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塞爾維亞理法師


一、胡の一刀?

關於山巔之城,每個人都知道巨變正在發生。爭議往往在於:哪一刀,才是這場事先張揚的命案中,致命的那刀呢?

有人說是2021年1月6日。那一天,美國VP Mike Pence主持選舉人票認證的程序,本應是一個純粹形式性的儀式——自1887年《選舉人票計票法》通過以來從未被質疑、從未需要任何人說明「為什麼這只是走個程序」的環節。歷史上,即便是爭議最激烈的大選,如2000年佛羅里達州的計票風波,Gore作為敗選的副總統,也仍然在1月6日平靜地主持了認證Bush Jr.勝選的程序。這個默契,無聲地維持了超過一個世紀。然而在那個冬日,這樣一個靠程序性默契自動運轉的機制,被質疑、被爭奪,最終引發了國會大廈的衝擊事件。一個不曾有人想過需要「被保護」的規範,被暴力地撕裂了——而它所留下的空白,最終需要由2022年通過的《選舉改革法》來以明文填補。

有人說是2024年,那份關於總統刑事豁免的SCOTUS裁決。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在任總統曾試圖以「豁免」為由逃脫刑事追訴,並非因為法律明確禁止,而是因為所有人默認那是不可逾越的底線。Lincoln在戰時握有幾乎無限的行政權力,卻從未宣稱自己免於刑事起訴;Nixon面對彈劾選擇辭職,而非主張豁免。這些先例,構成了一種不成文的政治共識。然而當Trump在卸任後面臨多項刑事指控並援引豁免時,最高法院被迫出手,以長達百頁的多數意見,定義那些原本存在於默契中的事情——最終裁決官方行為享有絕對豁免,並將大量責任推回給下級法院,既未徹底支持起訴,也未完全保護Trump,其模糊性本身即是一種制度性的彷徨。

而現在,2026年2月20日,又多了一刀——不過這刀居然貌似是自衛砍回去的!

當SCOTUS以六比三的票數裁定,Trump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對幾乎所有貿易夥伴徵收的關稅屬違法行為時,許多人的直覺反應是:這是民主的一次勝利,制度在對抗威權的鬥爭中,終於扳回了一局。

這樣的解讀,當然只觸及了表面。如果我們定睛一看的話,這幾刀都指向同一個更深的問題:一套依賴默契、習慣與判例緩慢生長出來的自發秩序,正在遭遇它歷史性的極限。而SCOTUS——那個本該超然的仲裁者——正在以一種越來越精心計算的姿態,艱難地在「制度存活」與「道德見證」之間尋找那條最難以界定的中線。


二、自發秩序的崩解

英美普通法體系的偉大與脆弱,源於同一個特質:它(主要)是“長”出來的,不是設計出來的。

從中世紀英格蘭的習慣法,到美國憲法起草者有意(其實除了日久年深的故國影響,大半還是因爲在位者力有不逮)留下的「設計性模糊」,這套體系相信社會自身能夠在互動中生成秩序。憲法沒有定義「總統」可以做什麼,卻依賴歷代總統的自律;它沒有規定彈劾的確切程序,卻依賴政黨之間的政治理性;它的每一條沉默,都預設了文明社會對遊戲規則的共同尊重。

這是一套相對自洽的秩序,但它有一個隱藏的前提:參與者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共享基本的規範認同。

當規模擴大、信息密度加劇、社會原子化程度加深、政治極化到一定程度,那個前提便開始動搖。人口從開國時的400萬增長到今日的3.4億;信息速度從馬背上的報紙到推特的即時轟炸;地理上的流動性打破了地方社群的有機整合——默契賴以形成的那個小共同體,早已不復存在。社會科學家Robert D. Putnam在其名著《獨自打保齡》中記錄了美國社會資本的持續侵蝕——而這種侵蝕,正是自發秩序走向熵增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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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並不是這場轉型的原因——別誤會,他製造了災難級的後果,應該被釘上歷史的十字架;或者實體的木質十字架也行。

不過更準確地說,客觀上看,他是一個被美式民主雇來攻擊自己系統漏洞的測試員。他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暴露了默契的空洞,測試了每一個沒有明文規定的灰色地帶的邊界。他援引從未用於徵收關稅的緊急法律;他質疑從未被正式定義的副總統角色;他聲索從未有人聲索的刑事豁免。每一次踰越,都迫使制度將本來無需明言的事情明言,將本來無需裁決的事情裁決。

