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納稅黨人
為什麼有些衝突足以改變世界?
人類歷史最不缺少的就是衝突。
翻開任何一段歷史,我們都能看到戰爭、革命、叛亂、民族或宗教衝突此起彼伏。然而,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絕大多數衝突,終其一生都只是地方新聞;只有極少數衝突,足以改變世界。
今天的非洲仍存在多場延續多年的武裝衝突,每年造成大量人口流離失所;緬甸的內戰至今尚未結束;蘇丹近年的局勢同樣極其嚴峻。這些衝突對當地居民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悲劇,但對全球經濟與國際秩序的直接影響卻相對有限。
相比之下,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全球能源價格劇烈波動,糧食市場震盪,歐洲安全架構被重新塑造,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甚至也受到連帶影響。又例如,只要霍爾木茲海峽出現點風吹草動,世界各地的油價便可能立即反應;TW海峽任何重大事件,也會迅速影響全球半導體供應鏈與金融市場。
同樣是地方衝突,為什麼它們對世界的重要性如此不同?一種常見的回答是:「因為它們涉及大國利益。」
然而,這個回答也只是把問題往後推了一步。現在問題變成了:為什麼有些地方會成為大國利益的集中點,而另一些地方則不會?
另一種回答則認為,中東的重要性來自宗教,TW的重要性來自民主價值,烏克蘭的重要性來自地緣政治。但這些答案往往只能解釋個別案例,卻無法提供一套能同時理解中東、俄烏、台灣、AI、半導體乃至未來世界秩序的一般性框架。
我認為,問題的關鍵不首先在於衝突本身,而在於衝突是否具有足夠大的外部性(externality)。
外部性一詞,經濟學中通常指一個行為對未直接參與者所造成的影響。本文借用這個概念並稍作延伸;一項事件的外部性,是指它超越原有邊界、通過網絡(不是指的互聯網)影響更大空間尺度的能力。
有些衝突只影響一座城市;有些衝突影響一個國家;有些衝突則通過能源、金融、信息或供應鏈,迅速傳導到整個世界。真正決定世界秩序的,往往不是衝突本身。衝突所依附的技術與制度的差異,賦予它不同程度的外溢能力。
因此,如果我們希望理解中東長期成為全球政治焦點的原因,或思考新能源、人工智慧是否可能改變世界秩序,我們需要的也許不是另一套地緣政治理論。讓我來試試提出一套更基礎的分析框架吧。

自由的分類學還可以匀出個位置嗎?
政治哲學對「自由」的討論可謂汗牛充棟。有人(Berlin/Mill)強調不受干預的自由,有人(Rousseau/Hegel)強調實現自我的自由;有人(Locke/Nozick)將自由理解為權利,也有人(Sen/Nussbaum)將自由理解為能力。
然而,在許多公共討論中,一個不同性質的混淆卻長期存在。人們經常把兩種遵循完全不同演化規律的自由,放進同一個概念之中。
例如,當有人說「新能源增加了人類的自由」時,他所指的是人類獲得了一種新的能力。我們可以不用燃燒石油等化石燃料也能驅動交通、供應電力。這裡的自由,來自能力邊界的擴張。
但當另一個人說「言論自由比新能源更重要」時,他所談論的卻不是能力,而是權利的配置。誰可以發言、誰可以批評、誰可以參與公共決策,等等。
因爲兩者都叫「自由」,不加區分的討論便很容易陷入各說各話。一方談的是人類整體能做到什麼,另一方談的是既有能力應如何在人群中分配。前者主要受技術進步驅動,後者則主要受制度安排與政治博弈影響。它們彼此關聯,卻不能互相取代。
因此,本文將自由暫時區分為兩個層次。
第一種,我稱之為技術自由。它並不是某種抽象的政治權利。它是人類基於物質技術、資訊技術乃至組織技術所能實現的選擇範圍。飛機使飛行成為可能,疫苗降低疾病風險,互聯網縮短信息傳播時間,人工智能提高知識生產效率。每一項新技術,都在不同程度上擴張了人類可行動的空間。
第二種,我稱之為分配自由。它關心的是:在既有能力邊界之內,誰可以使用這些能力?誰擁有決策權?誰承擔成本?誰分享收益?投票權、財產權、司法權、言論自由,都屬於這一層面的問題。
這兩種自由並不存在高下之分,也無所謂誰更「真正」。它們共同構成人類社會,卻遵循不同的演化邏輯。如果將兩者混為一談,我們便很難理解,為何有些歷史變革主要來自技術突破,有些則主要來自制度重組;更難理解,為何有些地方性的分配衝突,最後竟會演變成整個世界秩序的重構。
技術自由與分配自由最大的差異,不只是「一個偏向正和、一個偏向零和」。它們同時具有截然不同的外部性與空間尺度。

技術自由改變世界的大小
如果說分配自由回答的是「誰擁有什麼」,那麼技術自由回答的則是另一個更基礎的問題:人類究竟能做到什麼?
