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商昌宝先生2022年10月做了《如果制度有优劣,文化岂能无高下》的讲座,随后形成文字稿,批评秦晖“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的观点。商昌宝讲座文字稿见https://mp.weixin.qq.com/s/6qyQxji0i0STV_jxjnIV_w ,原文很长,我只能抽取其中的主要观点,谈点自己看法。
一、秦晖“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的含义
商文的起因是与秦晖“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的说法商榷,我觉得有必要准确把握秦晖这个说法的真实含义。
秦晖的论证逻辑:
1、因为文化这个概念,有上百种定义,讨论问题的时候,必须确保前后的定义相一致,这样才能确保概念的同一性、逻辑的自洽性,不至于产生含义的混乱。
2、如果认为文化和制度相关,比如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以文化指代制度,秦晖认同文化有高下,比如民主文化就高于专制文化;
3、如果认为文化和民族、国家相关,那么就不要再和制度相关。比如可以说美国文化、英国文化,德国文化、日本文化,那就要和民主制度、专制制度就要分开。这个时候谈制度就谈制度,不要牵扯到文化。不能说德国文化就是纳粹文化、美国文化就是民主文化。这个是简单的常识吧?所以我们反对纳粹文化,但不反对德国文化,赞同民主文化,但不一定喜欢美国文化。秦晖认为,文化这两种定义都可以往下讨论,但是如果文化和制度绑定,进而和民族、国家绑定,是没法讨论的。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文化其实就是一种审美符号,他说的中餐西餐这个通俗的例子只是便于理解。
4、“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我个人看法,这个说法的核心并不在于说明什么是文化:秦晖更希望留给文化学者去界定。这个说法的核心在于说明什么不是文化,简单讲,跟权利相关的就不是文化。一个国家有吃饭的选择权,可以吃中餐也可以吃西餐,另一个国家没有吃饭的选择权,只允许吃中餐或只允许吃西餐,这是两种不同的制度。所谓的制度,就一定跟权利相关,比较制度核心就是比较权利,因为制度保证了权利。
5、这个说法针对的是那些一比较制度,就说这是文化的那些人,也就是批评文化决定论。秦晖认为,历史发展是由很多环节构成的,每个环节的都有一定的概率,事情最终的概率取决于各个环节的概率乘积,是乘法原理,因为概率都是小于1大于0的,所以经过很多环节后,某一因素对事情最终的结果的影响概率接近于0,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没有决定力量。这是他反对文化决定论的数学论证。有人说,这个论证有些瑕疵,比如如果应用乘法原理,需要所有的事件都是独立事件,而先前发生的事件对紧接着后续发生的事件会产生路径依赖效应,而使后续事件显得不那么独立。但是这种路径依赖,对紧随其后的可能有一定影响,但是后续事件环节如果很多,那么路径依赖就几乎没有影响。虽略有瑕疵,但总体上的论证是成立的。
6、秦晖在后来的文章中,推广了这个论证。比如将影响因素分配给制度、文化、国民性、运气、努力等等因素,所以他后来的说法是,反对一切决定论。注意,是反对一切决定论,也就是既反对文化决定论,也反对制度决定论(商昌宝的论证很大一部分是从制度决定论衍生出来),还反对其他决定论,比如信仰决定论、国民性决定论。反对决定论,是秦晖研究历史得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也与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相一致。
7、秦晖从来没有说文化不重要,他从来没有提倡过文化无用论、信仰无用论,从来没有说过一定时期内,一定人群的思考方式、行为模式不会对历史产生影响,从来没有。他的所有论证都是在说明,某种因素决定了历史的必然发展是错的,因此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决定论。这是理解秦晖“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最核心的要点。
8、商昌宝全文,以及相当一部分读者,对于为什么天朝专制思想盛行、西方民主思想源远流长感到困惑不解。以至于制度和思想相互滋养、相互助长,继而认为制度确实有优劣,但何以别人能有好的制度,我们却停留于秦制?于是这些人认为,原因就在于你的传统文化当中没有民主、自由、宪政、法治、公平、正义的思想,所以你的传统文化是劣等的。这是商昌宝和相当一部分读者朋友潜在的论证理路。这个论证是非常粗糙的。大概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很多民族中都存在过专制思想、民主思想,只是各个民族文化的表述有所不同。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难道不是朴素的反专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君之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难道不是朴素的权利义务对等观?但是这种思想显然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欧美也同样,虽然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民主、共和辉煌过,但是欧美建立今天的制度,也历经坎坷和挫折,也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不断积累,也有相当的运气在里面。所以,并不能以古代文化中是否有现代意义的民主、自由、法治、程序正义这些思想,来证明一个民族就是优等或劣等,因为有思想和发展出现代制度,其间不啻十万八千里。
二、商昌宝的论证
1、“既然制度如此重要,足可以影响到人以及决定社会的普遍道德,按照这个基本逻辑,制度难道不可以影响到或决定人所赖以生存又同时参与创造的文化吗?所谓的长时段的民族文化定义,难道不是该民族中历史上所有人的文化矢量和吗?造成中国上述领域超过千年的“沙漠化”文化现象的原因中,难道能排除秦晖教授所看重的制度元素吗?”