在這個意義上,他躬逢其盛,作爲歷史性轉型的催化劑,是那個恰好在自發秩序走向熵增極限時(關於自發秩序的極限這個話題,需要另闢單述),被推上歷史舞台然後企圖賴著不走的人。

三、Cthulhu秩序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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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們也可以這樣看。Donald Trump Azathoth,一位癡盲的神祇/Blind idiot God,沉睡在宇宙中心的混沌裡,無意識的夢囈撐起整個世界。他的內閣和幕僚,那些圍繞他的次級神祇們,試著從他亂七八糟的發言裡找出點邏輯,忙著執行,又忙著收拾殞地。

川普的推文和演講,或者說,Azathoth式的夢囈,亂糟糟卻影響力巨大。今天宣佈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明天對中國加徵關稅,後天又說「算了,開玩笑」——這些決策不是深思熟慮,而是他作為“宇宙中心”的本能在作祟。

他的幕僚,比如Nyarlathotep Miller,急著把這些隨口一說的話變成政策,比如推個貿易壁壘,或者撤回個外交承諾,結果常常自打嘴巴,亂成一團。他們或許各有各的算盤,但是圍著這位「癡盲主神」,想維持秩序卻越弄越亂。

外交翻臉、市場震盪,盟友摸不著頭腦,敵人趁亂起鬨。他的每句話都像深海低語,掀起波瀾。現實的制度勉強框住他嗎?這股混沌還真是讓人捉摸不定;誰也說不準還有多久。

混沌的夢境著攪動著每個人的宇宙。人類只能在震盪中瑟瑟發抖。Azathoth的夢還沒醒,世界卻已經在這unspeakable horror中晃個不停。

誰也說不準還有多久。


四、惠而不費的青睞

在這場轉型中,理解SCOTUS的行為邏輯,其實比理解Trump的更為關鍵。後者説穿了就是兩個詞:報復和暴富。

回顧過去一年多,一個清晰的模式逐漸浮現。SCOTUS採取了一種近乎外科手術式的精算策略:在「代價最低」的議題上釋放善意,在「代價最高」的底線上以退爲進。

以出生公民權案為例。Trump政府試圖以行政命令限制出生公民權,引發多個州申請全國性禁令。SCOTUS以程序為由限制下級法院簽發覆蓋全國的禁令,在形式上表現為「司法克制」,讓行政部門獲得了短期內執行政策的一定空間。

然而,這個「禮物」是有精確計算的:第十四修正案對出生公民權的保護措辭清晰、歷史基礎穩固——「在美國出生或歸化美國,且受美國管轄的人,均為美國公民及其所在州的公民」,這一條款經歷了1898年United States v. Wong Kim Ark案的明確詮釋,幾乎是憲法條文中最難被繞過的之一。因此,SCOTUS的程序性退讓所帶來的現實損傷相當有限:行政部門獲得了短暫的符號性勝利,但出生公民權政策在最終實質審查中幾乎必然被推翻。這是一種「惠而不費的青睞」——以最低的法治代價,對行政當局釋放一個象徵性的善意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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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PS(臨時保護身份)案中,邏輯類似。SCOTUS同意暫緩執行下級法院對臨時保護身份的命令,表面上是行政部門的「勝利」。然而裁定以8比1通過,保守派與自由派法官幾乎一致,細讀裁決:法院並未對驅逐行為的合法性作出任何實質裁決,而是將案件發回第九巡迴法院審理,強調「在案件通過正當程序得到完整審理之前,任何基於行政命令的強制驅逐行為不應發生」。這不是在支持行政部門,這是在用「程序」這把看不見的手,將行政部門的衝動約束在法律的框架之內。正當程序條款作為底線屹立不倒,行政部門得到的不過是一個暫時的程序性空間。

8比1的裁決本身即是一個訊號:這不是黨派之爭,這是制度的自我確認。


五、從「青睞」到「亮底牌」

然而,2026年2月20日的關稅裁決是性質不同的東西。

Trump政府援引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以「非常規貿易逆差」和「芬太尼流入」為由,宣布國家緊急狀態,並向幾乎所有貿易夥伴課徵關稅——對中國最高達145%,對其他國家則設定10%的基準「對等關稅」。從去年「解放日」的白宮儀式性發布,到隨後的市場恐慌、暫緩、重啟、再調整,這套政策在混亂中收取了超過1340億美元的關稅收入(截至2025年12月)。

問題的核心是:IEEPA究竟授權了什麼?

