们有很多公司、项目,都是在高人木又国家运营。怎么竞争不过西方竞争对手呢?今天看,不光是从经济可行性的角度分析,会得出不同的答案。秦老师这个结论,似乎和人们的生活经验不太一致。在世界范围内,中资企业的「韧性」都是很强的,简单说就是很能打的,怎么会因为对方仅仅是高人木又,连运营都没开始运营,就终止了该项目?
换句话说,在还没开始投产运营的时候,仅仅因为对方的高人木又,就被吓破了胆,撤退了。这么说,似乎证据不足。假如中铝这个项目运营了几年,发现确实搞不过他们,撤资,还情有可原。国企投资、终止投资,都有项目审计。面对国资委的审计怎么解释?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太猖狂,那么高的工资,我们纸面上算了一下账,干不过,所以我们撤退了?这是不是太小看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了?当然,的确中铝这个项目决策失误,但是谁能料想到 2007 年是铝价近 30 年的高峰,谁能想到 2008 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呢?
秦老师之所以有这个认知,跟他过于强烈的价值取向不无关系,所谓「仁者见仁,人木又者见人木又」。如果一种体系认定了人木又是主要因素,就会用人木又来解释一切。显然,这是很有问题的。这个心理倾向,也就是查理·芒格所谓的,如果你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问题都是钉子。
去年,秦老师在评价特朗普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偏差。他说特朗普上台,是民主的胜利,民主派的失败。这显然不能成立。我也很不喜欢现在的共和党和特朗普,但是共和党依然是在民主框架内的政党,共和党并没有要走苏联式道路,或者希特勒式道路,共和党不是民主派的话,共和党是什么派?在秦老师看来,只有民主党才算民主派吗?这个说法,岂不是把那些支持共和党、但不怎么喜欢特朗普的人,也搞到对立面去了?怎么能说共和党的总统特朗普上台是民主派的失败?
在国内自由主义知识界,秦老师已经算是相当客观和比较中立的。比如对于特朗普,卫方老师和千帆老师,在24年11月特朗普重新当选后,都表达过美国已经接近独裁国家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判断压根不能成立。秦老师相对于前两位老师,已经是相当客观、克制了。但秦老师也有强烈的价值取向,因此影响了有些论述的客观性。
任何理论,都有约束条件和应用范围。从牛顿力学、相对论到量子力学,物理理论尚且如此,何况人文社科类的某种解释框架?秦老师在《问题与主义》一书中自谓,他游走于问题与主义之间,2000年前后他又有重新研究问题的想法。我觉得时不时的返回问题,时不时的提炼主义,是非常有必要的。「低人木又优势」的解释框架,从2001年中国入世后开始酝酿,到2008年左右随着「昂纳克寓言」的提出,正式登场亮相,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认同。但是,毕竟20多年过去了,世界日新月异,「问题」层出不穷,很多新问题都是前所未见,但秦老师的「主义」似乎一仍其旧、一统天下。一以贯之是好的,我也从没说过这个解释体系过时,但是是不是该加入一些其他因素,实现体系的更新迭代?秦老师有加入其他解释因素吗?似乎很少。《拯救德先生》一书中,绝大篇幅谈的主要还是「低人木又优势」的内容。
理论为什么需要迭代?因为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举一个例子。比如,秦老师跟一些奥派关于工会的争论。秦老师一贯捍卫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奥派则视工会为万恶之源。双方观点势同水火,且持续已有 20 余年了吧。在中国人的权利方面,我和秦老师是高度一致的。当然认为中国的工人应当有组织工会的权利。不过新出现的一些情况,可能使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下降。
那就是深度老龄化以及新出生人口的雪崩。中国现在是老龄化社会,每年大约有2000万人退休,退出劳动力市场。每年的新增劳动力,大约在1500万左右,其中1000万是大专以上的毕业生。所以,中国现在每年大约有500万左右的劳动力净减少。近些年中国出生人口的高峰,是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后,当年达到1786万,他们将在18岁即2034年进入大学,2038年大学毕业,当年毕业的大专以上学生将达到最高峰1500-1600万,这是新增劳动力最大的一年,随后会开始断崖式下降。而2025年新生人口已经跌破800万。所以,从2038-2045年,大学毕业生将从1500万降至600万左右,下降60%。而每年退休人数将持续增加,所以中国的总劳动力人口和新增劳动力人口,都会持续下降。在2038年以后,中国每年减少的劳动力,大概在1000万以上。在宏观上,会造成劳资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也就是说,很可能工人即便不通过工会,也具有比较强的工资议价能力。这是稀缺性决定的。比如,2010年前后,中国农民工迎来一波工资上涨,就是刘易斯人口拐点带来的影响。劳资供给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并且,目前的就业结构错配,也是很难用低人木又来解释的。高校毕业生每年在1000万左右,属于高技术白领,很多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但是大量底层的建筑工人、家政、养老行业,又招不到人,这种结构性的供需错配造成的失业,能用低人木又解释吗?在权利层面,我完全同意秦老师的观点,工人应当有组织工会的自由,商人也应当有组织商会的自由。但是人口结构的客观变化,使得工会集体工资谈判的经济效果,至少在一些特定行业,其重要性在减弱。
当然,也存在相反的一些趋势,比如AI的出现,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会不会造成这些已有工作的人失去工作,没有议价机制,很可能使这些人面对比较糟糕的境况。秦老师在这方面也展现出了深厚的人文关怀,比如城市农民工是不是会主动离开,离开后农村是不是也回不去了,无工可干,积蓄花光了,如何生存下去是个很大的问题。秦老师的这些看法,我都同意。但是我依然要说,秦老师这里似乎有偷换概念的嫌疑。
如果秦老师要批评「低人木又」,我举双手赞成,这完全不需要任何商榷。没有集体工资议价,当然是这个问题。这仅仅是没有集体工资议价,1920年代苏联大饥荒、1960年代中国、1990年代朝鲜,都饿死过很多人。这当然是低人木又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我没有任何异议。可是这能算是「低人木又优势」吗?这分明就是「劣势」嘛。可是按照秦老师的看法,有比较,才会有「优势」。这种「优势」,就是《拯救德先生》一书中,秦老师用来解释中国崛起、世界格局演变的一把钥匙。我们可以压低议价能力,成本比别人低,战胜欧美公司,这才是我们的「优势」,尤其在制造业,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可是对于高科技企业,降低裁员成本,并不一定能战胜国外企业,高科技企业的竞争,从来不是靠压低员工成本,你的「优势」在哪里呢?
