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面有樂色
因為老栗的崇高恐惧症,我又重讀了張載的「橫渠四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一.
每次讀到這幾句,我心中都有感慨,卻又隱隱覺得離題萬里。它們像高懸在天際的座標,雄渾、莊嚴、令人肅然起敬,卻很難告訴你:明天早上上班該怎麼辦?地方政府該怎麼運作?法院該如何裁判?這種距離感讓人既敬佩,又無所適從。
朋友說,這種高遠的道德宣言與「哈佛女孩」蔣雨融的演講沒什麼兩樣,都帶著一種「假大空」氣質:大詞滿天飛,具體卻落不到地上。
我並不完全反對這種評價,但它也促使我反問自己:道德本身不就是某種意義上的「假(設情境)、大(概範圍)、空(談方案)」嗎?
道德總是先設定一個理想世界,再從那裡回看現實;它必然抽象、必然宏大、必然帶著某種空靈的高度。那麼,問題也許不在於道德「太空」,而在於:為什麼我們對道德的虛無感越來越強烈,甚至忍不住要跟著汪汪汪地犬儒?
我覺得,這種犬儒並非來自冷酷,而是一種失望——我們聽過太多漂亮口號,看過太少可執行的現實;我們被理想感動過,也被理想欺騙過。於是我們開始本能地懷疑一切宏大話語,甚至對崇高本身過敏。
二.

早陣子看新聞時,我想到過一個比喻:一國的憲法,相對於其他具體法律條文,是否更像一種「道德」?而且是規範國家與政府行為的道德。
普通法律通常告訴人民「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違反了會怎樣」;它們是操作手冊、規則書、裁判標準。但憲法並非如此。它更像一份莊嚴誓言,是對權力本身說:「你不可越界。」
它充滿了Thou shalt not的語氣:你不可剝奪基本權利、不可任意拘捕、不可無程序地剝奪生命與自由、不可濫用暴力。
因此,憲法的核心不是管理人民,而是約束掌權者。當我們強調「尊重憲法的最高地位」時,某種程度上就是在呼籲一種「以德治國」——不是用道德懲罰人民,而是用道德限制權力。從這個角度看,憲法確實是一份道德文件:它規定的是權力的「良心」。
三.
然而,歷史立刻給了我們一記冷水。
美國建國時那份莊嚴的「道德性」文件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但它真的幫助了黑人、女性、原住民乃至後來的移民(包括華人)嗎?很長一段時間裡,它幾乎沒有。奴隸制照樣存在,種族隔離照樣合法,女性連投票權都沒有;華人先是連老婆都娶不上,然後後來乾脆全給我滾蛋。
如果沒有後來的憲法修正案、民權法案、投票權法案、反歧視制度與司法判例,這句「人人平等」幾乎只是政治修辭——一個沒有臭味但也沒有力量的響屁。這並不是說它毫無價值,而是說:沒有制度支撐的道德,再高尚也難以改變現實。
於是問題變得清晰起來:道德,或者道德性的法律文件,如果缺乏具體、可執行的下位法支持,就只能停留在假大空的層面。

四.
這裡恰好可以接上牟宗三的判斷:中國傳統有治道而無政道。治道是價值、理想、倫理與世界觀;政道則是制度、程序、機制與可操作的規則。兩者並非對立,而是層級不同的存在。
儒家無疑是治道的大師。它構築了「內聖外王」的宏大框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先有德性主體,再有良善秩序。這是一套極其深刻的倫理哲學,影響了東亞文明千年。然而,儒家往往停留在倫理教化,寄望於君子的自覺,而較少發展出穩健的制度設計來約束不君子的人。
「橫渠四句」正是治道的巔峰表達:它把人、宇宙、歷史與未來聯結成一個道德整體。但正因如此,它也最容易被現代人視為空洞——因為它沒有告訴我們:如何用制度讓不那麼高尚的人也不得不表現得略微高尚點呢?
如果儒家能為這些崇高理念配備相應的執行邏輯——比如權力制衡、可問責的行政體系、可監督的司法制度——那麼橫渠四句或許就不再只是情懷,而會成為一種可落地的政治倫理。
五.
相比之下,亞伯拉罕諸教(如猶太教、伊斯蘭教)更擅長把道德細化為戒律、把價值轉化為制度。猶太教有極其精細的律法傳統;伊斯蘭教發展出完整的法學體系;基督教則深刻影響了西方的權利、契約與責任觀念。它們並不滿足於抽象理想,而試圖把善與惡嵌入日常規則。
當然,制度化並不保證好結果;但沒有制度化幾乎一定帶來壞結果。善意若無規則保護,很容易被權力吞噬;理想若無程序支撐,很容易被現實稀釋。
六.
保守派常說:「美國的民主與法治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建立在有共同價值的人群之上。」這話聽起來像託辭,但也點出一個深刻事實:法律的效力來自於社會底層的「德」。
然而,這種「德」並非天然存在,而是被制度長期塑造出來的。公民權利、司法獨立、透明政府、新聞自由、權力監督——這些制度不僅限制權力,也慢慢培養出守法、理性、尊重程序的公民文化。換言之,制度既是道德的結果,也是道德的生產機器。
七.
因此,「德」不至於淪為假大空的關鍵在於:「行」必須有不厭其煩的具體步驟。理想需要落地,價值需要流程,崇高需要操作手冊。沒有操作手冊的理想,往往只剩下花架子的美麗;沒有理想的操作手冊,則只剩下實打實的冷漠。
道德與制度、治道與政道、憲法與下位法,其實應當是雙輪並行。前者給方向,後者給路徑;前者給意義,後者給效力。只有當兩者相互支撐,「為萬世開太平」才不只是詩句,而可能成為漸進的歷史工程。
或許,我們不必急著嘲笑那些被稱為「假大空」的話語;它們未必無用,只是需要與現實機制結合。真正值得批判的不是崇高,而是沒有制度落地的崇高。

八.
最後説個小故事。
描述奧斯陸協議簽订過程的HBO電視電影Oslo裡面有這麼個情節。
當以方帶著號稱對於協議草稿的200個問題,回到和巴解的談判桌前,然後開始發問時,他們的第一個問題是,移交以後,加沙和西岸地帶猶太居民的垃圾是誰收?第二個問題是,加沙和西岸地帶猶太人居民的稅收是誰負責?第三……
巴解談判者面面相覷,立馬打斷他說,我們飛越萬里來和你和談,你咋問點這麼雞毛蒜皮的問題啊?!以方於是做出了截圖裡面的回答。
然後說,你要治理自己的國家,那就得做好準備考慮每一個具體的需要治理的問題。言下之意,理想主義,或者恐怖主義,或者任何主義,衹能代領你們走那麼遠。


三十多年過去了,看來這句建議還在送達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