該法律允許總統在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後,對外國財產的「進出口進行規制(regulate)」。Trump政府主張,「規制進口」當然包括課徵關稅的權力。下級法院——美國國際貿易法院與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均先後裁定這一解釋不能成立,並被SCOTUS維持原判。

首席大法官Roberts為六人多數執筆,措辭克制而精準:「基於IEEPA中相距16個詞的兩個詞——“規制”與“進口”——總統主張獨立課徵任何國家、任何商品、任何稅率、任期任意長度關稅的權力。這兩個詞,無法承受如此之重。」他繼而補充:「IEEPA全文從未出現關稅或稅款的字眼。政府也無法指出任何國會曾以“規制”一詞授權課稅的先例。而在此之前,從未有總統讀出IEEPA賦予這樣的權力。」

最後一句話是整個裁決的以攻爲守本色:「我們聲稱對經濟或外交事務並無特殊專長。我們所聲稱的,不過是憲法第三條賦予我們的有限角色。在履行這一角色時,我們裁定IEEPA不授權總統課徵關稅。」

六比三。支持多數的包括Roberts、Gorsuch和Barrett——三位均由Trump本人或共和黨總統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以及三位自由派法官Kagan、Sotomayor和Jackson。異見方由Kavanaugh、Thomas和Alito組成。BTW,有趣的是,後者的異見主體,并不是對關稅非法性的質疑,而是建立在“擔心聯邦政府無力退返關稅收入”上文章配图

裁決公佈後,Trump反應極具代表性。他公開表示Gorsuch和Barrett的裁定是「對他們家人的羞辱」,隨即宣布援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簽署10%全球關稅令——這一條款有效期僅150天,且不得針對個別國家,適用範圍極為有限。財政部長Bessent則宣布將轉向Section 232和Section 301等其他授權機制,並聲稱關稅收入「大體不變」。

這個反應本身,在制度意義上比裁決本身更值得審視:行政部門沒有宣布不服從,同時它們也沒有挑戰SCOTUS的權威,不過它們立即尋找其他的法律入口,以繼續推進政策目標。換言之,籠子的某一面牆被加固了;但衝撞的衝動沒有消失,它只是在尋找下一個薄弱點。

六、Flood the zone!

Flood the zone with sh*t': Steve Bannon's guide to influence - CapX這種「尋找下一個出口」的衝動,在法理技術上表現為一種極其精明的「法律套利(Legal Arbitrage)」。當SCOTUS判定IEEPA是一把無法開啟關稅大門的偽造鑰匙時,行政部門並未撤退,而是迅速將那個龐大的全球關稅計畫「切碎」,試圖塞進《1974 年貿易法》與《擴展貿易法》那些更狹窄、卻尚未被完全封死的抽屜裡。

他們轉向Section 122,利用其應對國際收支危機的授權來換取150天的喘息;他們啟動Section 232,將經濟競爭強行包裝成「國家安全」的語言,試圖誘使法院重回那種對國安議題慣有的司法克制。這正是制度性熵增的典型症狀:當憲法第一條關於課稅權的「設計性模糊」被特朗普以暴力拆解後,原本賴以維持運作的彈性空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無休止的技術性纏鬥。

每一條被援引的法律條文,都正在從「授權的工具」變成「對抗的戰壕」。行政部門利用司法審查的滯後性,在一個條款被判定違法之前,先獲取政策執行的既成事實。這種行為模式迫使最高法院不得不像一個疲於奔命的補漏工,必須用越來越詳盡、越來越剛性的文字去填補那些曾經不需要說明的灰色地帶。

結果是令人唏噓的:為了保護自由秩序,我們被迫親手終結了那種依賴默契生存的、有機的普通法傳統,轉而構建出一套密不透風、卻也冷酷如鐵的技術官僚規則。我們用更多的文字去約束那些失落的共識,卻發現文字本身正成為下一場衝撞的掩體。


七、庇護十二世的幽靈

在這裡,我不禁想起一個似乎無關的歷史鏡像: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與法西斯時代的梵蒂岡。

1933年7月,未來的庇護十二世、時任教廷國務卿Pacelli樞機主教,代表梵蒂岡與納粹德國簽署了《帝國政教協約》。這是Hitler獲得的第一份國際條約,它所帶來的外交合法性,對彼時剛剛鞏固政權的納粹政府而言極具象徵價值。Hitler興高采烈,協約甫一簽署便開始違反。教廷所換來的,是天主教教育機構、神職人員活動的「書面保護」——而這份保護從一開始便不斷被侵蝕,最終幾乎形同廢紙。