简单说,商文认为,如果制度足够重要,那么制度可以影响到或决定文化。既然制度有优劣,那么优秀的制度决定了优秀的文化,恶劣的制度决定了恶劣的文化,所以文化也是有优劣的。
这个论证其实非常粗疏。假如我们赞同决定论,认为制度或文化能决定所有事情,这就很难解释相当多的历史事实。比如如果劣等的秦制决定了劣等的中国文化,制度也劣等、文化也劣等,那么怎么解释还能出现无数反抗秦制的谭嗣同们呢?这种人近代以来还少吗?今天难道绝迹了吗?谭嗣同难道是从西方现代价值的角度反抗秦制吗?拜托,他的名著是《仁学》,而不是什么政治自由主义吧。再往前的黄宗羲,那真是不知西学为何物的年代,《明夷待访录》中的看法,天下之大害君而已,这是不是反专制思想呢?如果制度真的能决定文化,那么古罗马的共和制度那么优秀,应该产生了优秀的共和文化,加上极为先进的罗马法,制度也优秀、文化也优秀、法律更优秀,罗马铁蹄更是几乎统一了欧洲,为什么罗马共和维持不下去,共和蜕变为帝国呢?为什么帝国也维持不下去,最终衰落呢?制度真的能决定文化吗?制度真的能决定历史所有走向吗?更进一步,如果罗马制度那么先进,决定了罗马先进的文化,罗马为何没有发展出现代社会?而是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后,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之后,欧洲才开启了近代化历程?
2、商文说“因为简单而直接比较是,如果中国文化中先天在自由、法治(rule of law)、权力所属与分立、权利意识、程序正义、民主选举、无罪推论、形式逻辑、超验思考等议题上无所作为,而西方文化却始终以其为特点和本质,那么选择中与西,就不是“口味改变”,不是各有千秋,而是选择有益于健康的和选择损害健康的食物的问题了,结果当然就可以分出倒退、落后、低下以及进步、领先和高明了”。
这是一段很能唬人、似是而非的说法。第一个问题是,自由、法治、程序正义、民主选举,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是近代以来才逐步形成制度,逐步完善的。西方古代社会有一些原始的价值取向,但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制度保障。第二,西方国家并没有因为古代社会有这些价值的踪影,就必然的建立了今天的现代社会制度。认为西方有了这些思想就必然发展出现代制度,无异于天方夜谭。他们经历了相当的曲折,现代化的实现,可以说是有相当大偶然的运气。如果古代就那么先进,为什么要经历漫长的中世纪,而不直接现代化?而要从伟大的希腊罗马,经历中世纪的衰落?然后搞出来什么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第三,那些非西方社会,古代思想中缺少自由、法治、程序正义的国家、民族,有些也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古代思想、古代文化、甚至古代信仰,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充要条件。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自古受中国影响,受儒家影响很大,强调尊卑贵贱,比如日语中有很多敬语,就是等级制度在语言中的一些留存,信仰是神道教,这也谈不上什么自由、法治、程序正义,可是也实现了现代化。虽然这个现代化是二战后被美国移植的。但是足以证明非西方国家、古代思想中没有自由、法治、程序正义这些种子的国家,仍然是可以现代化的。而现代化之后的日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文化有问题,信仰有问题。韩国是另一个东亚的例子。日本和韩国都没有极端的反本民族文化。如果说日本制度是移植的,那台湾呢?台湾跟大陆同文同种同(儒)教,为什么台湾可以建立现代制度,大陆就不能呢?台湾的文化背景跟大陆几乎相差无几,古代也没有什么自由、法治、程序正义的影子,台湾的例子如何解释呢?台湾现在比大陆保留了更多的传统文化,台湾人为这些传统文化自责自卑吗?开什么玩笑!
