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地下打字員
一、最初的解讀
相信很多人第一次看《地下》(Underground,1995)時,會和我的感覺差不多;而我的第一感覺和第一次讀《百年孤獨》時也不無相似。我都會驚訝於它(們)近乎失控的想象力:婚禮、葬禮、戰爭、音樂、動物、酒精與狂歡彼此纏繞,人物彷彿永遠處於躁動與爆炸的邊緣。
一開始,我很自然的將其理解成一種超現實式的個人天才創作,或者對totalitarianism的政治諷刺——獨裁者欺騙人民,歷史被操控,個體在謊言中迷失,云云。
但是隨著閲讀和接觸的增多,我馬上發現這兩種讀法都有其局限。前者把導演個人天才神秘化,後者把電影的複雜性壓縮成一條政治寓言。
後來接觸更多巴爾幹(或者加上中東歐)地區的音樂、電影與藝術,我就會慢慢發現,《地下》中相當一部分所謂「魔幻」與「荒誕」,並不完全來自導演憑空的幻想,更有點像是來自外部觀眾對巴爾幹文化語法的不熟悉。
對許多西歐、北美乃至東亞觀眾而言,那種銅管樂永不停歇、悲劇與狂歡混雜、死亡被戲謔化的表達方式,看起來像是超現實美學;但對巴爾幹而言,它屬於稍微誇張一點的禮拜二。

二、地窖不只是政治隱喻
電影的核心裝置是地窖。
馬高(Marko)以保護之名,將一群人困在地下,讓他們相信戰爭從未結束,讓時間在地底凍結。地面上的歷史繼續流動——南斯拉夫建立、分裂、再分裂——但地窖裡的人永遠活在同一場戰爭的幻覺之中。
這個設置最常見的讀法是政治寓言:極權體制靠謊言維繫,統治者壟斷歷史敘述,被統治者在虛假的現實中消耗生命。這個讀法有其道理,但它把地窖過度等同於「欺騙機器」,等於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什麼地窖裡的人願意相信?為什麼這個謊言如此奏效,以至於即使偶有裂縫,也沒有引發真正的崩塌?
答案不只在於馬高的控制技術,也在於地窖所提供的東西:一個穩定的神話時間。
在地窖裡,身份是清晰的(我們是抵抗者),敵人是明確的(戰爭還在繼續),意義是完整的(我們的犧牲有其目的)。地窖裡沒有和平的曖昧,沒有勝利之後的虛空,沒有民族身份在和平年代必然面對的瓦解與重組。它是一個讓人可以永遠保持英雄姿態的空間。
從這個角度看,地窖不只是極權欺騙的裝置,它更是一種民族神話的結構性需求的具象化——人對凍結時間的渴望,對一個永恆「起源時刻」的依附。
三、民族神話的時間結構
每一種成熟的民族主義都有其神話時間。所謂神話時間,是指一個被反覆召喚、永遠保持情感鮮活的「創傷或榮耀瞬間」。它并非歷史時間線上的某個節點。作爲一個被凍結的情感核心,它是一個民族自我認同不斷向其回溯的原點。
在巴爾幹,這種神話時間有其特別的歷史根基。長期位於多個帝國與文明的斷裂帶,巴爾幹的歷史從未能被平靜地博物館化與制度化。當線性歷史帶來太多痛苦和身份瓦解時,人就想回到那個「一切都清楚」的時刻。很多後殖民、後帝國、後創傷社會都有類似機制。以色列的「Masada情結」、某些阿拉伯國家的「納克巴」、甚至部分東亞的歷史敘事,莫不如此。
東正教世界、奧特曼帝國、哈布斯堡帝國、斯拉夫民族主義以及後來的冷戰秩序,輪流來這片土地上坐莊(然後失敗);祖父輩的戰爭、民族衝突、政權更替,仍然殘留在日常生活的溫度之中。人們對歷史形成一種高度情緒化的感知。某種程度上,它不是漸行漸遠的過去,它是尚未冷卻的現在。
《地下》中的地窖是這種神話時間的物質化形式。地窖維持的不只是一個謊言,它還是一種讓身份保持穩定的機制。只要戰爭還在繼續,只要敵人仍然存在,我們就知道自己是誰;一旦走出地窖,進入歷史的真實流動,身份的確定性就會開始瓦解。
這也解釋了電影中一個細節:馬高自己從未真正「出來」。他在地面上扮演的,仍然是那個被凍結時間所定義的角色——民族英雄、革命者、掌握歷史翻雲覆雨手。
他欺騙別人,但他自己同樣被同一套神話所囚禁。他並不是一個冷靜的操控者在外部操弄一個封閉系統;他本身就是這個系統的一部分。
歷史通常都是這樣的。騙子與被騙者共享同一個神話結構,只是位置不同。
四、時間的麻醉
《地下》的音樂由戈蘭·布雷戈維奇(Goran Bregović)編排的銅管樂隊完成。它是電影最顯眼的形式特徵,也是最容易被誤讀的元素。
它通常被解讀為巴爾幹文化的風格標誌,或者庫斯圖裡卡個人的美學癖好。但在民族神話這個框架下,它有更深的功能性意義。
音樂在《地下》中從未停止,即便在最荒誕、最悲傷的時刻也不停歇。比如,片子的一開頭,就是馬高和黑子駕著馬車在前面,後面跟著一路小跑的樂隊——而他們居然還在同時連音都不走的奏樂!
