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子”的内与外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读后随感
1黯淡的时代同感强烈的个人共鸣
对于鲁迅这样一个不论从著述还是从思想而言都多元且复杂的存在,这样一位被当时以及后来之人无数次地讨论过的时代人物,任何谈论都免不了简化。事实上,任何人也都可以从鲁迅那充满了矛盾的文字中寻章摘句并断章取义。他是爱人还是憎人?是相信民众还是不相信民众?是相信人性还是不相信人性?是人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他对革命,对进步,对启蒙,对青年,是相信还是怀疑?对亲情,对爱情,对婚姻呢?对他毕生所从事的文字和文学事业呢?他对打破“铁屋子”有没有信心?对“铁屋子”之外的世界又有没有信心?……
有趣的是,所有这些问题,在鲁迅那里都可以找到相反的回答,读者自然也就能够求仁得仁,求智得智。王晓明老师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所书写的无疑也是他眼中的鲁迅。作者说自己是一个“容易被世事激怒的人”(p9《三联版序》),通读全书下来,可以直观地感觉到作者情感的充沛。所以这是一部典型的“有我”之书,全书之中随处可见“我”跳将出来直抒胸臆,“我觉得”、“我感到”“我总是”“我常常”……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与其叫做“鲁迅传”,不如叫“我读鲁迅”更合适。
在韩文版自序中,作者说:
倘说过去的那些鲁迅传记的作者,或者出于对鲁迅的由衷的崇敬,或者也因为深受那个所谓“革命”的时代氛围的影响,而大多致力于描写鲁迅的“革命”的一面,譬如他的乐观,他的激昂,他的自许为“无产阶级”的“战士”的姿态,等等,那么,当我在1980年代重新阅读鲁迅,以自己和自己这一代人的生存经验去理解他的时候,我却更多是体验到了他那深无边涯的痛苦,他那些乐观的激昂意愿的持续的受挫,他那用“战士”的自许所无法化解的沮丧和绝望。不仅如此,我愈益强烈地感觉到,只有深深地进入鲁迅的这些也许他自己都不愿完全袒露的沮丧和绝望,你才能真正读懂他那独特的“绝望的抗战”的精神,也才能真正懂得他作为一个人的伟大。
作者初读鲁迅是在那个“所谓‘革命’的时代”,重读鲁迅是在那个所谓“改革开放”的年代——那是一个人们再一次以为可以冲破“铁屋子”、获得思想解放,投身启蒙运动的年代。这本书则初版于1992年,可以想到写作于何时。所以作者说自己写这本书时是“阴郁而激愤”的。(这次修订版,作者修改不少,说是把以前的反问号和感叹号都改成了普通问号和句号。也可以想象读初版应该更过瘾。)
居于今日,我不但不可能有对鲁迅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的感知,也不曾有该书作者身处思想之再次解放及其惨败的经验。我所处的是一个大多数人都相信“盛世的美梦”的时代,鲁迅的“铁屋子”如今似乎变成了华丽的豪宅和温软的席梦思,人们闭目是梦,睁眼还是梦,睡去不觉痛苦,醒来但感自豪,耀眼的光芒早已让人认不出“铁屋子”的存在。但是,我读鲁迅,我读作者之《鲁迅传》,时代的通感虽已黯淡下去,个人的共鸣却依然强烈无比。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不能不反省自己。
上面说读者可以在鲁迅那里求仁得仁,求智得智,从另一方面说,读者也可以从自己与鲁迅的共鸣之中照见自己的心性,以佛见佛,以魔见魔。
我买的第一本鲁迅的书是初中时购入的《鲁迅诗集》,第二本应该是《呐喊》,第三本是《野草》,第四本是大学所购《两地书》。所以说我读鲁迅极少极少。只记得初中时语文老师问起“横眉冷对”这句诗,班里只有我不但知道作者是鲁迅,还把全诗背了下来。得到了老师的激赏。我接触到《野草》应该恰好在自己初中毕业后抑郁症休学的日子,是少有的让我的灵魂因共鸣而震颤的书。如今回想,那种感觉和阅读《圣经》与尼采很相似,和阅读兰波的诗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很相似。大一还是大二读了鲁迅的《两地书》,写了篇随笔《绝望之为虚妄》,这是我第一次记录阅读鲁迅的感受,大抵是聚焦于他思想的“黑暗”。
这么多年来,既没有再读过鲁迅,也没有再思考过鲁迅,只是偶尔被人批评“愤世嫉俗”时,抬出鲁迅先生来为自己做一下挡箭牌。
初入大学的我对世界是怀抱希望的,但大概由于个人气质的原因,我那时所理解的鲁迅依然是黑暗,悲观而绝望的。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的作品“太黑暗了”,他害怕把别人领入深渊,他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我总觉得,他所有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国民性的嘲弄,不过是他对自己对生命的厌弃和嘲弄的投射罢了,前者的深刻源于后者的深刻。面对别人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他似乎也总忍不住要贬低要戳破,我觉得这背后不是爱,而是恨与怨,是自己对意义和价值的虚妄感的投射。在他那里,黑暗的对立面不是光明,而是荒诞,绝望的对立面不是希望,而是虚无。所以他的反抗“不过是与黑暗捣乱。”——“无矣,则仍是黑暗和空虚而已!”(以上皆见《两地书》)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这绝望与虚无之中,始终保持着的“战斗”的姿态。
