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Charlie Kirkkk

時間好像流逝的很快,又好像凝滯不動;好像一下子過去了小半年,又好像發生在昨天。

2025年9月10日,Charlie Kirk在猶他州奧勒姆的猶他谷大學演講時遭到槍殺。事後我發了個朋友圈,嘗試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這個事件。

嫌疑人Tyler James Robinson,22歲,次日自首。據報導,他在給室友的短信中寫道:"I had enough of his hatred. Some hate can't be negotiated out。"

這句話值得停下來細看。Robinson針對的是一個具體的"他"——Kirk。他的動機,無論我們如何評價其正當性,是個體化的、有血有肉的。然而,在槍聲響起後的幾小時內,這個關於"他"的故事,就被迅速改寫成了一個關於"他們"的故事。

這個轉化本身,我覺得比任何一方的立場更值得審視。

兩類語言,兩個世界

觀察事件後的社交媒體反應,我注意到一個規律性的語言分裂。

A類語言使用單數指稱:「Charlie Kirk」、「他」、「你」。Netanyahu在X上寫道"Charlie Kirk was murdered for speaking truth... I spoke to him only two weeks ago",聚焦的是一個有名有姓、兩週前還在對話的具體個體。

一位批評者@Foice3Martelo13寫道"Extremista de Direita, Rascista, Homofóbico. Lamento. Mas foi dano colateral..."——態度截然相反,但批評的對象仍是Kirk本人的言論與立場。兩人說的是同一個人。

B類語言使用複數指稱:「他們」、「左派們」、「MAGA」。Trump的聲明"For years, those on the radical left have compared wonderful Americans like Charlie to Nazis...",責任的承擔者從Robinson變成了一個邊界模糊的「激進左派」。

用戶@NoName1087677的"The MAGA retards... you can't read and refuse to listen...",攻擊對象從任何具體的人擴散到數以千萬計的選民。雙方說的不再是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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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觀察讓我產生了一個反直覺的假設:A類內部的對立者,哪怕觀點針鋒相對,實際上彼此比他們意識到的更近,也更易對話。

當一位保守派說"Charlie Kirk is a hero"和一位進步派說"Charlie Kirk was full of hate"時,兩人激烈對立——但他們在爭論同一個人的同一段人生。辯論可以落地:Kirk說過什麼?他的影響是什麼?Robinson的動機究竟是什麼?這些問題有跡可查,有事實可以援引。

相比之下,"the left did this"與"the right-wing mob caused this"之間的鴻溝,卻幾乎無法橋接。因為「左派」和「右翼」的邊界本身就充滿爭議,每個人心中的「他們」都是不同的投射。這不是辯論,這是兩套互不相交的符號系統在各自運作。

為什麼悲劇天然地裝B?

如果A類語言更利於對話,為什麼B類語言在悲劇發生後幾乎必然佔據主導?這不是偶然,也不能單純歸咎於個人的道德選擇。有幾層機制在同時運作。

從心理層面來看,面對突如其來的暴力,人類的本能是尋找一個可以對之憤怒的對象——而且是一個足夠大的對象,大到能容納我們的恐懼。一個具體的22歲槍手太小、太個別、太令人困惑了,就好像老崔唱的:“可是我的理想(恐懼)他太大了,怎麼才能從這個小眼出來呢?”——他無法承載我們對"世界正在滑向混亂"的焦慮。

但「左派Wokism」或「右翼暴力文化」就可以。泛化不僅是懶惰,它是一種心理防禦:把難以理解的個體事件嵌入一個更大的、似乎可理解的模式,讓我們感覺重新掌握了意義。

政治層面理解的話,悲劇(化)是資源動員的行爲。對所有政治行為者而言,把一個個體事件框架化為「他們的罪行」,遠比把它理解為「一個複雜個體的孤立行為」更有利用價值。這是政治傳播的基本邏輯。Trump說"radical left",並非因為他不清楚嫌疑人是誰(或者不是誰),而僅僅是因為這樣說更有凝聚他信衆力量。

算法為前兩點提供了雪上加霜的效果。社交媒體平台的推薦邏輯偏好情緒強度。B類語言(「他們想要內戰」、「這就是左派的本質」)比A類語言(「我想討論Robinson的具體動機」)更能激發轉發和回覆。數據驅動的傳播機制,把人類心理中已有的泛化傾向放大了數個量級。

這三層機制疊加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強大的裝B引力場:任何進入這個場域的具體事件,都會被迅速拉向抽象、被改寫為群體敘事。Robinson針對「他」的動機,在幾小時內就被重新詮釋為「他們」的罪行或「他們」的勝利。

這個從A到B的轉化過程,是理解現代政治極化的一個核心機制。

並非中性的語言

理論方面,有三個概念框架確實可以提供了有用的解釋工具,值得抄書簡要提及。

語言哲學的指稱理論,從弗雷格(Frege)開始,區分了語言表達的「意義」(sense)與其指向的「對象」(reference)。A類語言的精確指稱讓對立雙方至少共享一個討論對象——即使在意義上(英雄 vs. 煽動者)南轅北轍,他們仍在爭論同一個「參照點」。B類語言則引入了奎因(Quine)所說的「不透明指稱」:「激進左派」這個詞沒有清晰的邊界,每個聽眾都可以往裡面填入不同的內容,辯論因此成了各說各話。

