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朱十誡
在猶豫中尋找決定的力量
反思齊克果的「目的論懸置」與價值多元論

索倫·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是我最喜歡的哲學家/神學家;我甚至會說他只是我最喜歡的哲學家——一個會説出(大意)“祈禱不是爲了改變上帝,而是爲了改變祈禱者”的人,至少我是不會把他當作十足十的神學家的。
衆所周知,當亞伯拉罕舉起刀,準備獻祭自己的兒子以撒時,他站在了人類道德史上最令人不安的十字路口。齊克果在《恐懼與戰慄》中將這個場景描述為「信仰的悖論」——一個人如何能同時是虔誠的信徒和慈愛的父親?
他在書中提出的「道德的目的論懸置」(teleological suspension of the ethical)試圖解釋這種張力:為了服從上帝的命令,普通的道德法則必須被暫時擱置。
我曾經將他對這個故事的再發揮看作是神學的解讀。我理解他的立場,我也承認他找到了一個很精巧但是異常脆弱的角度/支撐點。 他通過這個思想實驗,為一個幾乎無解的悖論找到了一個貌似plausible的解決方案。
但是後來,我慢慢的不確定了。

原因在於,在現實中,這個方案可以而且經常被解讀(“誤讀”)為其他的版本——因爲它客觀上為各種“誤讀”開啟了一個危險的先例。
我們知道,作爲一種絕對價值,「信仰上帝」其實是個筐;而且它是個無形的筐——因爲一個人信仰與否,除了紅口白牙,唯有通過人的其他行爲來證明的。也就是說,被齊克果認爲可以暫時懸置的價值/道德,都可以被歸置於「信仰上帝」這筐裏面,用於展示或證明一個人的信仰。
那麼所謂的十誡(或者可以除去前三誡)、倫理準則、人類規範,是否都淪為了可以被懸置可以討價還價的次要條款呢?這不僅是一個神學問題,更是一個貫穿人類歷史的政治、意識形態乃至個人選擇的核心困境:當我們將某個原則置於「高於一切」的位置時,我們是不是在建立秩序的同時,客觀上為暴行鋪路?
一、「高於一切」的危險結構
這種濫用的結構可以用一個簡單的邏輯表達:當A(對上帝的服從)被定義為「高於一切」時,那麼為了A,犧牲B(不可殺人)、C(保護家人)、D(誠實)就都成為了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選擇。
歷史反覆印證了這個邏輯的可怕後果。無論這個「A」是什麼——「守衛我王」、「信仰天主」、「保衛蘇維埃」、「向天皇效命」、「Party的領導」——一旦它被置於絕對優先的地位,其他一切價值都淪為了它的祭品。
聖經中充斥著這樣的例子:大衛王可以謀殺烏利亞、霸佔他的妻子拔示巴,卻因為他對上帝的虔信而被視為「合神心意的人」;所羅門可以擁有七百個妻子和三百個妾,卻依然被尊為智者。他們的罪行被「對上帝的服從」這個更高的忠誠所覆蓋,就像貪官在法庭上痛哭自己「辜負了Party的培養和信任」——仿佛這才是他們的第一大罪,而真正的受害者只是背景板。
這種結構的危險不僅在於它允許罪惡的發生,更在於它允許罪惡被合法化、甚至神聖化。當「高於一切」的原則成為唯一的道德尺規時,人們不再需要在具體的道德困境中掙扎、權衡、懷疑——他們只需要問一個問題:「這符合最高原則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一切都可以被赦免,甚至被讚美。
亞伯拉罕的刀下,躺著的不僅是以撒,它還遙遙砍向了整個人類道德自主性的可能。
二、價值多元論:Berlin的反擊
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對這種一元論的道德結構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在他的價值多元論(value pluralism)中,Berlin論證道:人類社會中存在著多種真實的、不可化約的價值——自由、平等、正義、慈悲、忠誠、真理——它們之間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層級關係,也無法通過某個「元公式」來排序。更重要的是,這些價值之間經常會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
正如Berlin在《兩種自由概念》中所寫:「自由可能與平等或公共秩序相衝突;慈悲可能與正義相衝突;愛可能與公正和公平相衝突。如果,正如我所相信的,人類的目的是多樣的,並且它們在原則上並不都彼此兼容,那麼衝突的可能性——以及悲劇的可能性——永遠無法從人類生活中完全消除。」