3.商文说,“既然制度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人的普遍“伪善”和“伪恶”,可以让人变成“真君子”和“伪君子”,那么不等于说制度优劣关乎民族优劣吗?”
我以为,这里错的离谱。首先,制度的作用在于提供了人们行为的约束环境。在严酷的秦制下,人性中恶的一面更容易被激发出来,但不等于秦制下人都没有善的一面,我们难道没有民间慈善吗?也不等于没有人反抗,从来都不缺反抗者吧。如果制度环境好,人性中善的一面更容易被激发出来,但是也不意味着发达国家没有犯罪吧?其次,制度优劣当然不等于民族优劣。二战时的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盛行,德国和日本就是劣等民族?那二战后制度一经改变(虽然是被移植的),德国、日本皿煮制度运行良好,德国和日本就一下子变成了优等民族?这个推论能成立吗?如果有民族优劣的划分,这种从劣等到优等的进化一瞬间就改变了?到底是民族等级改变了,还是制度改变了不是一目了然吗?
4.商文说“这种由民族而联想到种族的担忧,是智者的清醒还是误入歧途的随意比附?是应该澄清一下的。“民族无优劣”的说辞,如果替换成“种族无优劣”,可以说相对成立”。
商昌宝先生的说法在这里看上去很政治正确。他不接受种族有优劣,但是接受民族有优劣。这就让人非常难以理解了。种族更多的跟基因、血缘、肤色有关系,简单说跟生理特征有关系,一个人很难改变,而民族更多的跟信仰习俗、生活传统、共同记忆、语言习惯、文化认同等后天习得的东西相关,既然先天决定的、很难改变的种族都没有优劣之别,为什么后天形成的、可以改变的民族反而会有优劣?这种后天习得的语言、思想、文化、信仰,几乎没有一成不变的,不用举例子了吧?
5.商文第三部分,用来相当大的篇幅来说“被滥用的民族平等问题”。我觉得真可以算是奇文了。
他先引用秦晖的说法:“如果文化就等于 ‘一民族不同于他民族的那些特点之总和’、等于‘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民族识别的符号’乃至等于‘民族(国民)性’的话,那么说‘文化有优劣’就意味着‘民族性有优劣’,这几乎就等于说‘民族有优劣’了。我的价值取向使我无法接受这类说法。”“作为人文主义者”,坚信“各民族一律平等、不应有优等民族劣等民族之分的”。
这个引用是准确的,反映出秦晖一贯的立场和观点,商昌宝的质疑倒是让人啼笑皆非。他说,如何理解秦晖教授所谓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呢?是指各民族在经济发展、军事实力、情报分享、软件建设方面都平等呢?还是指与政治制度相关的文化、传统、文明贡献和地位上都要平等?或者是指各民族在制度演进和文明推进中都会必然取得进步而不能区别看待的平等?抑或是仅指各国交往时彼此尊重主权和国家尊严、在联合国投票时遵照一国一票、在触犯国际法并因此被制裁时的平等?如果是最后一者,那已经是二战后的事实,不必再刻意强调。如果是前几者,凭空说平等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是乌托邦设想。或者假定平等的尤其是如何能做到平等的问题,恐怕秦晖教授得拿出足够好的方案,否则“各民族一律平等”就是一句政治正确的口号,就是看上很美丽的肥皂泡。
各民族一律平等有那么难理解吗?法律上人人平等什么意思?除了说法律适用应该人人平等,没有人可以享有超越法律的地位和特权以外,还有个重要意思就是人和人的人格平等。套用这个说法,各民族一律平等,至少应给予各民族同等程度的尊重,以及“族格”平等。秦晖会像上述引文一样,要求各民族在经济发展、军事实力、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文明贡献上一律平等?拜托,不要拉低秦晖的思考水平好不好!正是商昌宝先生认为的民族有优劣,从根本上否认了各民族的平等尊重和“族格”平等吧。
非常有意思的是,商昌宝先生引用了《圣经》,认为“之所以如此强调律法面前的人人平等,根源还在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和启示”,这里的问题是,商昌宝先生是否认为,不信上帝的人,就不应该受到平等对待呢?不信上帝的国家,能否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日本第一大信仰是神道教,台湾第一大信仰是佛教。)不信上帝的民族,是否有资格被平等尊重呢?