Pacelli後來解釋道:「我別無選擇,要麼達成協議,要麼教會在德國被實際消滅。」慕尼黑的Faulhaber樞機主教則留下了一句更為坦率的評語(大意):「有了協約,我們被絞死;沒有協約,我們被凌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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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Pacelli當選教宗,成為庇護十二世。整個二戰期間,他選擇了「官方中立」——不公開譴責納粹,不明確為大屠殺的受害者發聲,卻在幕後默許天主教機構庇護猶太人(包括在羅馬收容了約4,700名猶太人),秘密向英國傳遞德國戰略情報,並向全球各地的大主教呼籲開放邊境接納猶太難民。

歷史對這段歷史的評價至今分裂。批評者視之為道德怯懦,認為教宗的公開譴責或許能夠動員歐洲天主教徒的良知,影響大屠殺的走向;支持者則引用猶太學者的研究,指出庇護救助的猶太人數量在所有個人或機構中名列前茅,而一旦公開與納粹決裂,梵蒂岡在納粹佔領區的救助網絡將全部瓦解,能拯救的人反而更少。

然而無論如何評價庇護個人的道德選擇,有一件事是難以迴避的:那個時代最清晰、最有道德勇氣的聲音,並非來自龐大的制度性教會。那些來自邊緣人物——那些「野生的」抵抗者,展現了更大的勇氣。

1963年越南,廣德法師在西貢街頭的自焚,以一個人的身體燃起了整個世界的良知,那是再多的外交電報都難以實現的道德震撼。納粹時代的白玫瑰學生小組(Die Weiße Rose)、達豪集中營的神父馬克西米連·科爾貝(Maximilian Kolbe),他們都用自己的生命換取一個陌生父親的存活——這些「野生的」道德見證,在歷史中比任何宏大的機構聲明都更持久地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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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讓我們從膝蓋發軟的硅谷群豪們看到有苦難言的SCOTUS,然後問出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為什麼越龐大的(宗教)機構,在極權面前越不堪一擊?

答案並不複雜,卻令人沮喪:因為制度有資產、有人員、有維持自身存在的結構性利益。龐大的天主教會在德國有學校、有醫院、有數千名神職人員、有幾百萬信眾的日常宗教需求。維護這一切,需要與政權保持某種最低限度的妥協。而一旦跨越這條線——一旦發出無法收回的聲明——制度的整個存在便可能面臨清算。制度的自我保存本能,從根本上壓制了道德見證的衝動。

這幾乎是一個鐵律:一個(宗教)機構的體積愈大、資源愈豐、社會影響力愈廣,它在面對強權時的道德勇氣就愈小——甚至道德考慮都不在權力博弈的詞庫中。它可能會用更精緻的語言說話,用更複雜的神學論證辯護,但根本的邏輯是相同的:先保住自己,才能繼續「做好事」。

於是最終的吊詭在於:宗教的精神使命(追求超越性的善)與其社會功能(維持制度性的存在)之間,存在一種結構性的張力,這種張力在強權面前被放大到極致。

正如Leæther Strip在《Nose Candy》中所唱的那個殘忍的二選一:You wanna save your soul or do you wanna save your ass? 這個問題沒有容易的答案,因為靈魂的救贖往往需要一個仍然活著的屁股來繼續工作。


八、SCOTUS作為世俗的「宗教」機構

現在,讓我們將鏡頭拉回華盛頓。

SCOTUS在美國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某種意義上,與宗教機構在傳統社會中的角色高度同構:它是終極價值的仲裁者,是超越日常政治的道德權威,是法律帝國的「神聖屋頂」。它的裁決被稱為「法律的最終解釋」,其大法官的任命是終身的,其庭審是莊嚴的儀式,其意見書洋洋灑灑,有時更像神學論文而非技術性法律分析。

更重要的是,SCOTUS同樣是一個有「資產」需要保護的制度性機構。它的資產不是土地和學校,而是合法性本身——那種讓人們願意接受其裁決的象徵性權威。SCOTUS沒有軍隊,沒有警察,Lincoln當年那句話的意思仍然成立:它所擁有的全部力量,建立在人們相信它的裁決具有約束力之上。一旦這個信念崩塌,SCOTUS便什麼都不是。

