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詩家偵探

一

"川普是這個時代的福氣。"

——別慌,我沒有叛變革命文章配图

我說這話一半是爲了模仿那句“先有曹丕再有曹操”——還是“曹操是曹丕的兒子”?記不清了......另一半,是因爲“興奮和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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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要理解川普現象到底意味著什麽,不得不讀一些書和開一些腦洞。“國家不幸詩家幸”,畢竟我們不是每個時代都可以看一個僭主直播他的心路歷程,不是嗎?

二

說川普是僭主,不是章嘴就萊,是因爲在群裏看見夢曉老師關於蘇格拉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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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之死在哲學史上的意義,當然遠不止於一位智者的殉道。它揭示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公共秩序何以可能?在面對一項他明知不義的判決時,蘇格拉底選擇服從而非逃亡。

這一姿態長期有各種理解。有的批評他消極的順從,有的認爲他強調公民對城邦的義務高於個人安危,有的說這彰顯了他「德性即知識」與反功利主義的哲學立場,還有的說他藉此批判雅典民主的缺陷,甚至有人說是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宣傳自己的政治理念。我聽過最離譜的是。「家有悍妻,活得太痛苦,乾脆死了算了!」

主流的説法還是,它是一種高度主動的制度性行動——他以個體的服從,維繫了法律形式本身的約束力,即那個使公共論辯、說服與共同判斷得以成立的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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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要闡述這一點,必須先理解它的對立面:僭主。

僭主的危險,從來不在於其具體立場的荒謬或錯誤,因為任何具體主張原則上都可以被反駁、修正與檢驗。僭主真正的威脅,在於其將自身置於一切主張與規則之上。他並不拒絕使用理性與論證,甚至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熟練地運用之;但他從不承認自己會被這些理由所約束。他可以隨時撤銷、改寫或繞過任何規則。於是,在他那裡,規則不再具有穩定的約束力,而僅僅成為暫時可用的工具。

這種結構可以被理解為“不可承諾性”。公共秩序的前提,在於規則具有可預期性,承諾具有約束力。僭主的存在,使得規則是否有效本身變得不確定。與違反規則相比,這種對規則存在性的侵蝕更加致命。公共理性(logos)的真正敵人,並非錯誤,而是bug一樣不可被約束的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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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惡法亦法”的辯護顯示出其真正意義。

這一命題並非為不義辯護。它旨在維護一個前提:規則的約束力不完全依賴其內容,更多依賴其作為公共規則被承認這一事實。一旦有人可以自居為例外,這一前提即告崩潰。

蘇格拉底的選擇,正是在一個尚未完全崩壞的制度中,用自身的行動錨定這一前提。他所維護的,無關具體判決的正當性,而正是“法律仍然存在”這一事實。

四

既然説到了蘇格拉底,就得説説蘇的對立面,比如川普。隨便就可以列舉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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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拒绝进入公共论辩空间:川普对他不喜欢的媒体一律贴上"假新闻"标签,其逻辑不是"你的论据有误",而是"你没有资格进入这个对话"。这不是反驳,而是取消论辩本身的合法性。

比如,操弄logos而不被logos约束:他极其娴熟地使用修辞、叙事与情绪动员,但从不允许这些话语反过来约束自己——他可以在同一周内持有完全矛盾的立场而不需要任何解释,因为话语对他来说永远是工具而非承诺。

比如,自我例外化:最直接的案例是2020年大选后的行为——他建立的那套选举合法性标准,从未被他应用于自己身上。以及他长期以来对司法程序的态度:规则是用来对付敌人的,不是用来约束自己的。

比如,摧毁"恶法亦法"的地基:Jan6是这里最清晰的案例。它不只是一次政治暴力,而是对"即便我认为结果不义,我仍然服从程序"这个民主社会最基本共识的正面攻击。

比如,将支持者纳入例外空间:僭主通常不是孤立的,他会扩展自己的例外性,将核心圈子一并纳入和有限賦予。特赦Jan6ers,是这个逻辑最明显的体现。

五

回到主綫。

這一立場並非沒有邊界。它隱含著一個關鍵前提:制度仍保有最低限度的公共性;一旦法律完全淪為權力的工具,服從便可能從維繫秩序轉為加固不義。在制度徹底崩潰的情形下,問題不再是“是否服從法律”,太變成了“是否仍存在值得服從的法律形式”。

以前寫過Civil Disobedience傳統拒絕服從的力量和力量的拒絕服從。從梭羅到聖雄甘地,從羅莎帕克斯再到MLK,這一實踐的核心結構在於:公開違反不義之法,同時接受其懲罰。接受懲罰的行為,表明行動者並未否認法律的約束力,反而是在承認這種約束的前提下,對具體法律提出挑戰。這是一種“反向立法”:通過違反與承擔後果,迫使社會重新審視何種規則配得上被稱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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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這三者在公共秩序中各歸其位:

僭主: 試圖凌駕規則,導致法律的消解;

蘇格拉底: 通過服從不義來維護形式,使法律得以存續;

公民不服從: 挑戰具體規則但接受懲罰,使法律得以修正。

六

將這一框架被推及國際政治時,我們可以觀察到類似的卻有著巨大缺陷的結構。

在所謂的“例外主義”敘事中,一個行動者(國家)往往宣稱自身因歷史使命或道德特殊性而不受同一套規則約束——「禮豈為我輩設也?」。

它沒有直接否認規則的存在,因爲那將會將國際秩序直接變爲叢林,從而增大它的運行成本;它只是將自身置於規則的適用範圍之外。對內而言,這種敘事可能被理解為使命(Manifest Destiny)與責任;對外而言,則呈現為雙重標準與規則破壞。

Manifest Destiny and Westward Expansion | History Teaching Institute

當最強的行動者採取這一姿態時,本已脆弱的國際公共空間將進一步瓦解。人們感受到的不僅是某一政策的不公,還有“我們仍在同一套規則下說理”這一前提的消失。

七

但是,規則是否需要一個不受規則約束的來源?