这本《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致力于书写的,正是鲁迅的精神危机、内心痛苦和思想悲剧。所以太能引起我的共鸣。
2
洞察入骨的人性
无法直面的人生
鲁迅生在富贵之家,但旋即败落受辱,以至于被亲属称谓“乞食者”。作为长孙免不了要更多地承担起进退交接的任务,童年鲁迅承受了本不该属于他那个年龄的冷酷和势利,嘲笑与轻蔑(p10、11),所谓“势败休云贵”、“人情薄如纸”,他必是有深刻的体会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P13)
鲁迅还曾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p86)这“毒气”和“鬼气”,大概也要溯源于童年时期的“恨”吧?他以后对人的不信任,对民众的不信任(p12、30、57、74、75、104、108、152、186、209),除了对现实遭遇的一时感慨和故作“伤心人语”之外,童年时期的遭遇想必也如幽灵一般,时时往来心头吧?他也感觉到了自己的问题,所以也说:“我总觉得我也许有病,神经过敏,所以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是全都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有什么东西在手巾或袖子里藏着。但又往往不幸而中,岂不哀哉。”(154)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而中国人竟也果然如此,所以这信念只能更加坚强,这幽灵只能更加晦暗。从这一点来说,这不但是鲁迅个人生活的不幸,也是整个社会人心的不幸。
作者也正是从鲁迅对人的不信任和鬼气之中,读出了鲁迅“呐喊”中的“叹气”,“积极”背后的“放弃”,“确信”底下的“怀疑”(参考该书第七章《戴着面具的呐喊》)。而那剥开一切所看到的内核,是坟,是野草,是始终想摆脱想决裂却又无法摆脱无法决裂的另一个自我(参考p101-105讨论《在酒楼上》与《孤独者》)。
因了这层悲观的思想底色,这层对人性的深深的不信任,鲁迅反而显示出比同时代大多数人更多的清醒与深刻。我们常会发现,就对历史与社会的预判而言,似乎总是悲观者更胜一筹。这就像是墨菲定律,因为时间的长河是无穷尽的,可能发生的糟糕的事情总会发生,而相对于美好之事物,人们对灾难的记忆总是更深刻。更何况当时的中国是那样一种循环的过往?是那样一个混乱的现状?
试看,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一个先知先觉的呐喊者,他对于民众的态度,则是“不必硬扶,听他罢了……,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切切实实的帮他抬”,是“民众俟将来再谈”(p56、57)。被“进化论”激励的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却只看到了“退步”,中国“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一个“启蒙者”,竟然不信任他所要启蒙的“民众”,并激愤地认为“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他对于革命又是什么态度呢?“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是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的革命运动,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言辞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仅限于在这一点上学了工农俄罗斯。”(p142)“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p81)他看到的革命的现在不过是残酷,而革命的未来不过是争夺“地狱的统治权”,这是何等的悲观,却又是何等的深刻!
在鲁迅,由对亲人的不信任推广到对人的不信任,对青年的不信任,对民众的不信任,对自己的不信任。由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训而对进步,对革命,对统治者不再信任。这种对人性的洞察和对未来的绝望,带给读者的,是持久而深邃的震撼力,带给作者本人的,则必然是“无法直面的人生”。
鲁迅在私信中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这是一个悲观的怀疑主义者却要肩负起乐观的启蒙责任所必不可免的,带着面具呐喊,怀抱绝望而书写希望。他对于未来的态度,基本是清醒过来却对破毁“铁屋子”的希望的“必无的证明”,是“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如今,那些被鲁迅的文章弄清了脑子弄醒了感觉的人继续成为筵席上供人享用的醉虾,那些继承鲁迅志业的人继续像戏子一样为看客的舆论增添一点热闹,或在危机关头充当“敌人的替代”。而更多的人,则“轻信盛世的美梦,避入苟活的欢欣”,在上者瞒与骗,在下者聋且瞎,“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痛苦一生世!”