這正是SCOTUS面對Trump政府時所遭遇的「庇護十二世時刻」:它知道強權的衝動,它知道制度的邊界正在被測試,它也知道自己不能以失去合法性為代價進行每一場戰鬥。

於是,它選擇放棄一些戰役來換取對整個戰場的掌控;或者它是這麽認爲的。具體而言,它選擇了一種與庇護十二世的策略在結構上驚人相似的路徑:在某些議題上釋放象徵性的善意(出生公民權的程序性裁定),用看不見的程序之手約束最具破壞性的衝動(TPS案),同時在幕後維持秘密抵抗的網絡(8比1的正當程序共識)——只有當強權的觸角真正伸向最不可讓渡的底線時,才選擇正面阻擊(關稅裁決)。

關稅案之所以是正面阻擊,在於它觸及的是三權分立的根基本身:課稅權。美國憲法第一條明確規定,課徵關稅的權力屬於國會。如果允許行政部門以「緊急狀態」為名,援引一部從未被設計用於此目的的1977年法律,對全球幾乎所有貿易夥伴永久性地重構關稅體系,而無需國會的任何正式授權——那麼,制度的邊界將永久性地改變。

正如Gorsuch在協同意見中寫道:「立法程序幫助確保我們每個人在治理我們的法律和國家的未來中都有利害關係。對於今天的一些人來說,這種美德的分量是顯而易見的。對於另一些人,它可能看起來不那麼明顯。但如果歷史是任何指引的話,時代的潮流終將轉換,那些對今天結果感到失望的人,終有一天將珍視立法程序作為自由之堡壘的意義。」

這段話,讀來像是對未來的某種預言性警告——不僅僅針對Trump,也是針對所有試圖繞過國會擴張行政權力的後來者。


九、靈魂與屁股的不可兼得

然而,庇護十二世的幽靈並未就此消散。當年逼問他的難題,現在也在追問SCOTUS:這種「胡蘿蔔加大棒」的精算策略,究竟是有效的制度智慧,還是另一種形式的道德妥協?

在出生公民權案上,SCOTUS的程序性退讓或許確實影響有限——憲法最終會保護那些受到衝擊的人。但在那個等待最終裁決的時間窗口裡,有多少具體的個人受到了影響?有多少剛出生的孩子陷入了法律地位的不確定?制度的精算,從不是以個體的代價為單位進行的。

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則是,SCOTUS的這種策略,是否正在訓練行政部門學習如何在籠子裡更有效地「發瘋」?每一次「這次行不通,但你可以試試別的法律授權」——無論是卡瓦諾在異見中的暗示,還是Trump政府立即轉向Section 232的行動——都在進行某種系統性的學習:摸清籠子的形狀,尋找下一個出口。

我曾經取笑MAGA們選Trump二度上臺:“既然你們誰都打不出一本莎士比亞,不如我們換隻猴子來試試吧!” 但是更加現實的可能是,這隻猴子在打字機前打出任何莎士比亞之前,反而先打出來另外一本書。

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庇護十二世秘密傳遞情報、默許神職人員庇護猶太人,確實救助了大量具體的生命。但他的整體策略——維持梵蒂岡的制度性生存以換取有限的道德操作空間——是否在客觀上使某種更大規模的道德動員成為不可能?這個問題,歷史學家至今未能給出定論。

同樣的問題懸在SCOTUS上空:通過精心計算的、選擇性的對抗,它是否正在維護一個功能性的法治底線?抑或,它正在以制度性生存的邏輯,逐漸適應一種新的常態,一種行政部門不斷測試、而司法部門不斷尋找最小必要阻力的動態均衡?

這個問題,2026年的今天尚無答案。

我們所能合理推斷的是:SCOTUS的最大危機,從來都不是黨派分歧,而是它賴以存在的合法性本身的侵蝕。一旦人們不再相信它的裁決具有普遍約束力——無論是因為行政部門公然蔑視,還是因為法院本身喪失了獨立性的公信力——司法系統將淪為橡皮圖章。正當程序(due process)與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作為英美法律傳統最古老的兩根支柱,一旦倒塌,法治與更廣泛意義上的「東方式」“智慧”之間的距離,將不復遙遠。


十、野生的和尚與制度的邊界

1963年6月11日,廣德法師在西貢街頭盤腿坐下,被澆上汽油,點燃了自己。那一刻,他沒有向南越政府的佛教迫害政策進行任何形式的談判、讓步或精算——他以最直接、最不可逆轉的方式,完成了道德見證。他沒有機構需要保護,沒有學校、醫院或簽約的外交關係需要維持。