上帝的博爱、宽容,是让你去贬低其他民族的吗?
他进一步说,(平等)于宪政国家来说,虽是公民权利的体现,却无法避免政客为选票而谄媚大众的弊端。商昌宝这里体现出宗教保守主义者对平等的蔑视,我好奇的是,他是否是在否定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如果否定这种一人一票平等的民主制度,为什么要批评那些还没有一人一票制度的国家是落后呢?我们文化中没有平等的因素(姑且不论是否是事实),岂不是应该更先进?这是什么逻辑?
6.商文说,比如他(秦晖)说:“在中国反对信仰自由,强制推行‘国教’,这不恰恰是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同胞吗?”比如他说:“即使右派主张的反堕胎反同性恋,也只能采民主法治的方式,而不能搞中世纪式的宗教审判。”比如他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谓(中西)文化隔阂,真的有那么大吗?”比如他说:“其实在群己混淆神权专制的中世纪,基督教与我们的儒家一样被蒙上过‘虚伪’的恶名,看过《十日谈》的人就知道什么是西方式的‘伪道学’,什么叫‘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后来基督教能摆脱恶名,增强凝聚力,不就是靠那种制度安排划清了群己权界吗?”比如他说:“神权时代的欧洲基督教不虚伪吗?请看《十日谈》。苏联式的无神论理想主义高调不虚伪吗?”商昌宝认为,这些内容无一不需要商榷。
我认为,秦晖这段论证相当精彩,我不知道商昌宝要商榷什么?他说无一不需要商榷,但是后文对秦晖的这段论证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商榷,没有指出哪句有问题,哪个论证有错误。看了半天找不出半句。秦晖这段论证,有没有力量,我想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7.商文说,“至少相比于古典自由主义之父洛克,密尔是把“自由”的原理说得更清楚了,还是给弄混乱甚至背离了呢?如果答案不太好得出,那再向前追溯到4-5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以及使徒保罗,则基本可以判定密尔在创新的名义下,不但降格、拉低而且开始将自由主义引入歧途,因此可以说《论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滥用自由及其原理的叛逆之作。”
想问商昌宝先生的是,是不是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是不是自由一定要在基督教传统中才叫自由?离开这个传统就是叛逆、背离?是不是认为所有人都应该信基督教?
商昌宝甚至引用哈耶克的观点,“至少哈耶克就在《致命的自负》中批评密尔“很早就使自己处在社会主义的影响之下,并且因为这种偏见而在‘进步’知识分子中有了巨大的号召力,树立起了自由主义领袖和‘理性主义的圣人’的声望。被他引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数量之多,大概任何哪个人都无法相比”,哈耶克的立场大家众所周知,他反对社会主义也可以理解,但是哈耶克没有批评密尔离开基督教的传统把自由主义引入歧途吧?!哈耶克没有这么糊涂。保守主义者经常引哈耶克为同道,脸皮真厚啊,哈耶克自己写文章《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脸打的啪啪的响。
你是在讲政治哲学还是政治神学?
你是来传教的吗?
你是不是离开了基督教义就不会思考了?
三、问答部分。
第一个问题非常有水平:以什么标准来判断文化的高下?一个文化从低到高的转变靠的是什么?动力机制何来呢?