如果我們確定齊克果是將信仰放置在至高無上地位的話,這種觀點就與他的「目的論懸置」形成了鮮明對比。在Berlin的框架中,道德選擇不是在「服從上帝」與「其他」之間的二元選擇,而是在多個同樣真實、同樣重要的價值之間的艱難權衡。當一個父親必須在「保護兒子」和「服從神命」之間選擇時,他面對的不是「A高於B」的等級問題,而是「A vs. B」的悲劇性衝突——兩者都是真實的善,但它們在這個具體情境中無法同時實現。
Berlin的價值多元論意味著:沒有任何一個原則可以「高於一切」而不造成其他價值的犧牲。如果我們將自由置於絕對優先地位,我們可能會傷害平等;如果我們將平等置於最高位置,我們可能會壓制自由;如果我們將效率放在第一,我們可能會忽視人的尊嚴。任何試圖建立單一最高原則的努力,都是對人類道德複雜性的簡化——而這種簡化,往往為極權主義和狂熱主義打開大門。
這並不意味著道德相對主義——Berlin明確反對「所有價值都同樣有效」的說法。相反,他認為這些價值都是客觀的、真實的,但它們是多元的、不可通約的(incommensurable)。我們無法用一個統一的計算公式來決定在具體情境中應該選擇哪個價值,因為這些價值本質上是異質的。正如我們無法回答「一公斤自由等於幾公斤正義?」這樣的問題,我們也無法建立一個普遍適用的價值等級表。
(但是有趣的是,Berlin 的多元論,是否其實是一種「去宗教化版本的原罪論」呢?我覺得是的,不過這裏就不展開了。)
三、「正確vs.正確」的困境:Kidder的實踐智慧
如果Berlin提供了價值多元論的哲學基礎,那麼拉什沃思·基德爾(Rushworth Kidder)則將這種思考帶入了實踐倫理學的領域。在《好人如何做艱難選擇》(How Good People Make Tough Choices)中,Kidder說(大意):「真正的道德困境往往不是"善vs恶",而是"善vs善"的冲突」,並因此提出了「正確vs.正確」(right vs. right)的道德困境概念——這種困境不是在「對與錯」之間選擇,而是在兩個(或多個)都正確的選項之間做出抉擇。
Kidder列舉了四種典型的「正確vs.正確」困境:真理vs.忠誠(說真話可能背叛朋友)、個體vs.群體(個人權利可能損害集體利益)、短期vs.長期(眼前的善可能阻礙未來的更大善)、正義vs.慈悲(嚴格執法可能缺乏人情)。這些困境的共同特徵是:兩邊都有道德正當性,選擇任何一邊都意味著放棄另一邊的某些真實價值。
這種框架與「高於一切」的邏輯形成了直接對抗。在「高於一切」的體系中,這些困境都有標準答案:如果「Party的領導高於一切」,那麼在個體vs.群體的衝突中,答案永遠是群體;如果「信仰上帝高於一切」,那麼在真理vs.忠誠的衝突中,答案永遠是對上帝的忠誠。但Kidder的觀點恰恰相反:這些困境之所以困難,正是因為它們沒有預設的答案,沒有可以機械應用的公式。
更重要的是,Kidder強調了在這些困境中做出選擇的過程本身的道德意義。一個道德成熟的人不是那個能迅速、堅定地做出選擇的人,而是那個能夠充分理解兩邊價值、認真權衡後果、並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的人。這個過程必然包含猶豫、掙扎、甚至痛苦——而這些恰恰是「高於一切」的邏輯試圖消除的東西。
四、猶豫不決的美德
這將我們帶到了一個看似矛盾的結論:在道德領域,猶豫不決可能是一種美德——而我確信,這正是齊克果想說的。
我們習慣於將「堅定」視為美德,將「猶豫」視為軟弱。但這種價值觀忽視了一個關鍵事實:人類認知是有限的,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永遠是不完整的,我們對後果的預測永遠是不確定的。在這種情況下,過度的堅定不是美德,而是傲慢——它預設了我們擁有我們實際上並不擁有的確定性。
"人類應該「得隴望蜀」,應該「覺得比身體更美好的是靈魂,但同時比靈魂更美好的是身體」"。這種看似矛盾的張力,恰恰是道德成熟的標誌。一個人可以深深地相信某個價值(比如自由),同時也深深地尊重另一個價值(比如安全),並且承認在某些情境下,這兩者可能無法調和。這種承認不是相對主義,而是對人類處境的誠實認識。
猶豫不決(「我信仰的可能是錯的!」)是人類擁有的最大的保險機制。它防止我們將局部真理當作絕對真理,防止我們將階段性正確當作永恆正確,防止我們為了某個「高於一切」的原則而踏入血海。歷史一再證明:那些對自己的信念最堅定的人,往往是製造最大災難的人——不是因為他們邪惡,而是因為他們太確定了。
反過來說,那些在道德選擇中掙扎、猶豫、甚至痛苦的人,恰恰是那些真正理解道德複雜性的人。他們知道自己的選擇會犧牲某些真實的價值,他們為此感到不安,他們願意承擔這種不安。這種態度不是軟弱,而是勇氣——承認自己可能錯了的勇氣,承擔不確定性的勇氣,在沒有絕對答案的情況下依然做出選擇的勇氣。
五、重新理解亞伯拉罕
回到亞伯拉罕的故事。
BTW,我爲了寫這篇,又重新汎讀了一下《恐懼與戰慄》;對他的理解仿佛立刻勝過了提筆之前——所以,要多讀書啊!