這種自由不是來自權利的授予(分配),而是來自能力的增加。
在沒有飛機的年代,人類不存在跨洋飛行的自由;在抗生素出現以前,人類沒有有效抵抗細菌感染的自由;在互聯網誕生以前,即時跨洲通信並不是普通人可以擁有的能力。這些自由既非政府賜予,也非選票分配。它們是技術突破之後自然產生的新可能性。
因此,技術自由最重要的特徵,是它擴張了人類共同的可行空間(feasible set)。
經濟學常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借用相近的思路,也可以說:技術自由決定了分配自由所能運作的空間。
一個社會不可能分配尚未存在的能力。沒有人能在蒸汽機發明之前爭取搭乘火車的權利,也沒有人能在互聯網誕生之前要求社交媒體的言論自由。分配固然重要,但它始終建立在某種能力已經存在的前提之上。
然而,技術自由真正不同於分配自由之處,還不止於此。它還具有另一個更重要、卻經常被忽略的性質:外部性(externality)。
一項成熟的技術,很少只屬於發明者。蒸汽機並未永久停留在英國;抗生素沒有只治療發明者本人;晶體管沒有只改善某一家公司的效率;GPS 今天甚至成為全球數十億人的日常基礎設施。即使知識產權可以暫時延緩技術擴散,從更長的歷史尺度來看,大部分成功的技術都具有向外擴散的傾向。這種擴散,不只是產品的出口,更是能力的傳播。
它意味著,一項局部的創新,可以逐漸改變整個世界的能力邊界。
因此,我們可以把技術自由理解為一種具有天然外部性的自由。它的影響往往不會停留在一個人、一家公司,甚至一個國家之內。它跨越政治共同體,重新塑造了全球的可能性。
換句話說,技術自由天然具有全球化的傾向。

分配自由改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
與技術自由相比,分配自由的邏輯幾乎完全相反。它所關心的,不是世界增加了什麼,而是既有的存量世界如何被安排。
誰擁有土地?誰制定法律?誰享有投票權?誰可以取得教育?誰承擔更多稅負?這些無疑都極其重要的問題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通常只能在特定共同體之內得到回答。
一國的選舉制度,不會直接決定另一國公民的投票權;一座城市的土地制度,也很少直接影響另一個大洲居民的財產安排。即使全球化已大幅增加不同制度之間的相互影響,分配自由本身仍主要依附於國家、法律、市場等具體制度而存在。因此,它具有一種與技術自由截然不同的空間特徵。
如果說技術自由具有外部性,那麼分配自由更多具有局部性(locality)。它首先作用於共同體內部,而非共同體之外。也正因如此,絕大多數分配衝突天然都是地方性的。
歷史上,無論是王位繼承、土地改革、稅制改革,還是不同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都可能極其激烈,甚至血流成河;但只要沒有其他因素介入,或者妄想“輸出哥命”,其影響範圍通常仍侷限於制度本身所覆蓋的邊界。
這也意味著,分配自由雖然可能在短期內呈現明顯的零和特徵,但真正限制它的,不只是資源總量,更是它所依附的空間尺度。
橋接兩種自由
技術自由與分配自由最大的差異,乃至於它們一個偏向正和、一個偏向(短期)零和的特徵,都是源於它們改變世界的尺度不同。技術自由通過外部性,不斷擴張事件的影響範圍;分配自由則通過局部性,主要調整共同體內部的利益結構。