在人類歷史中,這一來源往往以神的形式出現。神的例外性為規則提供了超越性的基礎,使其不依賴於任何具體個體。然而,一旦這種例外性被統治者佔據,便會轉化為僭主的自我豁免。“王權神授”之所以既普遍又危險,正因為它試圖將本應穩定規則的超越性,轉化為統治者免於規則約束的工具。

在現代社會,神的地位已被不同形式的“世俗超越性”所替代,如憲法、人權或公共理性本身。但這些替代物始終面臨同一風險:它們可能被重新解釋為權力的工具。因此,問題不在於是否例外(者)是否會是不是跳出來,只要例外(者)被制度性地隔離於權力運作之外,總還是有一絲亮邊的。

可惜,衆所周知的,在國際間,既沒有神,也沒有具有強執行力的法,有的是大大小小的自認爲例外的國家——它們又都被決定例外狀態的主權者所掌控;人權或者公共理性,都倚仗一個强大的例外主權者(施密特言)來推行,如果它剛好有一絲“善”意的話。

這種「國際間的准叢林狀態」的底色就是,當外部的超越性(神)與制度的強制力(全球法律)同時缺席時,秩序的維持便被逼入了一個極端狹窄的角落——即強大主權者的自我克制。

八

在當代流行文化中,這一點獲得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精確具象化。

比如,Superman。他的例外性是本體論上真實的——他不需要僭稱自己是例外,他就是例外。但他選擇用這種真實的例外性來服從人類的規則體系,接受人類法律的約束,甚至接受人類對他的懷疑與審判。這在結構上極其接近“神的例外性向下錨定規則”的模式:他本可以凌駕,卻選擇真正進入公共論辯空間並被其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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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Homelander,則暴露了這一結構最脆弱的地方:當例外性是真實的,服從就永遠只是一種選擇,而不是必然。它依賴於一種持續的道德意志,這種意志本身卻沒有任何外部保障。“憑什麼我要服從?”這一問題一旦被提出,整個結構便開始動搖。(Homelander的)虛榮心在這裡不只是性格缺陷,而是在道德意志失去支撐之後最自然的填充物,也是與僭主之間最後、最薄的一道隔牆。

BTW,有美國人看到第五季的The Boys才品出來這劇在諷喻美國的現實,未免神經過於大條了吧

The Boys' Reinvented Homelander, and It's Ingenious

如果那層最後、最薄的一道隔牆消失,我們就得到了Omni-Man。

Omni-Man in Invincible wearing a grey and red super suit with his arms crossed

因此,Superman(們)代表著人類政治哲學最需要、卻又永遠無法制度化的東西。一切試圖以“例外”來為規則背書的結構,一旦落入現實存在者手中,最終都將退化為對個體意志的依賴。

神可以穩定秩序,因為祂不可觸及;人則無法承擔這一角色,因為他始終可以選擇不再服從。

九

蘇格拉底既沒有訴諸超越性的逃避,也沒有走向僭主式的自我例外化。他在一個尚未完全崩壞的制度中,用「有之,請自蘇格拉底始」劃出了一條界線:沒有人可以自居為例外。只要這條界線仍然存在,公共論辯與共同判斷就仍有可能;一旦它被抹去,規則將退化為工具,理性將退化為修辭,公共秩序本身也將隨之消解。

將我説服為“惡法亦法”部分支持者的問題核心正在於此。某一條法律是否正義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存在一個結構,使任何人都不能將自身置於規則之外。同時必須認識到,這一結構,或許最終無法完全依靠制度自身來保證——它要麼依賴於不可觸及的超越性,要麼依賴於不可靠的人類意志。公共秩序,正是在這兩者之間,維持著一種不穩定卻不可或缺的平衡。

十

說到底,川普對民主社會的威脅既不是前所未有的,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同類威脅的呈現。將他理解為某種歷史異類,反而賦予了他不配擁有的例外。

真正的問題要平常得多,但也要難以下嚥得多: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天然具有將自身凌駕於規則之外的傾向。這本身無所謂對錯,不過是自利本能的自然延伸──規則是為他人設的,我是例外。

是與他人共處的現實,是社會化的壓力與制度的約束,馴服了這種傾向──注意,是馴服,不是消滅。套用施密特的框架,我會說,每個人都是一個最小範圍內的主權者,在那個範圍內持續地進行著關於例外狀態的決斷。

川普不過是一個擁有了足夠大範圍、而約束又未能有效運作的普通案例;它會過去的。它的唯一作用就是警醒我們,蘇格拉底守護的那條界線從來就不是自動維持的——他爲之獻祭了自己生命。同樣的,Superman(們)的選擇也從來不是任何製度性的保障。

BTW,這或許正是我最開始說川普作為「時代福氣」的最終含義:他像一劑猛藥,讓我們在秩序尚未徹底崩塌前,目睹了「例外性」如何蠶食文明。

這份「福氣」毫無疑問是昂貴且痛苦的,它強迫我們意識到,民主社會真正需要警惕的,與其説是某個具體的僭主,不如說是每一次對公共論辯空間的侵蝕——無論它來自權力的頂端(fake news、alternative truth),還是來自我們每個人內心那個隨時準備宣布例外狀態的最小主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