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写了四篇与秦晖老师商榷的文章,其中两篇提到了秦老师“低人权优势”的相关论述,表达了一些不同看法。秦老师颇有些谬赞,让我欣慰的是,秦老师在最新讲座中已经部分接受了我的看法,认为中资企业近年来在海外低人权的做法已经大幅改变,“纵向有进步,横向有差距”,是值得肯定的趋势。

新科菲尔兹奖得主王虹,非常看重与他人的合作研究,陶哲轩亦是如此。人文社科中的合作可能并不能像数学研究中的合作那么紧密,但是通过正常的学术批评,相互探讨、取得共识,形成良性互动,也是将相关认知持续深化的有益途径。因此,本文拟就秦老师8月4日《从西班牙飞地非移冲击波到西非铁带:移民问题背后的全球制度博弈》的讲座,再提出一些看法,继续向秦老师和各位朋友请教。

第一,概念的混用与误用:非法移民vs难民

秦老师自定的讲座名称,是《从西班牙飞地非移冲击波到西非铁带:移民问题背后的全球制度博奕》,但整个讲座听下来,秦老师用了20余次“难民”,用了少数几次“非移”、“非法移民”,基本上是同义替换的用法。有读者迅速根据讲座录音,整理并发布了未经秦老师审阅的文字稿,这个文字稿的质量比较高,并配上了精美地图,形成了持续传播的效果。但是这个文字稿标题直接改成了《秦晖:从西班牙飞地的难民潮说起》,虽不够准确,但根据讲座内容,也基本符合秦老师的意思。

我认为使用难民是不够准确的。非法移民和难民,在法律定义、动机、国际法中的地位、各国的应对措施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在现实中,虽然两者都是未经授权进入某国,但其性质截然不同。所谓难民(refugee),主要是因为战争、武装冲突、宗教或政治迫害,生命和自由受到严重威胁,不得已被迫逃离母国。而所谓非法移民(Illegal migrant),主要是追求更好的工作机会、教育机会,更好的福利待遇,或是与家人团聚,非法进入某国。前者受《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及国际法保护,享有“不推回原则(Non-refoulement)”,即不得强行遣返有生命危险的国家,后者主要受移入国国内移民法管辖,可能面临拘留、罚款或强制遣返。

一开始,秦老师说马格里布以东的一些地区,因为政治动荡和武装冲突,产生了一些难民潮冲击欧洲国家,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说这次摩洛哥冲击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是难民,似乎就很难成立了。摩洛哥是北非地区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武装冲突,这些冲击休达的人,很难被认定为难民。在随后几天,这些人大部分也被成功劝退,回到了本国,充分说明本国并没有生命危险。这些人就是实打实的非法移民。

正是因为非法移民和难民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各国在对非法移民和难民的措施上,也很不一样。简单说对难民的人道主义救助更多,容忍度更大;但对非法移民就会严厉很多。

第二,处理非法移民的方式,立即遣返和逐案审查,主要区别似乎并不是前者不太人道、后者更人道,而是在于适用的人群不同。

就拿美国来说,对于在边境、入境口岸被拦截的非法入境者,以及无法证明在美国居住满2年且未经检验入境的非法移民,可以由国土安全部(DHS)、边境巡逻队(CBP)、移民海关执法局(ICE),直接签发驱逐令并执行。这其实很好理解,在边境、入境口岸被拦截,就是实打实的非法移民,没什么商量的余地,可以立即遣返。这种情况唯一例外是恐惧筛查,为申请政治庇护提供了些许空间。

而对于在美国居住满2年、ICE在内陆逮捕的非法滞留人员,以及上述通过可信恐惧面谈、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或者因为婚姻调整了家庭关系的人,可以进入逐案审查的程序。进入逐案审查,是因为这些人员的情况千差万别,如果一刀切,可能使那些有合法理由居住、但法律地位未决的人,面临不利境况,因此给他们提供逐案审查的机会,使他们经过正当程序的法庭听证。

所以,立即遣返和逐案审查,是并行存在的,主要是适用人群不同,并非人道主义与非人道主义、文明与不文明的区别。

欧盟原则上采取逐案审查。但于2024年正式通过并在2026年全面生效的《欧盟移民与庇护新法案》(Pact on Migration and Asylum),对处理机制进行了标准化升级。简单说,对于来自“安全原籍国”、提供虚假身份、或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非法入境者,可以进行立即遣返(12-16周之内)。对于摩洛哥这样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国家,当然属于安全原籍国。所以对于闯入休达的非法入境者,无论是适用美国的边境、入境口岸的移民法规,还是适用欧盟的最新法案,这些人都属于可以被立即遣返的行列。

对于美国来说,近几年ICE在执法中触目惊心的粗暴执法,那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上个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对相关条例作出严格解释,裁定经海路(如游泳或乘船)直接抵达休达(Ceuta)、梅利利亚(Melilla)两地滩岸的非法入境者,不属于传统陆上即时遣返机制的规管对象,因此不得被直接进行即时集体驱逐。这个裁定旨在遵循国际法中的“不推回原则”和防止违法集体驱逐,并非赋予移民自动居留的权利。这个裁定被社交媒体误读并持续放大后,最终引发了数万人大规模冲关事件。