第二个例子,秦老师之前也经常讲的,在我去年批评文章出来以后,秦老师目前至少没有发生明显改变的观点,即特朗普是美国制造业失业的穷白人选出来的。这能成立吗?我去年文章中给了详细数据,美国制造业人数降低最多的年份2010年,比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少了大约400万人。这400万人能左右美国的大选吗?根据皮尤中心的估算,美国现在有大约1400万非法移民,这些人来到美国,大部分从事的是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工作,这对美国的服务业就业肯定有巨大冲击,至少比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的影响要大的多。非法移民的问题,比中国商品的问题,对美国有更大的冲击吧。单一的「低人木又」因素,可以解释特朗普的上台吗?这的确是一个影响因子,但这因子有多大的影响,是不是应该有个量化的估计?就好比奥鲁坤项目,人工成本在高人木又环境下的确高,但高多少?是决定性因素吗?
奥鲁坤项目的失败、特朗普的上台,是不是需要「低人木又」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来共同解释呢?我没有否认「低人木又优势」的解释,甚至赞誉有加,只是说解释力减弱、需要增加其他因素。不考虑其他因素,您的「低人木又优势」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似乎都很难成立。
秦老师说他讨论过高技术条件下的「低人木又」依然有很多危害,我印象深刻的是,秦老师举过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人脸识别,第二个是器官移植。秦老师的意思是,西方并非技术不行,但是他们注重隐私,我们并非技术领先,但是可以大规模应用,从而训练了识别技术。当然了,还有秦老师没讲的,无处不在的摄像头。秦老师讲这个例子,是作为「低人木又」侵犯了隐私权的例子来讲的。说实话,隐私权和公共利益,是需要平衡的。如果一个人是异议分子,发达的人脸识别技术和无不处在的摄像头,肯定会影响他的行动自由,这当然是很糟糕的,也是需要谴责的。但如果他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呢?一部分隐私权的让渡,的确带来了更好的公共安全。中国很多城市,晚上是可以出来逛街的,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这一点,很多发达国家都比不上。秦老师全球各地都有不少读者,我想他们也都有发言权。这究竟是「低人木又」的「劣势」,还是「优势」呢?最严格的隐私权保护,真的那么值得称道? 1996年发生的南京大学龙王山碎尸案,凶手作案后,在市区华侨路、水佐岗多个地方抛尸,此案至今未破。如果当时市区有这么多监控,恐怕本案早就告破了。所以,并不是隐私权越高越好,可能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秦老师也讲过的例子,发达国家私有产权保护,有的时候面临国土整治、铁路线路规划,一条线路几十年讨价还价就是通不了,他也不赞同绝对的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有时候为了公共利益也可以让渡。隐私权也是类似的。在两种需要保护的法益上(隐私与公共安全),如何平衡,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包括秦老师本人,虽然对体制有批评,但秦老师依然不是异议分子嘛。秦老师的读者,「异议」就更别说了,很多只是微信群的「牢骚分子」,也就是普通老百姓,依然是公共安全的受益者。
第二个例子,是器官移植。卫生部前副部长黄洁夫说的,以前,供体主要来自死X犯。但是从2015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已经正式从法律层面废止了这种做法。在这之前,中国的技术积累,主要来自「低人木又」,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我稍微了解一点的肾脏移植来说吧,能做肾脏移植的大医院,很多都跟本省的交警系统有密切联系。一旦哪个地方发生重大车祸,他们会第一时间收到信息,赶赴现场,首先当然是救助,但是中国每年车祸也的确有很多人丧生。很多确定伤势严重、回天无力的车祸受害人,医生就会和他们的家属去谈定向捐赠的问题。你不捐,人也一样要死,三天后火化也是烧成灰。你捐赠,能救一条命,还能得到一些补偿。很多供体就是这么来的,你说这算低人木又吗?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介入。这相当于两个民事主体之间的行为,当然了,这是有点灰色地带的味道。因为人并不能随意处置自己的器官。但这就是中国大地的现实。这么做到底是好是坏呢?不同人从不同视角,不同立场,尤其是当事人和旁观者,估计会有很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在今天已经不用死囚供体的情况下,器官移植的技术领先,恐怕不能用低人木又来解释。
我举的这些例子,都不是用「低人木又优势」单一因素可以完美解释的。因此我写出这些疑问,继续向秦老师和各位朋友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