所以在我每次回想起電影時,它首先出現的地方是在自己的耳朵裡面。那喧天的管樂,“沒一刻可以安靜”。
這種持續性本身就是一種時間策略。音樂製造的是一種循環的、永恆的現在感,於是便取代了線性的歷史感。作爲一種對抗時間流動的機制,它是强效的麻醉劑,可以讓人留在神話時間之中而不被歷史捲走。
婚禮可以在葬禮中進行,狂歡可以在廢墟上展開,都是因為音樂提供了一個超越具體情境的情感連續性。悲劇和喜劇被音樂縫合在一起,并非它們沒有差異,實在是這種情感的劇烈切換中經常會散發出一種「我們還在這裡」的存在感。
BTW,我疑心當歪果仁看我們的墳頭蹦迪或者靈車艷舞,會不會油然而生類似的感受呢?

但要真正理解這種音樂的來源,就必須追溯它的節奏結構。巴爾幹音樂最顯著的特徵是非均等拍——7/8、11/8、5/8,乃至更複雜的複合拍型。
在西歐音樂理論裡,這些被視為「不規則」;但在巴爾幹傳統中,它們不過是身體記憶的一部分而已,從小通過舞蹈和節慶內化。這種「不對稱但可預期」的節奏訓練,培養出一種對非均等秩序的適應能力。這種身體直覺,和在長期失序中仍然維持存在感的生存技術,想必有著某種深層的結構共鳴吧。
當然,這種節奏傳統並不是某個民族的天然產物,它其實多個歷史力量疊壓後的沉積物。
首當其衝是奧特曼馬卡姆音樂系統。馬卡姆/Makam傳統是巴爾幹微分音最重要的歷史來源。馬卡姆不是十二平均律的系統,它的音程劃分更細——傳統上用的是53音分律或者更複雜的比例,某些音級在不同的馬卡姆裡還會有細微的高低偏移,這些偏移是有表情意義的,不是演奏誤差。
其次還有拜占庭聖詠傳統、羅姆音樂人帶來的即興彈性甚至猶太Klezmer音樂,幾個來源相互滲透,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穩定性。
這種音樂語言的跨境傳播,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一個特殊的媒介:羅姆職業音樂人。
羅姆樂手在巴爾幹扮演了一個結構性的角色。他們是跨民族的音樂服務提供者,在塞爾維亞婚禮、保加利亞節慶、馬其頓葬禮上都能演奏,超越了各民族之間的宗教與語言邊界。正是這種職業性的流動,使得非均等節奏、即興演奏技術、高能量婚禮音樂的美學,得以在整個巴爾幹半島形成某種共同語彙。這個事實本身,就比「民族文化自然孕育出民族音樂」的敘事複雜得多:《地下》的聲音,本不屬於某一個民族,它屬於一個流動的、跨邊界的音樂人網絡。
這個網絡的另一條重要線索是Klezmer音樂。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在奧特曼和東歐的長期定居,使Klezmer與巴爾幹音樂之間形成了深度的雙向滲透。
一般的敘事是單向的,“Klezmer吸收了馬卡姆調式和羅姆節奏”,但我覺得更準確的說法是:由於猶太Klezmorim與羅姆樂手在許多地區既是競爭者也是合作者,兩個傳統在同一個流動的職業音樂網絡裡共同演化。Klezmer那種標誌性的「哭泣的單簧管」(音符之間的滑音、顫音、人聲化的演奏處理)和巴爾幹管樂的表達方式之間的相似性,很難說清楚誰先誰後。它更像是在同一個歷史環境中,兩種傳統各自發展出的趨同反應。
BTW,這個影響在二十世紀初隨著東歐猶太移民潮大規模傳入美國,一個已經混雜了巴爾幹、羅姆、斯拉夫元素的Klezmer形式,悄悄滲入了早期爵士樂的底層。某種意義上,巴爾幹的節奏基因通過Klezmer這個中介,迂迴地進入了二十世紀西方流行音樂的根部——只是這條路徑太過曲折,通常不被辨認出來。除非你也喜歡Ska,然後就會驚呼:“源來如此啊!”
