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大牠者




昨晚和女兒一起把《28 Years Later: The Bone Temple》看完後,我們討論了一會,總結出了兩點。
我覺得,這片子算60%的恐怖,而其他的40%幾乎算喜劇了——我們倆有很多場面看的捧腹大笑;她覺得——這也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在多數後啟示錄(post-apocalyptic)作品中,真正令人不寒而慄的通常並不是怪物,而是人。
當片中的角色Dr.Kelson,在臨死前對關於他是不是Old Nick(Satan的別名)的問題,回答「Nothing is, no one is, there's just us」時,我感覺他私下裏讀了我的文章我們和惡的負距離
因爲,他否定的不是某個具體的邪惡存在——作爲一名無神論者,他否定的是對「惡之人格化」的整體想像。所謂末世敘事的核心機制裏面,怪物並不是惡的來源,牠們是惡的反射面。
然而,這種揭示之所以成立,必須先理解怪物比如僵尸在敘事中的功能。
自然的殭屍
殭屍與傳統神話中的惡魔或撒旦不同——它們幾乎沒有主體性。它們沒有陰謀,沒有仇恨,沒有道德判斷,甚至沒有目的。它們只是純粹的生物衝動,像颶風或瘟疫一樣運作。因此,殭屍在敘事中的功能更接近自然力,而不是道德主體。
但是需要强調一點,無論apocalypse的起源是自然還是人為,它必須成為生存背景之後,才會自然力化。比如,即便病毒來自實驗室洩漏(道德事件),一旦感染者失去選擇能力,他們所構成的威脅便不再屬於倫理領域,而退化為物理背景。起源雖仍然可以追責,但運作不再可協商,因此起源爲何已經無關宏旨了。

在28系列中,感染者是失去主體性的動量。沒有目的、沒有意圖、沒有道德判斷。於是,在這個時點,怪物不再是道德對手,而是生存條件。牠們不能策劃暴政,也不建構意識形態;真正建立暴力秩序、操控資源、壓迫他人的,是仍然保有理性與選擇能力的人類。
當怪物退化為自然現象時,人類的道德失敗立刻失去了外在藉口。這種轉變意義重大。當威脅不再具有主體性,人類的暴力便失去了「反擊邪惡」的遮蔽。壓迫與殘酷不再可以被理解為對抗惡魔,而只能被理解為自身選擇。
換句話說,怪物的「無意志」恰恰使人類的意志變得更加清晰可見。
大牠者
在後啟示錄世界中,主導性的災難成為意義的直接或間接來源。食物如何分配、邊界如何劃定、誰可以被犧牲、誰必須被排除——一切決定都圍繞那場災難展開。如果借用Jacques Lacan的概念,可以説:僵尸占據了「大他者」的位置。
爆發本身屬於實在界的入侵,但當它持續存在並融入日常,它便進入象徵秩序,成為新的意義中心。然而,它是一個失敗的大他者,或者更準確地說,一個負向的大他者——它是一切威脅的來源,一切行動的直接或間接理由。我稱之爲「大牠者」。
傳統的大他者保證法律、保證秩序、保證語言的穩定性;僵尸背景保證的卻是恐懼、匱乏與例外狀態。它佔據了意義來源的位置,卻無法提供意義;它保證秩序的崩壞,卻不能給出正當性。因此它不是邪惡的主體,而是一種負向保證機制——一個持續在場、卻無法被回應的中心。
(BTW,當電影中的邪教頭子被倒釘在十字架上時,幻覺叢生,高聲呼喊:Father,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 我實在忍不住了,於是哈哈大笑,但是大家都莫名其妙的看著我
)