因此,一場地方性的分配衝突,本來並不足以成為全球事件;只有當它依附於某種具有巨大外部性的技術體系時,才可能突破原有的地理邊界,成為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或許有人會提出疑問:難道所有戰爭都不具有(巨大)外部性嗎?顯然不是。

阿富汗便是一個值得對照的例子。二十餘年的戰爭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災難,也深刻影響了當地社會,甚至一度牽動美國的外交與軍事資源。然而,從全球經濟運行的角度來看,它並未像石油危機那樣立即推高世界能源價格,也沒有像半導體供應鏈中斷那樣迅速傳導至全球製造業,更沒有像金融危機一般改變各國央行的政策方向。它當然具有政治外溢效應,例如反恐合作、難民流動、國際安全政策等,但這些影響主要集中於特定領域,並未形成整個世界共同依賴的能力節點。
換言之,阿富汗的重要性主要來自安全與戰略考量,并非由於它掌握了一項全球系統高度依賴的技術或能力。因此,它的衝突雖然可以長期受到國際關注,卻難以像石油供應受阻那樣,在極短時間內通過市場、供應鏈與金融網路向全球同步傳導。
這種對比恰恰說明,真正決定一場地方衝突能否演化為全球秩序事件的,並不是衝突本身的激烈程度,而是它所依附的能力體系是否具有足夠大的外部性。
從這個角度/反例來看,世界秩序並不是由衝突本身塑造的。它們更像是一種特殊的“失控”,由那些賦予衝突巨大外部性的技術塑造而成。石油如此,半導體如此,社交網絡如此,人工智能也可能如此。
我們可以重新理解本文一開始提出的問題:為什麼有些地方天天戰爭,世界卻幾乎無動於衷;而另一些地方只要出現一絲緊張,全球市場便劇烈震盪?答案既不是前者比較不重要,也不是後者的人命更加珍貴。在我看來,就是兩者所依附的技術外部性完全不同。
衝突仍然是地方性的;真正變成全球性的,是支撐衝突的技術體系。
帶著這個框架,我們便可以重新回到中東。接下來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也從「為什麼中東總是衝突不斷」,換成了「為什麼中東的衝突,會比世界上大多數衝突更容易演化成整個世界共同面對的問題」。
地方衝突如何成為全球秩序的節點
和地球上任何其它人類定居區一樣,中東從來不是一片沒有衝突的土地。從部落競逐、宗教分裂,到帝國更替,這片土地幾乎每一個歷史時期都充滿權力競爭。如果僅僅因為存在民族矛盾、宗教衝突或歷史恩怨,中東並不特殊;世界上許多地區都曾經歷過類似的過程。
真正值得解釋的,是為什麼中東的衝突最終成為全球共同面對的問題。按照本文提出的框架,答案在於衝突所依附的技術體系。
如果說宗教、民族與國界問題屬於分配自由的範疇,那麼石油則屬於技術自由所創造出來的能力體系。更準確地說,它是工業文明得以運轉的重要物質基礎。二十世紀以來,全球交通、化工、軍事乃至現代製造業,都在不同程度上嚴重依賴石油。正因如此,一個原本局部性的地區衝突,開始具有跨越國界的巨大外部性。
所以我們看見,當霍爾木茲海峽出現軍事緊張時,受影響的首當其衝是海灣國家,然後立馬傳遞至全球能源價格;當中東主要產油國減產時,其結果往往不僅是局部市場調整,世界性的通貨膨脹與貨幣政策變化也接踵而至。地方性的分配衝突,通過能源體系的全球外部性,被放大成了全球秩序的一部分。

因此,中東真正特殊之處,不是宗教比別處更激烈,也不是民族比別處更複雜——(可能的確更激烈和複雜一點吧!)——它所承載的技術體系,使當地任何重大變化都可能向世界傳導。
換句話說,中東不是因為衝突而重要。它所依附的技術(能力),賦予了衝突世界性的尺度。
當組織技術遇見物質技術
如果石油只是能源,中東的重要性或許仍會隨著新能源革命逐漸下降。然而,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