3
铁屋的内外
绝望的抗战
这大概就是在“铁屋子”中清醒来的悲哀。
其实“铁屋子”的比喻只是对消极对象的否定,对于铁屋子之外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或者说打破了铁屋子后要建一个怎样的新屋子,同时代的人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和愿景,而鲁迅却是那个始终彷徨犹豫、不敢确信的人。
借用“铁屋子”的比喻,我们似乎可以说,鲁迅的心是在“铁屋子”之内已觉醒的心,他的身体则一直努力在“铁屋子”之外求索。我们更不妨说,他的文章,正是在铁屋外上下求索之身投掷给在铁屋内的左右呐喊之心的。
倘若能够在“铁屋子”外安身立命,或者可以想象出要建立怎样一个新的屋子,一方面,那心在铁屋子中的“呐喊”也就有了希望,有了意义;另一方面,在将来那心也就可以安然地走出铁屋子,与此身合而为一。
倘若身体在“铁屋子”外依然是四处碰壁,则心也就失去了在铁屋中“呐喊”的底气,甚至开始怀疑这苦斗的意义,并终于羡慕起“熟睡的人们”来。个人生命都没有畅通,又如何期盼人人生命之得畅通呢?又如何期盼民族国家生命之畅通呢?在鲁迅,便是常常由个人生命之阻塞,使那铁屋中的心也犹豫了起来,阴郁了起来,怀疑了起来,于是鬼气再次袭来。
所以他总要怀疑自己的价值,怀疑文学的价值(p67、68、148、176、178)。鲁迅说,如果有人“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他还给自己的读者打造好一面镜子(参鲁迅《答有恒先生》),如果读者读他的文章,感之动之,共鸣之嗟叹之,就会在这面镜子中发现:我不是刚好成了鲁迅笔下那被他文字和文学弄清了脑子弄醒了感觉然后在筵席上供人享用时加倍得苦痛的醉虾吗?“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这就是先觉者的悲剧,敏感者的悲哀,就是文人的作用,“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p143-150)
在这里,我们就更能感到他“荷戟独彷徨”的无助与悲哀。这无助与悲哀不仅是他既要面对敌人又要防后方所谓“战友”的冷箭而不得不“横站”的尴尬处境(参该书第十八章《横站》),更是他从根本上便无法确信梦与醒、铁屋子的内与外的深刻不幸。所以对鲁迅来说,“铁屋子”的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有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问题。
但在鲁迅所有的“不相信”的背后,依然有他自己的确信,他终于确信了自己的使命或者说宿命,正是那徘徊于明暗之间的牺牲者。作者在书中对鲁迅对自己角色的最终定位有精彩的论述(p88-92、108、282-284),有这样一段浓缩的评论值得分享:
从1920年代中期起,鲁迅很少再表现出五四时期的那种启蒙者的自信,那种代表新世界的毫不掩饰的自傲了。就在那段认为“一切都是中间物”的文字里,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旧垒中来的反戈者;在另一个场合,又比如成抽了鸦片而劝人戒除的醒悟者。到了1934年8月,他更在通信中写道:“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既然自己并非新世界的代表,那和旧世界一同沉没正是必然的命运,恰如那个向人类告别的影子。这也就像一架梯子,别人踩着它攀上天堂,它自己却永远立脚在地狱当中。……他之所以偏要那样自贬,不过是想在自己的牺牲观底下,再垫放一块更加稳重的基石。(p282-283)
王晓明老师为鲁迅所作的是一部“心史”。在他笔下,鲁迅是旧式望族的幸运儿,是家道中落的离乡者,是犹豫不定的探索者,是先知先觉的革命者,是洞察人性的批判者,是戴着面具的呐喊者,是堕入虚无的孤独者,是过渡时代的中间物,是助威革命的破落户,是绝望痛苦中带着“死士”情怀的抗争者。
他笔下的鲁迅是个“挣扎者、苦斗者,甚至失败者”,但在十年后的重版序(2001年)中,他要我们关注“那挣扎背后的沉思,苦斗之中的坚忍,失败所蕴含的启示”。我想这也是没错的。如果说希望本是绝望,那绝望也不过是虚妄。在这绝望之为虚妄中生出的抗争之花,又有谁能摧折毁灭它呢?
“无法直面的人生”这个标题很耸人,但即便是遭遇了“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也在不断地努力“突围”,一次次投身新的事业和新的希望。纵观鲁迅一生,我们看到,他从悲观与绝望中逃离的办法是加入启蒙运动去呐喊,是逃向南方继续勉力于文字,是与gcd结盟继续反抗当权者。他并不愿屈服于虚无,也无力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所以他选择了“以绝望为基础的抗战”。
如果说鲁迅身上有一种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大概是他的幽默感,他同黑暗“捣乱”在姿态。如果说鲁迅身上有一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大概是他那种认清了黑暗甚至看不到光明却仍然要不断战斗的人格。
所以我愿意引用作者在附录二《鲁迅: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中的一段话作为这篇随笔的结语,分享给每一位有耐心读到这里的朋友:
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到了鲁迅最为杰出的精神特点。他比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更多地承受了那种先觉者的苦痛,在某种意义上,他简直是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但是他没有因此就停顿不前。当理论信仰不足以支撑自己的时候,他就更多地依靠自己的人格力量,动员起全部的理智来保卫呐喊的激情。这就是“望的抗战”的真正含义,它表现的主要不是一种用理论装配起来的勇气,而是一种由对黑暗的憎恨凝聚而成的意志。这就是那些自辟之论的意义所在,它们并非体现了一副睿智的思辨头脑,而是显示了一种与黑暗势不两立,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战斗的人格。(p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