在這種結構中,責任被回收。沒有撒旦,沒有最終審判,沒有外部見證者。象徵秩序的重量落回人類自身。
文明的失憶、回憶和錯覺
末世題材暫時拆除制度與法律,讓角色回到近似於「自然狀態」的處境。然而,把這個過程理解為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是不夠準確的。
霍布斯的自然狀態預設了人在制度之前是「空白的」。但末世敘事裡的人類並不是在制度之前,他們多半是帶著文明的記憶,或者至少是帶著對那種記憶的教育,進入廢墟的。他們所建立的暴力秩序不是原始的,而是模仿性的——他們複製了他們所知道的統治模式:資源被壟斷,邊界被劃定,懲罰被重新發明,監控以新的形式還魂。所以,我們可以公允的說,末世敘事不是回到自然狀態,而是揭示主權的(新)生成條件。
這便更接近阿甘本承接於本雅明的洞見:「例外狀態成為常態」。末世並沒有帶來一個空白的開始,它只是揭示了文明本身從未真正超越過的底層邏輯。

人類在廢墟中重建的,往往是文明最黑暗的那一面——廢墟不是制度消失,而是主權重新出場的舞台。怪物摧毀的只是表層的制度,人類制度的內在暴力傾向仍然在廢墟上張牙舞爪。
激進的28系列
在討論殭屍作為鏡像的結構時,必須指出28系列潛藏著一個有趣的不同前提(至少是在作爲第四部的本片中才出現)。
經典殭屍(Romero的傳統)以死亡作為「人變怪物」的門檻,因此人與怪物在本體論上是分隔的:死亡標誌著越界,活著意味著仍然屬於人類範疇。這個分隔使得「怪物作為鏡子」的結構得以成立——鏡子必須與被照者保持距離,才能產生映射的功能。
但28系列的憤怒病毒(Rage Virus)打破了這個分隔。感染者是活人:他們的心臟仍在跳動,身體仍然溫熱,他們只是被憤怒淹沒、失去了抑制機制——他們甚至還能被“治愈”。這意味著,怪物狀態不需要死亡作為門檻——憤怒本身就足夠了。
這個設定的哲學意涵是激進的。它指向的不是「人與怪物的二元對立」,而是一種連續性(continuum):每個人都潛藏著感染的可能,每一次失控的憤怒都是向那個方向的滑移。怪物不是人的對立面,而是人的一個極端狀態。
那麽,「怪物作為鏡子」的論點還成立嗎?——因為鏡子如果與被照者連為一體,就不再是鏡子了啊。
但換個角度,這反而使鏡像結構更加深邃:28系列不是用怪物來映照人類;它直接說,那個你視為他者(牠者)的怪物,就是你憤怒的放大版本。
它不在鏡子裡,它在你體內(咳咳咳,“我們與惡的負距離”)。
悲觀與希望的雙重走向
然而,末世敘事並不必然導向徹底的悲觀。
正因為怪物沒有道德,人類的道德行為才顯得更加純粹。當角色在毫無明顯監督與獎賞的情況下選擇合作或犧牲時,這種選擇便不再依賴制度,而轉而源於內在信念。
殭屍作品因此同時包含兩種可能性:一種是文明脆弱論,即人類本質上傾向於殘酷與支配,制度只是薄薄的外衣;另一種則是道德自主論,即即使在制度崩潰後,人仍然能夠維持倫理承諾。這兩種走向的張力撕扯,使得類型片超越了單純的恐怖娛樂,成為一種關於人性的哲學實驗。
而在28系列的語境中,這個張力有了更陡峭的形式:道德自主不只是在沒有制度的情況下選擇善——Spike對那個Clockwork Orange似的邪教的拒絕,證明人類在自己體內攜帶怪物可能性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選擇不成為怪物。

怪物的真正功能
當Kelson否認撒旦的存在時,他完成了一次關鍵的揭示:怪物從來不是道德意義上的敵人;真正的敵人,是人類在恐懼中對自身行為無上限的合理化。
殭屍電影往往通過塑造一個去人格化的外部威脅,迫使觀眾直視人類自身。但更深一層,28系列這樣的作品提醒我們,這個「外部」從來不在物理外部。怪物不是用來照見我們的——它就是我們。(感覺準備好帶女兒看《Lord of the Flies》了!)
至於怪物的真正功能,當然是爲了引領Ralph Fiennes在Iron Maiden的音樂中狂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