龐大的宗教機構無法做到這一點。它們的體積本身,就是枷鎖。

這幾乎是說:一個制度,當它足夠強大到能夠成為秩序的仲裁者時,它同時也足夠脆弱,以至於無法以道德殉難者的方式行事。它必須活著,才能繼續仲裁;它必須仲裁,才能繼續活著。這個蛋雞相生的循環,是所有大型制度的宿命。

但循環並非必然意味著墮落。庇護十二世的遺產是複雜的:他的沉默讓他在歷史上難逃批評,但他秘密救助的生命是真實的;他的制度妥協讓他的道德遺產長期受損,但梵蒂岡的存續也確實保留了繼續施行善事的結構性條件。這不是一個有正確答案的方程式——它是一個悲劇性的張力,在任何大型制度面對強權時都會反覆上演。

SCOTUS同樣無法逃脫這種張力。它選擇了一條精算的、“抓大放小”的道路:在出生公民權的問題上留有餘地,在TPS案上以程序為劍,在關稅案上正面出擊。它試圖用最小的制度性損耗,維持最大的法治邊界。

只有一個問題:邊界是動態的。每一次讓步都在調整下一次博弈的起點。每一個「這個可以,但那個不行」的裁定,都在教行政部門如何更聰明地走到「這個可以」的範圍內。

在這個意義上,關稅裁決之後的真正考驗,不在於這一次SCOTUS是否劃了一條線,而在於下一次——當行政部門帶著Section 232的新授權回來,或者當某個更根本的制度邊界被試探——這條線是否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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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Turning Point US

歷史上,許多真正的轉折點在當下都沒有名字。魏瑪共和國的人們,並未在某一天早晨醒來,知道自己正在目睹一個時代的終結。1933年1月30日,Hitler就任總理的那天,《紐約時報》的分析認為,他將受到制度的約束而無法實現最極端的目標——這個判斷,在那個時刻並非全無根據,只是被歷史證明是錯的。

我們今天所經歷的,或許也是如此。那個象徵鉅變的事件,沒有一個人能確定——是J6,是豁免裁決,是出生公民權之爭,是TPS案,還是天剛剛作出的關稅裁決?

可以確定的是:過去那套靠默契、習慣與自律維持的秩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迫書面化、剛性化、裁決化。每一個曾經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灰色地帶,都正在被迫成為白紙黑字的法律邊界。過去的秩序,是長出來的。未來的秩序,必須被構建。英美普通法體系正在被迫一點點大陸法“化”。

SCOTUS正是這場構建中最關鍵的建築師之一,而它所面臨的困境,與庇護十二世在聖彼得廣場的抉擇在結構上高度相似:如何在不失去自身存在的前提下,維持道德(是的,憲法是一國的道德性文件。)見證的底線?

它所選擇的道路不是殉難,也不是完全妥協,而是一種精心計算的、選擇性的對抗與讓步。這種策略它用起來既有歷史,也不乏熟練。

在Marbury v. Madison(1803)中,Chief Justice John Marshall一方面創設了司法審查權,另一方面卻拒絕命令行政部門交付委任狀;畢竟在之前發生過,在Worcester v. Georgia中,SCOTUS支持切羅基族主權,但Andrew Jackson拒絕執行——這樣直接打臉的衝突結果,SCOTUS估計後來一直在隱隱作痛。

30年代,FDR的新政立法多次被最高法院推翻,結果就是著名的court-packing plan。在那個臨界點上,法院出現所謂的 “switch in time that saved nine”——態度轉向,避免制度性改組。這就是另一個典型:在可能引發制度重構的時刻,法院選擇調整,而非硬撞。Save their asses instead of their soul.

但是這究竟是明智的制度智慧,還是一種以體面名義包裝的緩慢投降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能由未來的歷史學家書寫了。

我們能做的,除了忍住不撥開已經清晰地懸在我們每個人眼前的問題本身,可能就是站在那個新構建尚未完成、舊的又已不能依賴的中間地帶,不知所措,莫衷一是。

那麽,這個轉折點應該被稱爲什麽呢?MAGA?Donroe Doctrine?The Beginning of the End?大概還需要等上很久很久,才會有人知道。

(P.S.:本文是五六個朋友圈拼凑而成,如果讀著覺得跳躍或者欠通順,那也是一切責任在美方文章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