但是我扯遠了。
回到布雷戈維奇的編曲,那種游移的小調音階、單簧管的哭泣腔,和純粹的塞爾維亞銅管傳統並不完全相同。這并非偶然。布雷戈維奇出身薩拉熱窩;一座在二戰前擁有大量塞法迪猶太人聚居的城市,一個多宗教、多語言、多音樂傳統長期共存的地方。那個薩拉熱窩,在二戰和1990年代的圍城中已被兩度摧毀,作為一種生活現實早已逐漸消失。但它的音樂記憶,仍然殘留在比如《地下》這樣的聲音裡。

由此可見,《地下》的音樂所攜帶的,不只是巴爾幹的歷史情感結構,也是一個已經消失的城市多元回聲,那不屬於任何單一民族的聲音空間的殘影。
五、庫斯圖裡卡的位置問題
回到電影本身。庫斯圖裡卡自己在這部電影中的位置是什麼?
《地下》在坎城獲得金棕櫚獎,它在西方藝術電影市場的成功,部分依賴那種「失控的異域奇觀」帶來的觀看快感。庫斯圖裡卡不是一個不懂自己在做什麼的導演——他知道如何把巴爾幹的內部語法包裝成外部市場可以消費的形式。我並不是在批評他——《地下》這片子我至少看了十幾次,沒有形式上的巨大吸引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這部電影同時是文化的內部表達,也是文化的外部展示品。
庫斯圖裡卡在前南內戰期間的實際政治立場——他對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同情,他在戰爭期間的公開表態——使他自己成為了電影所描繪的那個結構的一部分:一個聲稱在批判民族神話,同時又深陷其中的創作者。
布雷戈維奇的薩拉熱窩背景,讓《地下》的聲音攜帶著一個多元城市的記憶,但這部電影卻在某種程度上服務於一種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創作者的出身與作品的政治傾向之間,存在著一道道無法輕易縫合的裂縫。
把《地下》讀作一部清醒的批判性作品,和把它讀作一部本身就被它所批判的力量所形塑的作品,這兩種讀法都是必要的。庫斯圖裡卡是文化的承載者、市場的表演者,也是政治的行動者。
這仨身份在《地下》裡是纏在一起的,無法簡單分開。
六、「魔幻現實主義」的最後一問

回到最初的問題:《地下》是魔幻現實主義嗎?
從文化語法的角度,答案是,對外部觀眾而言是,對巴爾幹而言不完全是。那些看似荒誕的表達,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被歷史長期過熱之後的現實本身——或許有那麽一丟丟現實的魔幻變形,但絕大部分是現實的情感結構本即如此。
從民族神話的角度,又有另一層答案:《地下》的「魔幻性」,其實正來自神話時間本身的運作方式。神話時間讓歷史停止,讓情感永遠保持在某個高峰,讓死者復活、讓戰爭永遠繼續、讓島嶼從大陸漂離而人們仍在慶典中起舞。這些“超現實”,其實只是神話時間加諸於現實的變形。
在音樂的維度上,還可以加入第三層。《地下》的聲音,是一個已經消失的多元世界的最後殘影。那個殘影之所以聽起來「魔幻」,也許正是因為它所描述的現實——一個羅姆人、猶太人、南斯拉夫各民族的音樂在同一個城市裡共存的世界——對今天的觀眾而言,本身就已經變成了某種不可思議的東西。
《地下》的真正深度,也許在於它把這幾個層次都疊放在了一起:既是對巴爾幹歷史情感結構的真實呈現,也是對民族神話如何製造一個永不終結的地窖的深層揭示,也是對一個被歷史摧毀的多元聲音空間的無意識悼念。
這幾件事,都是在音樂永不停歇的“墳頭蹦迪”般聲音中同時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