商昌宝答:如果我们不把文化的定义或内涵确定一下,仅做笼统意义上的比较以及找出标准,这个问题是很难说的。比如说,通常说中国有3000年文化,美国有200多年的文化,从文明久远度和抽象意义上来比,高下是明显的。但如果具体来谈,比如涉及到制度层面的权利意识、自由理念等文化范畴和指向,那中国即使有3000年的文化也比不了200多年的美国。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涉及到制度层面的权利意识、自由理念等文化范畴和指向,岂不是古代民主的发祥地希腊文化、古代共和的典范罗马文化,比美国文化更先进?但是为什么这么伟大的文化,希腊和意大利并没有率先实现现代化,建立现代文明?为什么没有在2000年前就实现现代化,而要把这些遗产留给英国、美国,由他们去开创自由陷政和民主共和?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真自由?自由和信仰之间具体是什么关系?
商昌宝答(其中一段):
由奥古斯丁这个自由意志论,去看密尔的问题。密尔说,我只要不妨碍别人,就是自由的。我们可以问密尔,你如何能够保证你的自由行为不影响到别人?比如说在家里抽鸦片,影响到别人了吗?没有。可是如果抽鸦片上瘾,把房子卖了,钱还不够用,那就想去偷去抢,这种情况下,能说你的自由没影响到别人吗?
我读到这里就想笑,密尔就是要跳出基督教的传统来谈自由,他讲的就是政治自由,你非要从基督教传统中去批评密尔。密尔的《论自由》之所以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经典,就是因为他纯粹关注的政治自由的问题,而非神学自由、意志自由的问题,否则《论自由》怎么不是神学经典呢?
然后商先生说,“比如说在家里抽鸦片,影响到别人了吗?没有。可是如果抽鸦片上瘾,把房子卖了,钱还不够用,那就想去偷去抢,这种情况下,能说你的自由没影响到别人吗?”我真的是想爆笑。人有自由意志,有些人行善,有些人作恶,因为这些人作恶,这些恶行是不好的,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因为这些恶行存在,所以应当取消人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吗?然后你想论证什么?密尔背离了奥古斯丁的自由传统导致恶行的出现?姑且不去扯神学自由意志问题,假定中世纪没有背离奥古斯丁的自由传统,难道中世纪没有恶行吗?
商昌宝进一步说:密尔在《论自由》中第一句话就说“这本书不探讨自由意志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要探讨政治上的自由。好,你可以探讨政治上的自由,也可以不探讨自由意志本身,但是你不能违背奥古斯丁那个自由意志的问题,否则就可能是滥用自由。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密尔并不是很懂自由,或者说不想探讨真正的自由,因为他的理论本身就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就是以自由为名滥用自由。当下欧美社会出现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滥用自由的结果,所以说他违背了洛克和奥古斯丁。
商昌宝认为美国今天很多问题,都是背离了洛克和奥古斯丁,我觉得他主要是说背离了奥古斯丁吧?我不清楚这个说法美国人有多少人同意?你是不是觉得今天的美国应该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甚至恢复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传统?为什么不能够跳出奥古斯丁的传统来谈纯粹的正治自由?为什么一定要在基督教的背景中谈正治问题?
四、萧三匝总结
萧三匝说,仅就制度谈制度,仅就文化谈文化,根本无法分辨出优劣高下。为什么?因为缺乏绝对的价值来作为绝对的判定标准。所以我就要提出一个问题,文化的前因与后果。我先抛出我的结论。我的结论是:文化的前因是信仰,文化的后果是制度。
我觉得这才是商昌宝和萧三匝的核心论点。也就是制度归因于文化、文化归因于信仰,而信仰中只有基督信仰才是信仰,基督信仰中新教信仰才是纯正信仰,是最高的,所以不信基督教就是没救的、不道德的、劣等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高论?你是来传教的吧?
