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馬丁路的金師傅
「城市慷慨亮整夜光,如同少年不懼歲月長。」 陳粒這麽唱到。
更遠一點的還有老狼唱矮大緊,「那時候天總是很藍,日子總過得太慢。」
英文作品的話,我記得Harper Lee在她的名著To Kill a Mockingbird中有這樣的句子,「A day was twenty-four hours longbut seemed longer. There was no hurry...」
Luis Alberto de Cuenca也寫過,「los días eran más largos que ahora」(日子比現在更長)
這個不完整跨語種的比較之下,難免不讓人產生一種感覺,那就是,大家都會覺得小時候的,或者至少過去的,時間過的更慢。這是一種很美好的詩化的感覺。
但是有沒有想過,爲什麽人在年少會覺得歲月漫長?爲什麽人過中年,同樣的年華會感覺仿如零式俯衝呢?

一、感知的尺度
十九世紀的生理學家韋伯與費希納各自發現了同一件事:和之前普遍認為的線性方式不同,人類(乃至動物)對外部世界量的感知其實主要是對數的。即我們感知到的,並不是刺激量本身,而是刺激量的比例變化。

聲音是最直觀的例子。音量的物理單位是帕斯卡(聲壓),人耳可感知的範圍跨越了超過六個數量級——從耳語到噴氣引擎,聲壓差了一百萬倍。如果感知是線性的,我們的神經系統早已在震耳欲聾中崩潰。
但我們沒有。原因就在於耳朵計算的是比值,而不是差值:音量提高一倍,我們感知到的不是「加了一倍的聲音」,只是「稍微大了一點」。正因如此,音樂家才用分貝(dB)這個對數尺度來量度聲音。
音高亦然。鋼琴鍵盤上相鄰兩個八度之間,頻率是兩倍的關係,不是相差固定的赫茲數。中央C是261.6Hz,高一個八度是523.2Hz,再高一個八度是1046.5Hz——每次翻倍,如此類推;我們聽到的是「相同的音程距離」。這種乘法等距,在線性座標上看就是指數曲線,在對數座標上卻是一條直線。因此我們可以說,音樂的直覺是在對數空間裡建立的。
亮度、重量、氣味的濃度——幾乎所有感官都遵循同樣的法則。這可不是啥人類中心主義的特殊設計,鳥類、魚類、昆蟲的行為實驗都顯示出類似的對數數量感知(Approximate Number System)。所以說,韋伯-費希納定律不是人類的例外,它是生命感知世界的通用語法。
二、時間也是對數的
現在回到那個關於時間的問題。為什麼五歲的孩子覺得一年漫長,五十歲的成人卻覺得它轉瞬即逝?
讀到這裡,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我們感知時間長度的方式,可能也是對數的——以已活過的時長為基準,計算的是比值,并非我們一般認爲的絕對數值。
一年對五歲孩子而言,是其生命的五分之一;對五十歲成人而言,只是五十分之一。比值差了十倍,主觀感受上的「份量」自然也差了十倍。
這個機制有個有點殘酷的推論:如果時間感知的加速是單調的,而且隨著年齡增長只會愈演愈烈,同時還沒有自然的反轉點,那麽除非參照基準被重置——比如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大量新奇的經驗密集湧入,使得「有效感知密度」暫時提升,時間便主觀上不會重新“變”慢。
這也許解釋了為什麼旅行或重大的人生轉折,事後回憶起來總是顯得格外漫長,彷彿在那段日子裡活得更多。
陳粒可不是數學家,不過她唱「少年不懼歲月長」,就是關於一個樸素的數學事實:少年的參照基數小,同樣的時段佔比大,歲月當然顯得長。
等到城市的燈光已亮了幾十年,同樣的一年在積累的時長面前,輕薄得幾乎失重。
三、損失厭惡的幾何學
行為經濟學有一個著名的發現:人對損失的恐懼,遠遠超過對等量收益的期待。Kahneman與Tversky的實驗估計,損失帶來的痛苦約是同量收益帶來的快樂的一點五到兩點五倍。這個不對稱性被稱為「損失厭惡」,並被廣泛詮釋為人類的非理性偏誤。
但如果延續前面“對數感知是感官的通用語法”的認知,那麼這個「非理性」也許根本從未存在。
設想一個簡化的乘法對稱賭局:以當前財富K為基準,輸則減半(K → K/2),贏則翻倍(K → 2K)。從乘法的角度看,*½ 與 *2 互為倒數,完全對稱。但從絕對值看,損失的量是 K/2,獲得的量是 K——後者是前者的整整兩倍。
如果一個生物的感知天然是對數的,它計算的是比例變化,不是加法差值。在對數空間裡,這個賭局是完全對稱的:Log(2) = Log(1/2) 的絕對值相等。這個生物對此賭局應當無動於衷——理性期望為零。
問題在於,Kahneman用來測量的工具是線性的加法尺度。他問的是:你願意為了避免損失100元,放棄多少可能的收益?這個問題預設了加法框架。當研究者用線性尺度去測量一個對數感知的主體,他必然讀出一個看起來像「損失端被高估」的結果。因為主體有偏誤嗎?我感覺更多是因為測量工具和感知語法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的錯位。
換句話說,Kahneman測量到的那個大約兩倍的不對稱,可能根本不是情緒系統的扭曲,它只是感知尺度與測量尺度不匹配的幾何副產品。