他爲什麽要專門去講述這個故事呢?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他:《恐懼與戰慄》並不是在為「信仰可以凌駕一切道德」提供一張空白支票,而是在極端地描繪那條裂縫——信仰與倫理之間那條不可消除、令人戰慄的裂縫。他並沒有把「信仰上帝」變成一個可以隨意裝載一切行為的無形大筐,恰恰相反,他拼命阻止它被制度化、被普遍化、被模仿。
他反覆強調亞伯拉罕的不可複製性、不可溝通性與孤絕性,強調真正的信仰不帶來理直氣壯的確信,而只帶來恐懼與戰慄;一旦一個人可以公開辯護自己的例外行為,他在倫理上就已經失敗。
這樣的結果就是,齊克果沒有為宗教例外建立任何公共標準——正因為他拒絕讓這種例外成為公共原則;他把它鎖回個體內心,使之成為一種無法被驗證、無法被號召、無法被動員的存在性冒險。從這個角度看,他並不是為暴行鋪路,而是在揭示一種可怕的可能性,同時透過「稀有性」、「沉默」、「焦慮」等內在條件來阻止這種可能性被濫用。他沒有修補裂縫,而是誠實地承認裂縫存在;而他的警告也許正是:一旦我們把亞伯拉罕制度化,把目的論懸置變成可教導、可模仿的原則,信仰就不再是信仰,而會墜落為政治神學。
因此,我們要公允的說,齊克果對亞伯拉罕殺子的解讀,雖然本質上揭示了一種可以被轉化為等級體系的結構性可能(在這個可能性中,對上帝的絕對服從是最高誡命,而其他所有誡命——包括「不可殺人」——都在這個絕對命令面前變得相對化了),而這種可能一旦被制度化,就會對倫理秩序構成致命威脅,不過他不應該為他人對此解讀的濫用負責——更別説在他之前,人類早就駕輕就熟的濫用過幾千年了。
所以,齊克果的真正洞見不在於為「目的論懸置」辯護,而在於展示了這種懸置的可怕性和我們應有的狀態。亞伯拉罕不是道德英雄,也不是信仰楷模,他只是一個被置於不可能處境中的悲劇人物——他必須在兩個都真實的善(對上帝的服從、對兒子的愛)之間做出選擇,而無論他選擇什麼,都會背叛某種真實的價值。
六、「沉默的騎士」
如果我們以Berlin和Kidder的視角重新理解亞伯拉罕,我們會看到一個不同的故事:這不是關於「上帝高於一切」的故事,而是關於「價值衝突的不可調和性」的故事。亞伯拉罕面對的是一個真正的「正確vs.正確」困境——服從神命是正確的,保護兒子也是正確的,但這兩個正確在這個時刻無法同時實現。他的選擇不應該被當作「正確答案」來推廣,而應該被當作「道德悲劇」來哀悼。
齊克果描述亞伯拉罕為「沉默的騎士」(the knight of silence),這個形象本身就暗示了他的孤絕和無法被理解。亞伯拉罕無法向任何人解釋他的行為——不能向撒拉解釋,不能向以撒解釋,甚至不能向自己完全解釋——因為他的選擇超越了普通的道德語言。這不是凱旋,而是深刻的孤獨和恐懼。
所以齊克果實際上在做并不是要求我們信仰(或者不信仰)上帝;他只是,當我們做出關於這個選擇,或者任何艱難的選擇,時,試圖從我們的面孔上抹去那堅毅的表情。
但是,問題在於,當這個故事被制度化、被用作「服從高於一切」的教材時,它的悲劇性就被抹去了;取而代之的正是大義凜然的堅毅。亞伯拉罕的恐懼與戰慄變成了「信仰的典範」,他的不可能選擇變成了「應當效法的榜樣」。這種轉化是未經授權的,更是危險的,因為它將一個展示道德困境之可怕的故事,變成了一個證明道德可以(而且應該!)被懸置的許可證。
七、在張力中生活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生活?如果沒有「高於一切」的原則來指引我們,如果道德選擇總是在多個真實價值之間的艱難權衡,我們如何避免陷入完全的相對主義或癱瘓性的猶豫?


