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署名:Amorphis
不定型的欲望與凝固的身份
論人類性向的獨特性與排他性的存在論根源
首先說一個小故事。George Michael的這首Cowboys and Angels,歌名本是同性戀社群的隱喻——Cowboys是1,Angels是0。在出櫃之前,George經歷了很長時間的猶疑和恐懼,也交了幾個女友;最終還是徹底面對和坦白了自己。
然而人類的愛與痛苦,正如影子般伴生,又哪裡真的能被簡單的同異二分?
想到電影《東宮·西宮》裏面,當小史終於對阿蘭瀕臨崩潰時,他恍惚地問阿蘭,你到底是男是女?阿蘭則平靜地回答:我又何必是女的——我又何止是女的呢。
我想我對人類性向問題的好奇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吧——欲望本是不定型(amorphous)的,但人類卻把它凝固成為了身份。
一、存在論的裂縫:從「行為」到「存在」
動物在世界中發生性行為,人類卻在世界中擁有性向。這裡隱藏著一條深刻的存在論裂縫。

對多數動物而言,性主要是一種局部穩態的調節機制。在發情期,激素帶來狂躁與生理壓迫;交配的功能,是把系統從失衡拉回最近的穩定態。這是一種減法邏輯:從不愉悅的巔峰回到零點,從張力回到可承受的狀態。
人類則不同。人類的性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純粹的生殖週期,演化為一種增加意義與品質的加法。我們追求的,不僅是「不痛苦」,而是「極致的愉悅」與「自我的延伸」;這後者,不客氣的說,全是被建構出來的。
當性從「緩解生理焦慮的手段」轉變為「塑造存在品質的場域」,它便不再只是衝動,而成為自我理解的材料。
這裡的關鍵不只是「動物 vs 人類」,而是穩態層級的轉換:動物的性主要停留在行為層面的穩態調節;人類的性則被提升為意識層面的穩態敘事。
換言之,人類並非拋棄了動物性的穩態邏輯,而是把它意識化、命名化、制度化。我們不僅要回到穩態,還要為這個穩態講出理由,給它一個故事,甚至用它構造出新的穩態,并且為之承擔道德與政治後果。
這樣看來,在動物世界中,同性行為多半是情境性的、即時性的與可替換的。比如,兩隻雄性黑猩猩在衝突後以性接觸達成和解,那是一種功能性的潤滑,而非身份宣言。牠們並不在行為之外建構一個穩定的「我是誰」。環境變了、對象變了,行為也隨之變化;性仍然屬於純粹的動物性——一種與當下情境緊密耦合的能量釋放。
人類則必須知道「我是誰」。一旦欲望被自我意識捕捉,它便不再只是事件,而成為存在立場:一種關於「我如何在世界中安放自己」的答案。於是性不僅是身體的事,更是生命的事;它包含了敘事、歷史與命運。
這正是人類性向獨特性的核心:我們把不定型的動物性,凝固為可命名、可捍衛、可敘述的身份。
當然,這是一個光譜;古希臘古羅馬甚至古中國人可沒有這麽“矯情”(self-aware)。
二、穩態的代價:排他性與對模糊的恐懼
排他性正是在這個轉折點誕生。動物可以在不同情境中表現出不同取向(我打賭你很難找到兩隻終身相伴的一提到其他異性就“Yikes!”的同性動物);人類卻傾向於選擇一條道路,並關閉其他可能性。這也表現在,爲什麽人類的同性行爲,在“排他性”(比如,exclusively gay)上有遠遠超出動物同性行爲的比例。這不僅是社會規訓,更是人類對穩定性的深層渴望。
那麽為什麽人類會對「流動性向」或「非規範取向」感到本能不安呢?