二十世紀後半葉,一套新的制度逐漸建立起來:全球主要石油交易普遍以美元結算,這套制度通常被稱為「石油美元」。很多人將石油美元理解為美國獲得廉價石油的方式,但從本文框架看,它更像是一項組織技術(organizational technology)。當物質技術回答「人類能做到什麼?」的問題時,組織技術回答的則是:「人類該如何合作?」
衆所周知,公司制度是一種組織技術,中央銀行是一種組織技術,現代法律、全球金融、SWIFT清算體系,本質上都是如此。它們未必直接創造新的能力,卻決定能力如何流動、如何定價,以及最終由誰控制。
石油美元也是其中之一。它沒有增加石油本身的能量,卻重新定義了全球能源如何交易,以及由誰提供最終的貨幣基礎。
因此,美國在中東長期維持高度介入,真正需要維護的不只是能源供應,更是一套圍繞石油建立起來的組織架構。這也解釋了一個經常令人困惑的現象。即使美國自身逐漸降低對中東石油的直接依賴,中東的重要性卻沒有同步下降。因為真正受到挑戰的,並非僅僅是石油(供應)本身,建立於石油之上的制度網路才是重中之重。
這也是兩種技術之間的一場競爭:新能源屬於物質技術,它試圖改變能力的來源;石油美元屬於組織技術,它試圖維持能力的配置方式。
歷史上,每一次重大技術革命,都會不同程度地衝擊既有的組織技術。印刷術削弱了知識壟斷,鐵路改變了帝國治理方式,互聯網重塑了媒體產業。
新能源是否會帶來相同程度的制度重構,仍有待觀察,但兩者之間的張力是明顯真實存在的。
自利如何成為結構性的力量
東大在新能源與石油兩個方向上的布局,常被理解為互相矛盾:一方面大量進口石油、投資海外能源;另一方面又成為全球新能源產業的重要推動者。
然而,若將兩者放入本文框架,這種看似矛盾的策略,反而呈現出高度一致的結構邏輯。
對任何大型經濟體而言,能源安全都是基本需求。石油仍主導世界能源體系時,保障石油供應是理性選擇;而當新能源逐漸成熟時,提前建立新的產業優勢,同樣符合自身利益。
這其實是一種風險管理。石油體系長期維持,東大仍可通過既有能源網路獲得穩定供應;新能源逐步改變世界能源結構,東大又能依靠先期投入獲得新的競爭優勢。因此,東大凸顯出來的重要性,無論它是否試圖推翻既有秩序,在於其最優策略恰好與降低全球石油依賴的方向部分重合。
這和歷史上的那些案例深度吻合。真正推動制度演化的力量,往往不是參與者刻意追求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往往來自於在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時,參與者們無意間改變了整個系統的均衡。正如蒸汽機的發明者並非為了建立工業文明,互聯網的建立也不是為了重塑全球媒體,新能源企業首先考慮的是市場,而非世界秩序。
東大同樣如此。它徹頭徹尾是一個自利的行為“者”。但正因如此,它反而可能成為推動世界結構轉變的重要力量。我撰寫此文並不是爲了辨析「新能源將解決中東問題」,更不是爲了吹拉彈唱「東升西降」。在我看來,真正有趣的命題是,「地方性的分配衝突,只有依附於具有巨大外部性的技術體系時,才會演化為全球性的秩序問題」。
石油如此,未來可能引入的其他技術也將如此,那麽中東作爲目下的一個案例,是否能揭示一條更一般的規律呢?即世界秩序的中心,並非永遠固定在某一片土地,而是會隨著具有最大外部性的技術不斷遷移。
假設一下,如果石油不再是全球最重要的技術節點,那麼下一個具有巨大外部性的「世界樞紐」,將會是什麼?它會是一種能源、一項技術、一套制度,還是一種全新的能力?