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由社會心理學家Heider等人發展,描述人們如何將行為歸因於個人特質或外部情境。B類語言幾乎必然引發「終極歸因錯誤」(ultimate attribution error):將對立群體的負面行為歸因於其群體本質(「左派就是這樣」),而非具體情境。A類語言則更容易讓人看到個體動機的複雜性,從而緩解這種系統性偏差。

框架理論(framing theory)則提醒我們,語言不僅描述現實,它建構現實感知。個體化框架(「一個複雜的個體做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為對立雙方保留了更大的詮釋空間;群體化框架(「他們的文化必然導致這個結果」)則預設了結論,幾乎不可能被反駁,因為它根本沒有留下被反駁的接口。

這三個視角指向同一個方向:語言選擇不是表達的包裝,它直接參與了認知的建構。

一個重要的自我審視

時隔小半年,再看我自己當時的朋友圈時,我意識到當時認知的幾個局限。

首先,我的例子選取有不知不覺的傾向性。我用來示範B類語言之害的,主要是保守派人物(Trump的聲明)和極端網絡用戶。但進步派同樣廣泛使用B類語言——"white supremacist culture did this","conservative media created this killer",這些都是同等程度的群體化表達。如果我的論點成立,它應該對所有立場一視同仁。

其次,更根本的問題是因果關係難以確定。是A類語言導致了更好的對話,還是本來就傾向於理性討論的人更願意使用A類語言呢?這兩者在觀察層面難以區分。Robinson在短信中使用的是A類語言(「他的仇恨」),但這並沒有讓他走向對話,而是走向了暴力。語言形式和認知模式之間,不是簡單的單向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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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B類語言並非純粹有害。當我們需要識別系統性問題而非個體行為時——例如分析警察執法中的種族偏見,或媒體生態如何系統性地生產仇恨,或陳述Holocaust時,你根本不可能一個個數出遇難者的名字——群體化語言是必要的分析工具。問題不在於B類語言本身,而在於它被濫用在不適合它的場合——把個體事件強行解釋為群體本質的表現。

這些局限提醒我,這裡提出的不是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法則,而是一個值得在具體情境中檢驗的假設。

「他們」陷阱與可能的出路

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這個觀察有實踐價值,尤其在我個人層面的日常對話中。

當我們說「他們總是這樣」的時候,我們,或者更具體的說,我們的大腦,在做什麼?我們大大腦在把一個具體的人或事件,塞進一個預先存在的類別,然後讓這個類別替我們完成所有的思考——或者更本質的說,是將思考的工作削足適履的放進了分類。「他們」是一個認知捷徑,它讓我們不必面對個體的複雜性,不必承受真正理解一個與我們不同的人所需要的認知負荷。它讓憤怒變得更純粹、更容易,也更容易被動員。

但這個便利是有代價的。當我們說「他們」的時候,對話的對象便消失了。我們與之進行的不再是和一個具體的人對話,而是和我們自己構建的一個幻象進行對戰。這種戰鬥永遠不會有結果——或者說它的結果已經先於行爲呼之欲出了:因為我們的對手本來就是我們自己投射出來的。

Robinson的案子以一種扭曲的方式印證了這一點:他把一個複雜的媒體人物簡化為「仇恨的化身」,然後認為消滅這個化身就能消滅仇恨。這個邏輯的錯誤在於,他面對的是一個他自己建構的「Kirk」,而不是那個兩週前還在和Netanyahu通話的真實個體。悲劇發生後,雙方的反應又把Robinson本人簡化為各自敘事的符號。「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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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說所有政治分歧都能通過語言技巧來化解,或者個體化語言是解決極化問題的萬能藥——恰恰相反,當下的時代,我對此非常悲觀。但是,結構性的不平等需要結構性的分析,系統性問題不能被還原為純粹的個體行為。至少,在我們面對下一件令人憤怒的事件時,在我們準備說出「他們」之前,或許可以停一秒鐘:這裡面有一個具體的人嗎?我能說出他的名字嗎?我在討論他做了什麼?還是在討論我認為他代表的那個群體?

——這個停頓本身,或許就是對話得以發生的最小前提。

在悲劇——或者其他任何可能被藉題發揮的問題——面前,我們至少可以從討論具體的「他」開始,而不是立刻潰退進「他們」所設置的認知陷阱。這遠不是解決極化的充要條件,但它或許能讓我們在保持各自信念的同時,至少仍然在討論同一件事——同一個人,同一個世界。

如果你問我,我覺得這已經比「我們」現在的狀態進步很多了。

P.S. 即便在本文中,我也無法停止說「我們」,不過我至少知道自己在說什麽文章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