1)認知成本與社會可讀性
人類社會建立在可預測性之上。身份標籤(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等)本質上是一種簡化世界的算法。當一個人宣稱自己是「流動的」,他等於拒絕進入這套預測系統。對他人而言,這種模糊性意味著風險:承諾、契約、角色都變得難以計算。
小波在《似水柔情》中寫到:“那個警察說:不知道。反正這公園派出所對你不適合。聽說想派你去勞改農場,讓你管男隊,你老婆不答應,可也不能讓你去管女隊啊。算了,不瞎扯。我什麼都不知道。從這些話里,我們知道了同性戀者為什麼不堪信任:既不能把他們當男人來用,又不能把他們當女人來用——或者,既不能用他們管男人,也不能用他們管女人。”
2)秩序的潔癖
如瑪麗·道格拉斯所言,厭惡往往來自「不在其位之物」。當性向超出二元分類,它就成為意識秩序中的「污點」。這種排斥並非針對行為本身,而是針對分類系統被破壞的威脅。
所以,很多人覺得同性戀或者甚至是廣義的BDSM社區/行爲「髒」,我認爲除了性形式本身的選擇差異,還有的就是道格拉斯所說的這種厭惡了。
這種潔癖當然是可笑的;在某些人眼裏,missionary之外都是可被厭惡的。
3)自我分裂的防禦
沒有固定身份的自我,容易被不確定性吞沒。確定的身份雖限制自由,卻提供安全。排他性因此成為一種心理穩態技術:以邊界換取安定,以簡化換取可承受的存在。
三、意識的過濾與再編碼:從欲望到身份
這種穩態並非自然給定,而是自我意識對動物性的再編碼。人類的意識如過濾器,把混沌欲望篩選為可理解的類型。於是:「我喜歡誰」逐漸變成「我屬於哪一類人」。而一旦身份確立,它便反過來規訓欲望:不合身份的欲望被壓抑、被合理化,或被遺忘。
這與我對我們和惡的負距離的理解形成清晰鏡像。若惡並非源於動物性本身,而是源於動物性被自我意識體系化(例如把掠食本能轉化為排他意識形態),那麼性向的排他化正是同一邏輯在愛欲領域的另一面:動物的欲望本身無善惡;一旦欲望被轉化為身份與秩序,就必然產生邊界;一旦有邊界,就必然有被排除者。
換言之,惡與性向排他性共享同一根源:被意識本質化的動物性。
四、文化:欲望的技術與集體穩態
文化在此處至關重要。文化並非單純壓制欲望,而是一套集體穩態技術——它把個體的混沌欲望轉化為可共享、可預測、可被制度承認的形式。
用我自己的定義文化、穩定態與不可跳躍的社會改造----從戰後日本與阿富汗談起來看:文化是幫助某個群體抵達最近穩定態的能量偏好總和。
在性向問題上,文化做的不是消滅欲望,而是為欲望選擇一條穩定的河道。它提供敘事模板、道德語言與制度安排,使個體的欲望能嵌入集體秩序。
在傳統宗法社會,排他性的異性戀被編碼為「孝」與「延續」,形成高度穩定的結構。當流動性向出現時,它挑戰的不只是道德,而是整個集體生存算法。人們的厭惡往往來自對結構崩塌的本能防衛。
於是,人類以一致性換取社會可讀性;穩定身份讓我們更容易被信任與承認,卻也讓我們更難容忍矛盾。
五、結論:存在的代價
從演化視角看,人類的排他性是一種代價高昂的適應。動物在最近的穩定態中自然滑行;人類卻以意識為自己打造穩定態和不停創造新的不穩定態。性向正是其中一塊關鍵結構板:既是身體的力量,也是自我的支點。
我們面臨的悖論是:我們之所以能成為自己,正是因為我們失去了某些可能成為的自己。性向的統計層面的排他性與對非規範的排斥,並非偶然偏差,而是人類存在本身的代價——在動物與意識、流動與穩態、欲望與敘事之間永恆拉扯的結果。
動物不必為欲望辯護;人類卻必須不斷為自己的存在給出理由。正是這種“責任感”,既帶來了尊嚴,也帶來了痛苦。人類的悲劇也並不在於失去動物性,而在於我們必須用自我意識,為濃墨重彩掩蓋下驚鴻一瞥的動物性負責。
我們在狹窄的身份中尋求安全,又在安全的牢籠裡渴望那早已失落的、不定型的動物自由。
於是我們推開了那扇窄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