換句話說,損失厭惡也許不是人類的“弱點”;作爲一個對數感知者,那是我們在線性世界的地圖上留下的投影誤差。
BTW,這本書充滿了各種half-truth,在我看來就是問題還沒提到位
四、我們以為的均匀世界
對數感知與線性世界觀的錯位,在人類社會的許多地方製造了系統性的誤解。我們的直覺往往預設世界在加法尺度上均勻分佈,但現實卻往往在對數或乘法尺度上才顯現其秩序。
聲音的頻率
如前所述,音樂的音程是乘法的,不是加法的。想象一下,如果你把鋼琴的88個鍵按頻率(Hz)排列在線性座標上,低音區的鍵會擠成一團,高音區則稀疏散落。
但在對數座標上,88個鍵均勻分佈,每個八度佔據相等的視覺距離——這才是聽覺真正感知到的空間。任何一個以加法眼光理解音樂頻率的人,都會對現實產生根本性的錯誤直覺。
地震的強度
芮氏規模是對數尺度:規模7的地震釋放的能量,是規模6的約三十二倍,而非「大了一點」。大多數人直覺上把規模的數字當作線性量級來理解,於是系統性地低估了高強度地震的破壞力,也高估了中低強度地震的嚴重性。這個直覺錯誤在災難應對和政策制定中可能造成真實的代價。
財富與貧富差距
財富的分佈在線性尺度上看起來是極端扭曲的:少數人佔有絕大多數財富,多數人幾乎一無所有。但換到對數尺度,分佈往往接近對稱的正態分佈。
當然,嚴格來説,現實中財富的分佈(尤其是頂端)更符合帕雷托分佈(Pareto Distribution,即冪律分佈),在對數坐標軸上,冪律分佈表現為一條直線(Log-Log plot);別想看到對稱的正態分佈(對數正態分佈通常用來描述收入,而非極端分化的財富)。
這恰好反映了財富積累的乘法本質:每一筆財富都傾向於以固定的比例增長,而不是以固定的絕對量增加。我們用線性直覺來判斷分配是否「公平」時,財富本身說的卻是另一種語言。
病毒的傳播
指數增長在線性尺度上的早期階段,看起來近乎平靜,難以引起警惕。人類的直覺是線性外推的:今天10例,明天可能15例,後天20例。但指數增長的邏輯是:今天10例,明天20例,後天40例。
這個直覺盲點在疫情初期多次造成災難性的反應遲滯——我們的對數感知幫助我們感知比例,但我們的決策框架卻往往還是基於線性的。

不過好在,在現實中,資源限制和内部競爭會很快將指數式擴張給減速下來。所以人類還沒有被弄死。
五、兩種語言之間
我們(至少)生活在兩種語言之間。所以我必須澄清一下,以上只是爲了進行比較的簡化描述,并非暗示著兩種語言在現實中被排他性的使用。
感知說的是對數語言:比例、倍率、乘法的遠近。現代文明建立的許多工具和制度,說的卻是線性語言:差值、總量、加法的公平。大多數時候這兩種語言可以互譯——或者至少沒有那麽迫切,所以留出來了互譯的時間。但在邊界地帶——在感知時間、評估風險、判斷貧富、應對危機的時刻——它們的語法差異會產生系統性的錯誤翻譯。
韋伯-費希納定律揭示的感官的這個技術特徵,其實暗示了一個更深的事實:自然界的大多數重要過程——生長、衰減、傳播、積累——都以乘法形式展開,那麽對數感知就是生命對這個乘法世界的適應性回應,是把指數現實壓縮成線性可操作信號的逆變換。我們的感知語法,是幾億年演化對這個世界結構的一份臨摹。
所以當我們說「小時候的時間過得慢」,我們說的不只是鄉愁。我們說的是,在那個參照基數尚小的年代,每一年都是生命中一塊大比例的領土,值得被完整感受;當城市的燈光亮了幾十年之後,同樣的一年,已變成了一個愈來愈小的分數的分子。

壞消息是,這可沒法子改變——但是它可以被理解。這可能是唯一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