答案其實齊克果也提供了——時刻保持一種恐懼與戰慄的本真狀態;當然,這同時意味著一種艱難的。甚至反直覺的,生活方式。
(以下又是一些套路的回答;做到比想到要難N個等級。)
首先,我們得承認價值的多元性和不可通約性。我們可以同時珍視自由和平等,即使我們知道它們有時會衝突;我們可以同時相信正義和慈悲,即使我們知道它們有時會矛盾。這種承認不是放棄這些價值,只是爲了更深刻地理解它們。
其次,我們還得保持「可錯主義」(fallibilism)的態度。即使我們對某個價值有深刻的信念,我們也應該承認:我們可能錯了,我們的理解可能是不完整的,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需要不同的權衡。這種態度不是懷疑一切,而是對自己的認知限度保持清醒。
第三,在具體情境中做出審慎的判斷。沒有抽象的公式可以告訴我們在每個具體情況下應該如何選擇,我們必須仔細考慮當下的具體因素、可能的後果、受影響的人們。這個過程是艱難的,但它恰恰是道德責任的體現。
第四,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當我們在價值衝突中做出選擇時,我們不能躲在「我只是服從命令」或「我只是遵循原則」的藉口後面。我們必須承認:是我選擇了這個而不是那個,這個選擇的後果由我來承擔。
最重要的是,保持謙卑和開放。歷史告訴我們,那些聲稱擁有絕對真理、堅定不移地追求某個「高於一切」目標的人和體制,往往製造了最深的苦難。相反,那些承認自己的不確定性、願意在不同價值之間艱難權衡、能夠在必要時改變立場的人和社會,雖然看起來不那麼堅定,卻往往更加人道。
結語:堅定的代價與猶豫的智慧
齊克果的「目的論懸置」,在他的意圖之外,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真相:當我們將任何東西置於「高於一切」的位置時,我們就開啟了一扇通往道德崩潰的大門。無論這個「一切」是上帝、國王、Party、民族還是任何其他原則,一旦它獲得了絕對的優先權,其他所有價值都變成了可以被犧牲的代價。
基於這種真相,Berlin的價值多元論和Kidder的「正確vs.正確」框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替代方案:不是尋找某個「高於一切」的原則,而是學會在多個真實價值之間進行艱難的權衡。這種方法沒有提供簡單的答案,沒有給出確定的公式,但它更貼近人類道德經驗的真實複雜性。
然而,齊克果的真實用意是爲了給我們的“猶豫不決”正名;「我信仰的可能是錯的」,不管聼上去多麽像道德上的軟弱,它反而是智慧的體現。它是人類對抗狂熱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最後防線。那些在道德選擇中掙扎、在價值衝突中猶豫的人,恰恰是那些真正理解道德嚴肅性的人。他們知道,每一個選擇都有代價,每一次堅定都必然傷害某些真實的善。
歷史一次次地向我們展示同樣的教訓:當「高於一切」成為口號時,其餘的一切都淪為祭品。亞伯拉罕刀下的以撒、十字軍東征中的異教徒、文革中的「階級敵人」、納粹集中營中的猶太人——他們都是某個「高於一切」原則的代價。
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堅定的信念,而是更深刻更彌漫於整個生存空間的懷疑;不是更清晰的等級,而是複雜到甚至自相矛盾的權衡;不是更果斷的選擇,而是審慎到顯得“優柔寡斷”的猶豫。在這個充滿確定性宣言的世界裡,承認「我可能是錯的」需要真正的勇氣。
多餘的話
就這樣,我本來略帶批判的開始寫齊克果,東鱗西爪的寫到後來,反而感覺和他更近了——別誤會,我還是不能支持他選擇的内容,但是我無比贊同(不是絕對,仍然留有懷疑的空間)他選擇的方式和他為選擇所放置的後果。
不誇張的說,他選擇的方式應該(但是我不想大家認爲這是一種高於一切的認知)被普適——因為人類不應該那麼堅定。他們應該在不同的善之間掙扎,應該在價值衝突中痛苦,應該為自己的選擇感到不安。這種掙扎、痛苦和不安,不是需要克服的障礙,而是保持人性的必要條件。當我們失去了猶豫的能力,當我們不再為自己的選擇感到懷疑,當我們開始相信某個原則「高於一切」時——那才是我們應該真正恐懼與戰慄的時刻。
所以,當我寫下文章的題目《你別無選擇!》時,它其實應該被讀作《你-別-無選擇!》——因爲你永遠都應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