遵循“不推回原则”,是不使非法入境者陷入生命危险的境地,摩洛哥的数万人闯入休达,显然不属于这一列。而我前文提到的,虽然欧盟总体上采取逐案审查的原则,但2026年的新规,对于安全原籍国,是可以立即遣返的。这并不是人道与不人道、昨天与今天的区别。对非法移民的宽容,是对移入国本国公民、对已经实现合法移民的人、对那些正在排队进行合法移民的人,都很难谈得上公平,也并不是什么值得提倡的人道主义。如果说,秦老师说的更人道的方式,是指非法移民应该获得逐案审查、法庭听证的机会,那也会面临巨大的财政资源问题。移入国有没有这么多公共财政来确保每一个非法移民获得逐案审查的机会?以及,我们究竟有多大理由,要给非法移民获得逐案审查的机会?人人平等的理想主义告诉我们,希望人人都获得公正的审判和听证(有些程序要走3-5年);但是法律经济学告诉我们,正义是有成本的。正是由于成本巨大,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倾向于对于边境、入境口岸拦截的非法入境者实行直接遣返的政策,也是出于成本考量。

此外,立即遣返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直存在的。西方并不是过去心慈手软、今天铁面无私。这两种方式一直并行存在,只是根据具体的非法移民的数量、形势和财政状况,会有所取舍。过去给一些非法移民逐案听证的机会,是人数不多、财政允许时的法外开恩,但并非常态。今日欧美各国债台高筑,财政捉襟见肘,非法移民人数暴涨,有什么理由给非法移民逐案审查的机会?

西方国家把非法移民问题搞到今天这种焦头烂额的地步,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中国为什么没有非法移民问题?很简单,中国对东北亚最需要庇护的政治难民都强制遣返,怎么会对不够庇护条件的非法移民心慈手软、网开一面呢?

第三,地缘政治?还是制度博弈?

如果说,秦老师之前的很多文章和讲座,谈的是“低人权优势”的危害,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发达国家考虑更多的是国与国的博弈,不重视制与制的博弈,带来了很多问题,这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在北非也是这样吗?我们看到了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博弈,看到了西班牙与摩洛哥的博弈,看到了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博弈,甚至美国和摩洛哥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博弈,地缘政治此起彼伏,国家博弈屡见不鲜,但是似乎并没有看到制与制的博弈。

秦老师自己也承认的,中资企业近些年在海外,劳务派遣制已经大幅度减少,这应该称得上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与欧美企业相比还有不小差距,这也是事实;中资企业的投资模式,放弃劳务派遣制后,雇佣当地工人从事初级工作,与国际主流做法接近,这也是进步。至于批评中资企业现在更像传统殖民主义的看法,其实根本不值一驳。经济发展无非是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要素的组合。在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 6000美金左右,资本不是十分充足,技术依然比较落后,只拥有土地和土地之上的矿产资源、石油资源,以及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中资企业,或是外资企业,提供资本和技术,难道不是经济发展的常规模式吗?如果这都可以算是西方左派批判的殖民主义,那么是不是朝鲜这种不参与全球化的自然经济,或是毛时代的无偿援助,才是西方左派提倡的发展模式?

但是我们似乎真的没有看到北非地区的制度博弈。首先,中资企业劳务派遣减少,“低人权优势”也随之减少。这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制度博弈。第二,大家都是搞资本主义,并不存在朝鲜援建的项目。制与制的博弈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并且,这个讲座听下来,会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就是中资企业在阿尔及利亚建厂、建铁路,似乎跟摩洛哥(注意不是阿尔及利亚)冲击休达的非法移民有某种联系。本次讲座的题目:移民问题背后的全球制度博弈,使得这种联系若隐若现,但又没有明显的逻辑链条。这是本次讲座的遗憾之处。

北非地区真正值得深入探讨的,是摩洛哥的体制演化路径。为什么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冲击下,突尼斯、利比亚、埃及都实现了政权更迭,有些甚至陷入内战,但摩洛哥成为例外,成功演进出了更开明的君主立宪制?以及就本讲座而言,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如何因为资源禀赋和历史发展路径的不同,形成各自独特的政治经济形态和发展潜力。前者跟摩洛哥国王主动进行改革,向首相和议会放权、吸纳反对派、保障底层民生,都有很大关系,连人民网都称赞摩洛哥王室展示了极高的政治灵活性——通过“主动改革”抢占道德和法律的高地,把危机转化为推动政治体制转型的契机。

这些,更像是制度的演进,而非制与制的博弈。

最后,秦老师说,“无论是劳工问题、基建模式,还是难民问题,今天的全球化都可以说面临着极大危机。”可是,如果劳务派遣制已经基本不见踪影,或是大幅度改善,基建模式也与国际接轨,大量雇佣本地员工,非法移民问题可以通过收紧政策予以缓解,全球化就似乎没有面临极大的危机。今天的全球化有逆风,甚至在贸易领域有很大的逆风,但这主要是美国向全世界其他国家宣战的结果。欧盟、日本和中国,世界其他主要贸易国并没有互相征收高额关税。今天的全球化危机,在美国总统制、独特的选举人团制度下被放大了。

客观地说,中国这些年的确有很大进步,问题依然不少。但今天全球化方面遇到的危机,已经不是用“低人权”单一因素可以解释的了。美国选民大概是脱不开关系的。一位已经加入美国籍的朋友甚至说,美国一些摇摆州的白痴选民,在决定美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走势,想想真是可悲。话虽然难听,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特朗普两度入主白宫,离不开美国选民的支持,美国选民背后是什么?是美国的总统制。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经常做出不那么明智决策的选民。但是议会内阁制下,选民可以犯昏,议员集体犯昏可能性不高。党首还是有制约的,首相更替更是家常便饭。其实在去年我的第三篇文章《四大危机与四种局限》中,已经萌发了这个想法,今天可以说的更直白一点:总统制已经是一种落后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