五、结语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刘军宁先生的观点。刘先生在其公众号存在之链里面的文章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信雅威(上帝),要么信法老,不存在中间地带,中间是红海。
而反观商先生这种思考质量和粗糙论证,批评秦晖,“流于表面、不得要领、避重就轻、游离中心、失了荆州、再次迷失,对于自由主义应该是缺少深入研究”。总感觉只要信了基督教,就表现出迷之自信。此外我发现,欧美学者中有基督教信仰的大有人在,但他们的学术质量都很高,为什么一些中国学者或是华人学者,一旦有了基督教信仰,学术水平就直线下滑?这是为什么?似乎很难归因于种族吧?莫非要归因于信仰?
最后说下保守主义,尤其是宗教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者对传统念兹在兹,但是当你告诉中国的保守主义者,JD教不是你的传统时,保守主义者说基督教是普世的,传统是可以逐渐改变的,在信仰基督教这点上,保守主义者体现了激烈的反传统色彩;当你以同样的逻辑告诉保守主义者,传统是可以逐渐改变的,有些人在追求传统中没有的堕胎权时,保守主义者告诉你这些内容是违反基督教义的,基督教教义是不容置疑的;保守主义者刘军宁在《保守主义》一书中提出保守主义的多样性原则,刘军宁写到,“整齐划一的社会注定是违背人性的社会,强求一律本身将使社会发展失去动力。没有多样性,自由就失去了基础,文化和社会生活也会随之陷于贫困。”但是伦理上的个人主义和多样性,保守主义者真的接受吗?另外一位保守主义者王建勋就明确反对变性手术和变性,遑论堕胎权和同性婚姻。他认为这违反了自然;当你告诉保守主义者同性性行为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动物界的弱肉强食就是自然,人类文明就是反自然,保护弱者、平等尊重,保守主义者说他们的道德秩序是超越性的、不可变的、客观的真理;当你给保守主义者指出他们最看重的哲学流派是英美经验主义,经验是反对超越的、不可变的、永恒的,保守主义者说他们坚持不完善的原则,人的本性中总有一些缺陷,理论也是如此;当你按照同样的逻辑告诉保守主义者,既然坚持不完善的原则,那么理性是有限的,德性是有限的,智性是有限的,同样信仰也是有限的。理性有局限,同样信仰也有局限。保守主义者说,哦,不不,信仰是无限的;当你以同样的逻辑,告诉保守主义者,现代人应当有权根据自己内心的道德感,决定自己的价值选择。保守主义者会告诉你,绝对的个人自由会被滥用,会消解传统价值,个人只有在小共同体中才有生命力;当你告诉保守主义者,大共同体本位会压制个人自由,小共同体本位也是如此,一些古老部落的童婚制度符合他们的传统文化,但难以被现代社会所接受,保守主义者说,他们的传统是坏的,我们的传统是好的;当你告诉保守主义者,不好的传统应当通过渐进的方式,逐步改变,保守主义者告诉你,是的,我们同意渐进改变,但我们不支持任何人渐进改变;当你告诉保守主义者,立论应当逻辑自洽,不能只诉诸信仰,刘军宁会告诉你,“理性主义是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 激进主义是理性主义的政治表达”;然后你告诉保守主义者,理性主义并不一定是激进主义,理性也并不一定和经验对立,重视经验本身就是理性的一种表达,经验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理性主义,我们历史上既没有理性、也不重视经验的文革,造成的灾难还少吗?保守主义者说,哦,你说的都对,但我就是不想听。保守主义者说他们在保护传统、保存自由,但如果秦制就是你的传统、没自由就是你的“自由”,保守主义者又当如何保护传统、保存自由?
我觉得保守主义,尤其是宗教保守主义这艘大船快沉了。原因无他,一是人们的观念进步了,二是保守主义那套逻辑,已经越来越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限权、小政府、保护私产上面高度一致,绝大多数的分歧都在伦理层面,自由主义者坚持伦理个人主义,而保守主义者坚持伦理集体主义。或诉诸社群,或诉诸信仰,总而言之个人伦理选择应当受到约束,包括变性、堕胎、同性婚姻等。如果中国的保守主义,一定要和基督教绑定,那将注定穷途末路。就目前而言,这些保守主义者的思考质量和理论建树,都乏善可陈。