如果本文前面的分析成立,那麼我們便可以提出一個比中東更大的問題:當石油的重要性下降之後,中東是否就會退出世界政治的中心?
直覺上,很多人會回答「會」。如果新能源逐漸部分(完全取代目前看來還不可能,特別是對於化工行業)取代石油,中東自然失去能源中心地位,地方性的宗教與民族衝突,也將重新回到地方。
然而,事情恐怕也沒有這麼簡單。「石油是否會退出歷史」其實是一個雖然可能會有漫長期限但是肯定的回答,然而,下一個具有全球外部性的技術是什麼呢?
如果新的技術仍然高度集中於少數地區、少數供應鏈或少數制度,那麼世界秩序的中心未必消失,只是遷移。換句話說,「熱點」(Hot Seat)可能從中東搬到了別處。
回顧近兩百年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反覆出現的規律:十九世紀,煤炭具有最大的工業外部性,例如德國的魯爾區被戰勝的法國和比利時占領;二十世紀,石油逐漸取而代之;二十一世紀初,信息網絡開始形成新的全球依賴;今天,人們開始討論另一批新的關鍵節點:人工智能、高端芯片、GPU、資料中心、稀土、鋰、海底光纜、衛星導航......
它們共同具有一個特徵:並非每個人都需要直接控制它們,但幾乎所有人都需要依賴它們。一旦如此,它們便開始具有與石油相似的外部性。例如,當全球主要芯片製造能力集中於少數企業與少數地區時,任何地方性的衝突,都可能通過整個電子產業鏈傳導到世界各地;同樣地,一條海底光纜的中斷,影響的不只是沿岸城市,而是全球金融交易與資訊流動。
世界秩序真正依附的並非某種特定資源,而是那些具有高度網路中心性的能力。石油曾經如此,未來AI也可能如此。
新技術真的會降低衝突嗎?
新能源革命曾經帶來一個有趣的問題。許多人相信,新能源將使世界擺脫石油依賴,因此減少國際衝突。
這種判斷並非沒有道理。如果能源來源更加分散,任何單一產油區的重要性都可能下降;如果發電逐漸本地化,能源供應鏈也可能變得更具韌性。從本文框架來看,這意味著,石油所具有的巨大全球外部性,可能會在其替代形式中開始下降。
然而,這並不等於外部性本身消失,因為新能源同樣需要新的物質基礎——鋰、鎳、鈷、稀土、銅、高效電網、大型儲能、功率半導體,甚至AI所需的大量電力。換句話說,世界可能只是把依賴,從一種技術轉移到另一種技術。
如果新能源體系最終仍依賴少數關鍵節點,那麼「熱點」並沒有真正消失,只是從油井變成了晶圓廠,從輸油管變成了海底光纜,從霍爾木茲海峽變成了新的信息樞紐。
因此,一項技術是否能真正降低全球衝突,和它是否取代了石油的關係不大。它是否降低了全球系統對單一節點的依賴程度?這個問題的答案比能源種類本身更重要。

如果說新能源仍只是一場能源革命,那麼AI所代表的,可能是一場能力革命。石油提高的是物理世界的生產能力,AI提高的則是知識生產能力。兩者具有一個共同點:它們改變了整個世界能做到什麼。換言之,它們都可能重塑能力邊界;而能力邊界一旦改變,分配方式便不得不隨之重新調整。
這也是為什麼AI的討論很快就超越了技術本身,開始涉及監管、版權、就業、國家安全、算力、芯片、資料。雖然還有很小一部分人(科學家和其他業界人士)在競爭於在AI技術本身上拔個頭籌,絕大部分人真正關心和爭奪的是AI所創造出的新能力,究竟由誰掌握。這一點與石油時代並沒有本質不同,不同的只是外部性的來源開始改變。
因此,我越來越傾向於認為,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變化是外部性革命。自帶不同外部性的技術正在重新定義哪些地方足以影響世界、哪些企業足以左右產業、哪些制度足以改變秩序。真正需要理解的是外部性如何隨著技術一起遷移。
反思與延伸提問
腦生反骨的我自然會不甘心:那麽外部性是否只會遷移而不會消失呢?
誠然,技術自由具有外部性,因此世界秩序會圍繞具有最大外部性的技術重新組織。但第一個自然的疑問是:如果未來的技術越來越分散、越來越去中心化,全球外部性本身是否有可能開始下降?
例如,如果能源可以在地方生產,算力可以高度分散,製造可以全面在地化,那麼任何單一節點的重要性都可能降低。這意味著,人類或許不是找到新的「熱點」。「熱點」本身就在逐漸消除。這是一種值得期待、在各種科幻小説中被描述、但尚未被證明的可能性。
接下來,組織技術是否總能重新捕獲物質技術呢?歷史上看,印刷術降低了知識傳播成本,但很快催生了新的出版壟斷;互聯網降低了資訊流通門檻,但大型平台重新建立了新的流量中心;人工智能降低了知識生產成本,同時也可能形成新的算力集中。技術自由並不會自動帶來更均衡的分配。新的能力,往往很快便會被新的制度重新組織。因此,物質技術與組織技術之間,更像是一場持續演化,并沒有一次性的勝負。
還有,世界是否一定存在單一中心?本文假設世界秩序具有某種中心性。然而,另一種可能是,未來不同技術形成不同的中心:能源有能源的中心,信息有信息的中心,金融有金融的中心,AI有AI的中心。這些中心彼此重疊,又彼此競爭。
未來的世界,也許不是一個「熱點」(Hot Seat),而是一組彼此交織的「熱網」(Hot Network)。如果如此,地緣政治本身,也將變得比過去更加多極。
最後,分配自由的重要性是否因此下降?答案是否定的。本文反覆強調技術自由的重要性,但這並不意味著分配自由因此失去價值——恰恰相反:技術越強大,其成果越豐盛,如何分配就變得越重要。
當人工智慧能夠創造巨大財富時,人們會更加關心收益如何分享;當新能源降低能源成本時,人們仍然需要回答誰擁有電網、誰控制市場、誰制定規則。因此,技術自由與分配自由並非替代關係:前者決定新的能力是否存在,後者決定新的能力如何進入社會。
真正決定世界秩序的是什麼?
至此,我們終於可以重新回答本文最初提出的問題。
世界秩序的中心,並非天然存在,它總是依附於某種能力。能力通過技術被創造,技術通過外部性擴散,外部性重新定義事件的重要性,政治則圍繞新的重要性重新安排利益。
如果說二十世紀最大的外部性來自石油,那麼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外部性,很可能來自人工智能、算力、半導體、信息與新的能源體系。它們共同決定了哪些地方成為新的世界樞紐,也共同決定了哪些地方的衝突,將再次超越地方本身。
回到文章最初的問題:為什麼有些地方天天戰爭,世界卻幾乎無動於衷;而有些地方只要出現一點緊張,全球市場便立刻震盪?
傳統答案往往是:因為那裡更重要。但本文試圖指出,「重要」本身不是一種先驗屬性。一片土地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位於某個地理位置,也不是因為它承載了某種文明。因為它在特定歷史階段,恰好位於全球外部性最密集的節點。
中東如此,硅谷如此,TW的先進芯片產業如此,未來的AI基礎設施也可能如此。真正改變世界秩序的,不只是戰爭,也不只是資源。
雖然寫到這才提出太長不讀/TLDR版本顯得太晚和太假惺惺,我還是要列舉如下:技術創造能力(技術自由);能力形成外部性;外部性決定尺度;尺度塑造世界秩序;政治則決定利益如何在這個秩序中分配(分配自由)。
世界史並不只是帝國興衰的歷史,也不只是戰爭勝負的歷史。從另一個角度看,它更像是一部外部性遷移的歷史。煤炭曾經是世界的中心,石油曾經是世界的中心,信息網絡成為新的中心,而人工智慧或許正開始形成下一個中心。
政治衝突並沒有消失,也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消失,它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追逐那些最能影響整個世界的能力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